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历史决定论

韩东屏教授主张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决定论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本文循其阐释脉络从历史和历史决定论两个方面提出置疑:其一,由人的活动出发展开的历史画面千奇百怪,没有统一的制度,也没有制度决定的统一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方向。人创造历史活动的一般特点,是在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制度是"思想-行为"的中介,它虽然作用巨大,却也只是影响人的活动的要素之一,受制于其他要素并随其他要素的变化而变化,故不能简单地认为制度决定历史。其二,"制度决定历史的规律"如果仅限于"具体的社会或国家",它便不能回答历史决定论的"终极原因"之问,历史有规律不等于历史被决定,由制度的作用能够推出历史确定性,不能推出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探微——兼评历史选择论

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是历史决定论,而不是历史选择论。文章认为,历史决定论并不否认历史主体的能动性、选择性,但历史主体的历史选择本身就是受主体需要、客观条件、历史规律等多种因素决定的,唯物史观在哲学史上变革的实质就在于科学地揭示了历史选择的决定论根据,从而为历史主体自觉地创造历史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评波普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诘难

波普针对历史观领域存在的机械决定论倾向，提出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虽然有某些积极意义，但从理论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完全否定了社会规律的存在和预测社会历史的可能性，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超越了机械决定论和非历史决定论，它是一种更高级的决定论，即规律决定论和选择决定论。     

论马克思历史决定论形态交替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依次经历了从理性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三个理论形态的演进和深化的过程。从大学时代的法哲学研究到《莱茵报》时期 ,是马克思的理性历史决定论的形成时期。从《莱茵报》到《184 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 ,是马克思的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哲学的贫困》时期 ,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形成时期     

对历史决定论批判的解析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论战,是本世纪以来科学和哲学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尤其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引起了极大的反思浪潮。本文将就卡尔·波普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中的关键性观点进行解析,如决定论、规律、历史的认识,试图廓清一些问题。     

唯物史观：历史决定论抑或历史目的论

不承认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或把唯物史观等同于历史目的论,其实是对唯物史观的误读。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这就为历史决定论奠定了科学依据。唯物史观不是从主观目的出发去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从主观意志出发去演绎历史发展规律,而是从“社会存在”出发去寻找历史必然性的依据,并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唯物史观揭示了决定人的“动机”和“目的”背后的物质根源,因而与历史目的论划清了界限。人的行为有主观动机,但历史演化并没有主观动机;人的行动有主观目的,但历史必然性却没有主观目的;人总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但历史发展方向却并不是由人的目标追求所决定的,因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厘清“历史合力论”“主观能动性”“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以及“机械决定论”,有助于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     

历史决定论视域下改造世界如何可能——重新检视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马克思批判吸收了维柯关于人是历史世界创造者和黑格尔关于历史主体是一个能动的实体的思想,并提出了历史决定论,生产力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人的生产能力;是人解决自然与社会之间实际矛盾的物质力量.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内在决定论,它在肯定历史规律是人在实践中形成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人的实践对世界的改造,从而实现了历史决定论和改造世界的统一.     

从制度的作用推不出历史决定论吗?——回应鲁鹏教授的《制度与历史决定论》

我的专著《制度的威力》对社会历史给出了"制度决定论"的全新解释。鲁鹏教授对其中的基本观点不以为然,认为"从制度的作用推导不出历史决定论"。这个反命题被他用两个步骤的论证支撑:一是证明制度的作用是有范围和条件的;二是证明制度决定论在"两个理解"即对历史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和对历史规律与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方面,都存在无法解释的问题。可是,在制度决定历史亦即决定人们的活动这个意义上,制度的作用其实并没有"范围"的限制,也不是要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而制度决定论关于"两个理解"的理解,实际上也不存在任何错误,包括使制度决定论给出的历史规律陷入自败。因此,制度决定论是可以成立的,继而历史决定论也是可以成立的。尽管能够确证历史决定论的"历史规律不是想找就能找到的",但并不意味着找不到,而且应该是已经被制度决定论找到了。     

历史:确定与不确定--评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 ,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批评。其批评的立足点就是认为历史不可预测。本文认为 ,波普尔实际上未能正确理解历史中的必然与偶然、历史的客观规律性与主体的能动选择性之间的关系。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 ,是与他的证伪主义原则的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历史决定论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针对各种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人们在捍卫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科学性时,实际上又使原本不贫困的马克思历史决定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决定论的贫困”,即在辩护中,马克思历史决定论被抽离了具体的生成过程、历史的丰富性和本体论承蕴而沦落为充满谱系风险、抽象思辨和现象学直观的贫困.     

优化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已经建立了九十多年,但学术界一直缺乏理论上的自觉,缺乏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科自身的研究,对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范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等其他中国近现代史分支学科以及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等其他专门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发展动因、研究方法、历史分期等都缺乏应有的讨论,难以取得高度的共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整体性文学史编写的两个纠结点——关于"打通"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然而反观这种整体性文学史写作现状,我们发现它们虽有宏阔的理论构架,但因缺乏“打通”整合的内在逻辑机制而给人一种拼盘之感。这里存在着两个阻碍彼此贯通的纠结点:“五四文学”和“体制化文学”。前者高悬,有意无意地被神话化了;后者沉沦,备受压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现当代文学整合进程的悬置或暂停。本文试从“整体性”的视阈对此进行清理和定位,以便使文学史书写在“现当代文学是一体”的思维理念下更加统一有序,也更加合历史合逻辑。     

对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建国60多年来,我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表现在研究内容方面是形成了两个特色,之一是个案研究,之二是群体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探究单个人物的经济思想,其中有一个热点,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人物研究。群体研究（宏观研究）就著作范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题型宏观研究,另一类是通史型宏观研究。论文方面,大致包括派别、通史式、思潮等群体研究。体现在视角方面是形成了四个较为值得关注的视角：外部视角、历史视角、现代视角、比较视角。视角不同,导致我国史学趋于多元、多样化。至于不足之处,主要集中于理论、方法、内容、资料建设及研究者素质等五个方面。总体看来,有关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准推进,不仅研究的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的方法需要多元,研究的内容需要拓展,研究的角度需要继续多样,而且资料的征引范围需要扩大,认知和思维模式需要革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有待深入,研究队伍有待进一步壮大,研究的结构有待继续完善与提高。只有在这几方面都有相当改观的前提下,该领域的研究才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

本文论述通过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对加强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很有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全球史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研究中的模式化、内在焦虑的问题亟待解决。现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是片面的写作。文学修史要借鉴历史的研究思路加以观照。“全球史观”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方法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有较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进化论思想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文学史观受历史哲学观的制约。作为近现代中国主要哲学思想之一 ,进化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观。但中国式的进化论思想有其严重局限 ,要突破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只有走出进化论的思维模式     

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点反思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近年成果颇丰,但也出现略偏于虚悬的倾向.思想史研究首先要让思想回归于历史,其次要尽量体现历史上的思想,第三最好能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特定思想观念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将我们史学中已经淡出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     

以求真求实的态度推进中国当代史的教学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相应地,中国当代史的教学也日益受到重视。作为大学历史系本科基干课程——中国通史的最后一段,中国当代史在各段通史中涵盖的时间最短,因为从1949年开始的当代史,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止于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不到40年     

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李平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开创性研究,始于二十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多部史著,无论在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上,都为近代史研究树立起一种全新的模式,在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事业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足迹。     

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