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诗派的精神世界及其诗歌的深层意蕴

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这一诗派以“苦吟”为创作态度,以追求“险怪”的诗美著称,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明确的诗歌风格,并且具有较庞大的创作阵容,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对其诗歌的深层意蕴进行探索尝试,以期揭示其得以形成的精神上多重矛盾的原因。     

论韩孟诗派主体心性的强化与艺术表现的变异

本文阐述了韩孟诗派有别于盛唐诗风的新变特色：一、韩孟诗派重主观心性，形成了由任心放意造成对自然物象的驱动、剪裁乃至重铸的审美特点。二、韩孟诗派在语言变革上的刻意出新。三、韩孟诗派开创了“以文为诗”的先河     

论韩孟诗派的组合条件及其文化史意义

作为中唐时期的重要文学流派，韩孟诗派的聚合有其必然性。首先与大历、贞元年间江南诗人文学思想与创作倾向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其次诗派成员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乃至遭受压抑的现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具体诗人个性禀赋及气质趣味相似相投。韩孟诗派以奇险为创新的艺术精神与总体风貌，既有时代因素的促成，又有历史传统的延承，表现为审美时尚与诗史进程的联结与交汇。其结果既是诗人艺术个性的发挥，又是时代性文化精神的体现，更是文学史逻辑推衍的必然，具有多重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清代高密诗派的诗学突围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领袖,与其兄李宪噩、其弟李宪暠等人一起推动了乾嘉诗坛宗中晚唐风气的发展。他深受韩孟诗派影响,在诗学上宗法韩愈、孟郊,在诗歌创作上尤宗贾岛。这使其诗风与当时诗坛所笼罩的盛世之音区别开来,并对之后以韩孟诗派为宗的宋诗派、同光体产生影响。李宪乔及高密诗派对韩孟诗派"寒瘦清真"诗歌风格的重视,不仅反映出清代诗坛审美趣味的新动向,更是对清中期盛世诗学的一次重大突围,其堪称清诗物华反素、势大将收风格转变的关捩。     

论刘禹锡诗的艺术追求

作为崛起于中唐诗坛的一支异军,刘禹锡诗有着自身的卓异面目和独特风貌,这与诗人别具一格的艺术追求自不可分:他把“境生于象外”视为诗歌艺术美的极致,为使其诗具有“象外之境”而作了锲而不舍的努力。 唐诗发展的浪潮由盛唐泻入中唐后,出现了九曲回环、九派分流的局面。大历年间的相对低潮过去之后,贞元、元和之际再度掀起了涛飞浪卷的洪峰。时代所造就的一大批诗人沿着不同的道路登上了诗坛。他们都不愿“随人作计”、“袭人衣钵”,纷纷将探求的触角伸向新的领域,以各不相肖的艺术实践,促成了中唐诗歌的繁荣,而繁荣的主要标志便是风格和流派的众多。中唐诗坛最有影响的是元白和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平易通俗见长,韩孟诗派以奇险怪僻见长。尽管他们在风格上的差异很大,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论元代的诗派及其宗唐复古倾向

“遗民诗派”、“雪堂雅集诗派”、“延事占诗派”与“铁崖乐府诗派”,是活跃在元代诗坛上的四大诗派。“遗民诗派”由金遗民诗人与宋遗民诗人两大诗人群体组成,他们一方面于宗唐中讨生活。一方面则反复吟咏着亡国之恨与遗民之哀。“雪堂雅集诗派”与“延祐诗派”为元代中期诗坛的中坚．在“转而学唐”方面,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就。元末以杨维桢为首的“铁崖乐府诗派”,以“力复唐音”与“宗唐复古”为己任,使得“古乐府”的创作在当时成了一种风气,并于明初诗坛产生着深远影响。     

唐人论唐诗——中唐诗论家之身份地位及其理论学说

唐诗发展经过盛唐高峰期后,承接的是中唐诗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求"新"、求"变"。所谓"中唐新变",是指从贞元、元和年间开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学说出现崭新面貌,如韩孟奇险,元白平易,形成一股创新潮流。这些诗人,既是诗论家,亦大多是有功名官职的政治家;其诗论有承接杜甫现实主义带有儒家诗教色彩的"风雅"论,也有继承王昌龄饶富创作艺术的"诗境"说。在承先启后之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突破。例如,中唐诗人宗儒尚"风雅",然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突破性地选取女性诗及僧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下开辟"雄肆险怪"诗风;白居易主张较为"意激"的"讽谕美刺"说;还有别具一格,由诗僧皎然、权德舆等倡导诗心禅趣之"意境"说,都是唐人新创。其贡献价值不仅在于古典诗歌,也在于现代诗歌之尚意韵味流。如此,中唐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深度。     

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

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诗坛风云之际，刘禹锡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没有在两大诗派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丧失本真、盲目趋同，最终凭借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成为足与两大诗派相颉颃的一支异军。刘禹锡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等三方面，而这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     

冯至对中国新诗的贡献

"人以诗名,诗尤以人名",极目古今文坛诗苑,莫不如此.现已八十高龄的诗人冯至先生,是新诗六十年来,真正能够领一派风骚的诗人之一.尽管在过去,他是一位少有声响的"沉钟"诗人,但是,我们只要正视艺术价值的客观性,摒弃历史偏见和简单的批评方法,就会为其诗情、诗艺、诗境和诗美所陶醉,明确其为中国新诗所作出的贡献.一、婉约诗风的名家现代散文大家和诗人朱自清曾把新诗的前十年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一般说来,这种分法是对的,但仔细推敲,似还可以补充.显而易见,自由和格律诗派是从诗的外在形     

永嘉四灵与上饶二泉

文章从永嘉四灵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四人,以及上饶二泉赵蕃、韩漉二人,从其六人诗集之中钩稽出他们互相交往的诗作,并进一步扩大至永嘉四灵诗派别的诗人与二泉的交往。在这些交往之中,可以得出晚期江西诗派诗人与四灵诗派较为密切的交往,藉以说明隶属不同诗派之诗人亦可同声共气,互相影响。     

清后期至五四诗论发展的逻辑进程

清后期至五四诗论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深层逻辑。翁方纲的诗论是清后期宋诗派的源头;从乾嘉诗风中脱换出来的何绍基的诗论,其主流是宋诗派,其偏枝则由林昌彝走向黄遵宪和梁启超;宋诗派是从乾嘉诗风进至维新派诗界革命论的中介;维新派虽与宋诗派有差异,却未构成直接冲突,冲击了宋诗派主流地位的是以柳亚子为代表的部分南社诗人。从清后期至五四诗歌发展演化的过程来看,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不仅标志着一个诗学史阶段的逻辑终点,而且为五四新诗阶段的到来作了重要准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     

诗派标准与“岭南诗派”

从元末明初开始,岭南诗人群已作为一股有影响的力量而崛起于诗坛,该地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日见繁盛的局面,这表现为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作品数量庞大,而且在每一重要时期,骚坛差不多都有其公认的领袖.岭南诗人向来“法汉宗唐”, “诗风雄直”,作品地方色彩鲜明,有着大体一致的审美旨趣.岭南诗人群体在元末明初崛起之后,便引起了岭内外诗评界的关注,在明中叶以降数百年中,一直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而受到评家的重视与认可.历史事实证明岭南诗派符合诗派的基本标准,但岭南诗派组合松散,没有系统、成型的诗学理论或纲领主张,前后也不存在继承关系,因此算不上是“自觉的”诗歌诗派,只是“非自觉”或“半自觉”的诗歌诗派.     

"江湖"非"诗派"考论

南宋中后期诗坛是否存在"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否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所谓"诗派",是江湖诗人群体研究的一个基础的问题.揆诸史实,南宋中后期诗坛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江湖诗派".明确地以江湖为"诗派"且对后世造成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是四库馆臣,但即就四库馆臣的立论而言,也是缺乏依据的.南宋江湖诗人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和纽带的诗人群体,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诗歌创作的现象,而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象.     

略论江湖诗派产生、发展的原动力

绵延于南宋中后期的江湖诗派,是一个以刘克庄为领袖、以杭州书商陈起为声气联络、以当时的江湖游士为主体的庞大的诗人群体. 据考证,隶属江湖诗派的诗人有一百三十八人之多,是有宋一代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诗歌流派,就连声威显赫的江西诗派都难望其项背(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然而奇怪的是,一千年来没有哪一个宋代的诗派,像江湖诗派一样受到的差不多都是冷嘲热骂,几乎没有称许和赞扬.     

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表现

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古诗文革新十分兴盛.在诗歌方面,韩愈因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不因循守旧,从而使其创作有了个性化风格,别开诗界面目.韩愈诗歌作品风格多样,其中尤以怪怪奇奇、险奥隐晦的诗歌著称,形成了险怪奇崛的审美风格.对韩愈诗歌的"怪奇"风格进行研究不但可以深入了解韩愈诗歌的特殊风貌,而且对"怪奇"风格本身的特点研究也具有推动作用.陌生化语言的运用、新奇的意象、以文为诗三个方面是韩愈诗歌怪奇的风格的主要表现.     

惰痴与心诗——再论李贺的诗歌特点

李贺,中唐韩孟派诗人中的代表人物,以写神仙鬼怪而成为诗界之"鬼才".本文力图在中唐社会的大背景下,从他的家庭环境、生活阅历及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感知能力等方面,结合他的诗歌创作,去揭秘诗人那寄情于诗,痴心于诗,以心为诗的精神世界.     

晚清民国时期中晚唐诗派及其诗歌史意义

本文考证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晚唐诗派,这一诗派的成立与命名来源于其诗学宗尚,推崇李商隐和温庭筠成为他们独特文风的来源,也是流派成立的主要依据.中晚唐诗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领袖,成员包括湖湘诗人群、安徽泗州家族诗人群和后辈弟子诗人群.中晚唐诗人普遍有自开一派的强烈动机,推动了晚清绮艳诗风的流行.他们将与温李有关的属对精工、善于用典等标准,进行了踵事增华的发挥,将温李与元白相结合,同时能够诗学百家.中晚唐诗派是一个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开拓的诗派.在新名词入诗的热潮过后的“后诗界革命”时代,仍然在进行变革尝试.樊增祥提出的“每存新理废名词”是在尝试解决旧体诗和新名词之间的艺术冲突,易顺鼎以“凌乱放恣”为特点的诗歌,都在寻找诗体解放的新方式,是从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个过渡.     

身为知州,心向寒士:刘大观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刘大观是清代高密诗派中比较特殊的一位诗人。迥异于诗派中其他寒士诗人,他仕途顺利,曾经位居知州。虽处高位,刘大观却早早勘破世情,表现出对寒士心态与诗学主张的强烈认同,因此,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主体身份与心态的悖反现象。在诗学上,刘大观以师古不泥古为原则,对高密派诗学进行了合理的吸收与发展;在诗歌创作上,他能遵从内心情志而自写本色,诗歌风格也随其年龄、经历的变化发生改变,总体呈现着清真雅健的风貌。     

论清代毗陵诗派诗人的文化人格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诗歌流派。毗陵诗派十分看重人品,诗人有较高的品格修养,他们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立身以忠孝为大;狂狷人格明显;传承东林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