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法并举 软硬约束 相得益彰

人类社会,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法律和道德这两种行为规范。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主要靠“他律”,靠外在的强制力发挥作用。即硬约束;道德主要靠“自律”。靠内在的自觉性发挥作用。即软约束。法律手段的效用,当然要仰仗社会成员守法的自觉意识,但在社会成员违法犯罪和蔑视法律规范时,法律可以依靠国家机器强制执法,包括采取剥夺公民权利。限制人身自由乃至消灭肉体等极其严厉的措施。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特征和标志。建设生态文明 ,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以人为本。它离不开科学技术手段的支持和法律制度的保障 ,更离不开文化意识的支撑。科学技术是基础 ,法律是硬约束 ,生态伦理是软约束 ,三者有机结合 ,互为补充 ,互相制约 ,并最终落实到科学实践当中     

打造从政策到法律的补贴制度升级版——以新能源汽车骗补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补贴制度多以政策体现,缺乏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补贴政策虽有一定的激励功能,但也存在不少局限。当前,补贴制度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法律之轮"尚未运转。法律制度的欠缺主要表现为:在政策与法律间,重政策而轻法律;在法律调控上,重下位法而轻上位法;在制度设计上,重实体而轻程序;在目标导向和机制上,重激励而轻约束。我国补贴制度需要从政策升级到法律层面,改政策的"单轮独行"为政策与法律的"双轮驱动",在立法方面,要实现补贴立法与补贴政策的同步;在法律规范方面,要完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以填补制度漏洞;在法律机制方面,应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     

论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关系的法律调整

保险代理人是保险公司据以展业的重要手段.理论上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仅存在一种代理的关系;但在实务中,保险公司通常利用自己的内部规章对代理人展业过程中的活动进行约束,对于这种约束是否构成劳动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从而适用劳动法的调整,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笔者以为要在正确区分保险公司与保险代理人不同层面法律关系的基础上决定引用劳动法或民法进行调整.     

法官良心论

法官良心和法官良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后者围绕前者而波动,波动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对法官的约束机制。在一个良性的约束机制里,法官良心就会有较为良好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一个恶性的约束机制里,法官良心就会有恶劣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官良心是不可改变的,法官良心的表现形式却可以通过改善约束机制而大为改善。这才是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法官良心论

法官良心和法官良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后者围绕前者而波动,波动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法官所处于的约束机制。在一个良性的约束机制里,法官良心就会有较好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一个恶性的约束机制里,法官良心就会有恶劣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官良心是不可改变的,法官良心的表现形式却可以通过改善约束机制而大为改善．这才是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论“泛政策化”陷阱

中国存在泛政策化的传统,一是统治者习惯于用政策和行政命令的手段治理国家,二是把法律也当作政策来处理。政策应该被理解为行政机关的行动和自主的决策,公共性和规范性是其内在属性。如果说政策决定行动的性质和内容,那么策略则属于行动技巧的范畴,政策的策略化消解了政策的严肃性,扩大了公共权力部门行使行政权力的自由度;法律是关于政府行动和自主决策的制度约束,政策与法律的混同容易导致国家治理的唯政策化和以行政法治的名义消解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政策科学不仅仅是追求政策的优化,在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中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科学的公共政策观念。     

法官良心论

法官良心和法官良心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后者围绕前者而波动,波动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法官所处于的约束机制.在一个良性的约束机制里,法官良心就会有较好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一个恶性的约束机制里,法官良心就会有恶劣的外在表现形式.法官良心是不可改变的,法官良心的表现形式却可以通过改善约束机制而大为改善,这才是法律职业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秦律中的奖励与行政处罚

秦信法家,行法治,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法制。奖励和行政处罚都是秦法制的重要内容。在秦统治者及其理论家看来,法律之所以能约束臣民,使之按统治者的要求做事,主要是因为有赏与罚的手段。商鞅认为,“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而“好恶者赏罚之本也” (《商君书·错法》)。国家就是要针对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设赏使民趋之而为国家效力,设罚     

关于民族地区法律认知及法制观念的思考

在法制建设中,法制观念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对海原地区法制观念现状的调查文卷统计分析,不难发现,该少数民族地区存在认同法律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法的知晓程度低;关心中国的法制建设,但对司法公正缺乏信心;道德的约束力量要大于法律,缺乏对法律的信仰;知行不统一,没有形成法律习惯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法制环境因素、贫困因素、教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论法治的可欲性及其限度

文章从人性视角出发,指明了法治可欲的四种路向:在需要层面,需要的互异冲突使法律可欲;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和社会信用的缺场,使法律获得历史出场;在道德的软约束面前,法律成为最佳选择;超越人治,法治可欲.法治可欲的同时又具有限度,这是合理需要与不合理需要的矛盾,理性需要和非理性需要的矛盾,是人性自身矛盾的表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自发的无政府经济,需要强化经济管理,要求在管理中除运用经济手段外,要合理有效地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市场经济赋予法律和行政手段以新的内容和操作方式。我们要正确认识法律和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中     

论道德法律化的负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转型期社会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等现象的存在 ,以及道德约束力趋弱的问题 ,“道德法律化”或“道德规范法规化”的问题逐渐凸显为一个我国伦理学界 (包括法学界 )普遍重视并探讨的课题。从目前学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认识及道德法律化的阐述来看 ,道德法律化的含义应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 ,道德法律化是伦理制度化的主要内容 ,一般是指在道德建设中将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转化或规定为制度 ,尤其是法律制度 ,目的是以制度这种硬约束手段 ,规范并提高人们的道德行为水平 ;从狭义上说…     

论近代以前中西方法律的本质差异

近代以前的中华法与西方法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法律。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内容是"契约",而我国法律的基本精神与主要内容,则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尊卑等级秩序与稳定。二者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三个方面:中西方法律制定的出发点不同;中西方法律的制定者不同;中西方法律的各自约束对象有差异。     

制度的变迁与超越--婚姻法修改之断想

婚姻法是一部与人们生活水乳交融的法律,建国以来,没有哪一部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如 婚 姻法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立法开始真真切切地成为市民所关心的问题。婚姻法修订 已不再仅仅是立法者或法律专家的话语了。在这场所几乎可以说是全民性质的大讨论中,各 种意见林林总总,不少人要求将诸如婚外恋等问题纳入到婚姻法的调整范围之内,要求扩大 重婚罪的范围,甚至还有人要求通过法律的手段约束所谓的“网络婚外恋”。与此同时,人 们在对婚姻法修改事宜密切关注的同时,对修改后的婚姻法的功能、作用,也寄予了更高的 希望。笔者认为…     

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法律解释活动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法律渊源与法律事实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基础;法官通过对法律与事实进行解释,创造出针对个案的裁判规范,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结果,它是法官判决中说明理由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其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渊源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一个明显的限制,无论是正式法律渊源还是非正式法律渊源都在约束着法官的创造活动;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另一个限制,因为法官必须对自己的判决理由进行说明,这种说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论证过程决定了法官的创造活动要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限制。     

论治安秩序管理中强制约束之法律控制

强制约束是治安秩序管理中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对特定相对人采用的即时强制手段,运用十分普遍。然而,由于现行法律制度不完善,实践中又多有执法不规范的现象,从而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通过对强制约束制度的认真审视以及对执法现实的反思,从法律层面及实践层面强化和完善强制约束的法律控制,对于规范强制约束行为,保证极端权力不偏离法制轨道,确保其功效得以最恰当的发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律解释、哈耶克的知识论与哲学解释学

法律文本存在多种理解的可能性,依哲学解释学的观念,这一可能性根源于人的存在方式.相应地,法律解释是在法律文本的多种可能性理解中作出选择的过程.根据哈耶克的知识论,这一过程是受社会共享的"一致意见"约束的.在此意义上,法律解释不同于科学发现,解释过程受制度的约束,而不是纯粹客观的过程.     

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关键词展开——一种解释论的进路

目前我国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主要依靠民事手段和刑事手段。从民事手段看,涉及的法律规定主要是《著作权法》和《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从刑事手段看,涉及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和第218条销售侵权的复制品罪的规定。笔者认为我国的《著作权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存在较大的隔阂,无法实现有效的沟通和连接,这主     

生态环境问题的道德因素及其调适方法

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人类自身的行为失范所造成的,其中不乏道德问题.解决生态问题不仅要靠科技的、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而且要靠道德的手段,即发挥生态道德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适作用.主要方法有三:引导人们用道德理性节制自己的欲望和需要,促进发展、科技、消费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强化全社会的生态道德教育、约束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