先秦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的刑法

西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政权建立以前,即“前国家”时代,其祖先就已与中原发生着以战争为主要形式的往来。战争催生着中国古代刑法起源的同时,也影响着中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刑事政策及西南少数民族本身的刑事行为规范。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建立以前,很     

中国古代各民族间的战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具有光辉的文化传统、幅员辽阔、由众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中国内部各兄弟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是经过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实现的。可是几千年来,在剥削阶级的文人笔下,对于中原地区的汉族政权对地处边睡的少数民族地区用兵,有抑有扬,众说不一;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挥兵逐鹿中原,则被骂成“以犬羊而干天纪,以夷狄而乱华凤”①。直至今日,仍有些史学论者认为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问鼎中原的战争阻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因而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原…     

先秦时期化解政治冲突的和平手段及其历史影响（英文）

中国人自古就有爱好和平、崇尚以和为贵理念的悠久传统。先秦时期,许多政治家依托于特定社会与文化基础,试图利用和平手段化解矛盾、缓解冲突、团结盟友,为妥善解决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复杂关系,开拓了除战争等暴力手段之外的重要选项,积累了丰富经验。这些手段中最具代表性的包括政治解决、政治联姻、因俗简礼、誓诰诅盟等。有别于战争等暴力手段给民众、社会带来极大负面影响,和平手段最大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痛苦,降低了社会代价,对于促使民族融合,推动国家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和平手段的基础之上,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酝酿出和亲、羁縻、互市等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新模式。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发掘中国古人化解政治冲突的智慧,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与社会主义自治民主

社会主义是否具有克服旧的或建立新的国家与国家政权的现实基础呢?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的国家呢?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阐述是否充分?我认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十分完善的国家消亡理论。这方面的总的原则思想和发展方向也不够明确。     

“民主社会主义”述评

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与正确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是当前开展社会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课题。本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栏目登载了这方面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从多侧面阐述了坚持党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必要性,分析了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所在,并批驳了在这些问题上几种错误观点。这些有理有据的论述,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无疑是有裨益的。     

"远国家"社会形态下的刑法话语——析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研究意义

对刑法的研究历来被置于国家制度的背景之下,中国历史以来作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古代中原政权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完全深入,为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一种“远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刑事习惯法也获得了发展与成熟的契机。对西南少数民族历史上存在甚至至今留存的刑事法律进行研究,将有助于当前国家刑法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践及深入展开有益的探索。     

试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

本文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是由各民族政权的属性及其与主体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的。作者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北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阐明这些政权发展的层次及特点,并把北方草原的游牧型及东北地区的农业型政权作为“边境”民族政权的类型;把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开创的封建割据式政权以及北朝作为“中国”的民族政权类型;而夫余、高句丽等政权则是不同样式的奴隶制政权。建立在中原的属“中国”型政权,建立在边境的属“边境”型政权,同在“天下一体”之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体观是历史形成的,它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的背离与重合——中国古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进

中国古代的"中国"与"国号"存在背离和重合现象.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这些政权虽然可以称为古代国家,但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国家政权.而中国古代的"中国"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概念,与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存在背离现象,但有时也用来指称政权,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的自称,在古代"中国"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种"中国"自称与各个政权皆自称"中国"的统称仍然存在背离现象,只有在历史上中国处于统一的情况下"中国"与"国号"才会出现某种重合,这种重合经过元明时期的发展,到了清朝时期最终完成,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与"国号"才最后实现了统一.另一种情况是后来的政权在追述本朝历史或议论以前各个朝代时,对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多个政权的通称,这种通称虽然与一些"国号"也会出现某种背离,但基本上符合古代中国历史实际,并成为我们认识前代历史的一种准则,今天认识中国历史疆域也应该遵循这种准则.     

慕容鲜卑早期历史探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

"幕容"之称应当源自檀石槐时期的中部大人"幕容",作为姓氏固定下来是从慕容廆开始的.慕容氏起源问题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过程中,统治者对其族属认知的共性问题.在民族心理上,少数民族政权首领对华夏的认同,是这些少数民族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提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还是将祖先追溯到高辛氏后裔,都认为慕容鲜卑是流落夷狄之地的华夏子孙.这种比附的目的不会是只将慕容鲜卑的祖先追溯到华夏始祖黄帝身上就完结的,换言之,"华夷共祖"思想的落脚点应该是在黄帝及其子孙居住的中原之地上,中原地区自然成了幕容廆祖先的居住地.因此,"华夷共祖"思想无疑为慕容鲜卑政权日后得以进军中原做了舆论准备.     

汉代的民族交往与民族融合

汉代的民族交往,主要是指汉政权与边地各少数民族政权间的交往,也包括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与四邻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往来;而民族交往的结果,则是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的汉化。其中汉匈和战,导致了匈奴的衰落和分裂,促进了南匈奴的内附和逐渐汉化;汉通西域,将西域从此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汉与西羌的交往,促进了西羌的内迁和民族融合;汉与东北各族的交往,促进了汉文化的传播和东北各族的汉化;汉"和集百越"与设郡统治,促进了百越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越人汉化;汉开发西南夷与设郡统治,则促进了西南夷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西南夷因仰慕汉德而内附和归化的愿望。毫无疑问,汉朝的民族交往,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形成了中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的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疆域基础,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论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起源及形成(1868—1938年)

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日本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然而,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它却后来居上,较早地发展并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出现这一现象的历史根源何在?这一经济制度又是如何发展确立起来的?研究它并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刻地认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属性,显然是大有裨益的。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萌芽——国家自由资本主义(1868—1905年)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垄断资本两者紧密结合的产物,因此它     

论少数民族政权对古代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影响和贡献

北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北朝法制建设成果颇丰 ,为隋唐以后封建社会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辽、西夏、金、元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对内地汉族传统法律制度的学习效仿 ,创建了自己的法制 ;又结合民族的特点和习惯 ,丰富了民族法制的内容。清朝是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封建政权 ,它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法律制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少数民族刑法

三国时,随着蜀汉政权的政治重心向西南地区靠近,国家刑法更有了实践的条件与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虽政权屡经更替,国家刑法仍然通过地方行政官员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姓而得以直接或者变通地实施。而当地的刑事习惯法,有的则已开始受其原始宗教或外来宗教的影响,形成这一阶段西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的特色。     

中国古代国家观的新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冲突与融合进一步发展.雄踞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以及后来的元朝和清朝,对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建立国家政权和相关制度的过程中,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或"因俗而治",或易俗而"行汉法",在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风俗的基础上,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历史上或当时主流意识的国家观及其制度,分别建立起颇具特色的国家政权.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则从历史之势、历史之变与常相统一的思想出发,对其进行总结和阐述,为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二战时期的苏联“伪军”

正二战期间,苏联也出现过大批"伪军",其成员来路复杂。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苏战争。苏联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仍有数百万苏军官兵在战争初期沦为德军俘虏,部分人当了"伪军"。苏联伪军的构成背叛祖国、替纳粹德国侵略者效力的苏联军民,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第一类,是丧失了政权的原沙皇政府的武装力量残余。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仅半年多时间,当14个资本主义国家联手对新生政权进行武装干涉时,这些武装力量残余趁机对苏维埃政权发起了反扑。尽管遭受失败,但企图夺回政权的野心始终存在,只要一有机会,这股残余力量就会冲到反击苏维埃政权的最前线。因此纳粹     

清初八旗汉军的地位和作用──兼论清初政权性质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兵入关南下,一场激烈、复杂的战争拉开了帷幕。大战之后,仅有几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满族,成了这个已有半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的统治民族。这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长期以来一直激动着研究者们,他们力图从各方面来加以说明。我认为,满族能够成为统治民族的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满洲统治者对八旗汉军的成功利用。就是说,八旗汉军是促成这个结果的最重要的角色。本文拟就八旗汉军在清初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清初政权的性质等问题谈一点看法。 清军入关后,随着民族征服战争的逐步升级和民族高压政策的不断强化,全国各地掀起了大规模…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影响新论

两伊战争对复兴党政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社会层面。在政治层面,复兴党政府和军事行动加速专业化;国家的集权统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民主的表面化;国内反对派对复兴党政权威胁加大。在经济层面,两伊战争的经济形态后果是私有化的盛行,其目的却是政治性的;经济重建面临难题;债务问题;油价危机。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伊拉克爱国主义来增加对战争的合法性;争取什叶派的支持;放弃泛阿拉伯主义;对哈希姆君主制王朝的重新认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乡经济结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     

试论五凉的三个儒学中心

十六国时期,河西是五凉政权的主要所在地(南凉还包括今永登和青海湟水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特殊,相对较为安定。这种安定的环境,吸引了大批战乱之地的人民前来避难。在这些避难者之中,包括着大量的文人墨客和硕儒大家,他们把中原发达的儒学文化带到了河西,在在凉统治者的提倡之下,河西地区在100多年里,成为北中国名副其实的儒学文化中心。具体说来,五个凉国中,有两个汉族政权和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考之实际,按历史顺序来分,先     

历史地理思想的发展与文明传承观念的深化

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和统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地理思想的角度宣扬大一统政治观与历史观的传统由来已久,而宋、元、明、清时期的表现则更加突出.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观念深入人心,则是这一社会现实在史学领域的一个突出反映.无论是全国各族统一时期,还是地方割据政权并列时期;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只要是建立在中国疆域之内,无一例外地都以中华文明的传承者自居,历史地理思想与文明传承观念进一步发展与深化.宋、辽、金时期学者对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元代统治者注意从历史地理角度认识元朝所处的历史地位,以及明清时期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认识的深入,都是对这一观念的诠释.而这一观念的深远影响,反过来又对维护祖国统一与国家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