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语言不可译性的重新讨论

由语言形式、文化隔阂等语言之间的异质性所导致的文学语言的不可译性,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因此,有必要把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升到翻译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对不可译性的讨论并不导致不可译论,它的积极意义在于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立翻译再创造的度     

论公共道德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

公德是公共道德的简称。公德与社会公德不能混同使用。对公共道德的理解有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即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政治维度体现在公民与政治共同体国家这种纵向关系中,又可分国家如何对待公民和公民如何对待国家这两个向度;社会维度是指公民之间横向交往关系的维度。社会公德就是从社会维度论及的公共生活中的道德。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语言、审美、伦理三个维度

中国现代译论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挖掘和整理, 文章探讨了中国传统译论的三个维度——语言维度、审美维度和伦理维度。从历时方面看, 这三个维度的生成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密切关联性, 即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实践类型造就了维度的不同侧重; 从共时方面看, 这三个维度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立体的主体框架。同时指出, 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现代译论存在某种程度的同构性, 这就为我们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现代转化, 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译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做了理论上的论证。     

广告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研究：德国功能派译论的视角

以功能派译论为理论支撑研究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但功能派译论并非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由于英汉在语言和文化两方面都存在功能关联性特征,英汉广告互译中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上、意义上的流失、替换,因而弱化了目标广告文本在目标文化中的表达效果和劝诱功能,这就是广告翻译中的可译性限度问题。可译性限度存在于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可译和不可译是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连续体,随着语言文化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原来不可译的可能变得可译,有限度的翻译可能变得充分。     

论党务公开的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

党务公开存在着组织和社会两个维度。党务公开的组织维度是党组织对党员所承担的保障、维护和促进党员知情权利的正当有序使用之责任。党务公开的社会维度是保障、维护公众对党的事务的知情权,自觉接受公众对党务活动的监督,充分吸收公民大众对党的事务的关切和建议,把党的生命扎根于社会各阶层公民的充分信任之土壤中。     

论党务公开的组织维度和社会维度

党务公开存在着组织的和社会的两个维度。党务公开的组织维度就是党组织对于党员所承担的保障、维护和促进党员知情权利的正当有序使用之责任。党务公开的社会维度是，保障、维护公众对于我党事务的知情权、自觉接受公众对党务活动的监督，充分吸收公民大众对我党事务的关切和建议，把党的生命扎根于社会各阶层公民的充分信任之土壤中。     

中西方译学理论对比浅析

由于文化千差万别,中西方分别形成其特有的翻译理论指导实践。本文针对中国传统译学理论与西方当代译论的特点进行归纳阐述,对比中西译学理论差异,探讨中国传统译学理论继承与发展问题。     

中国哲学典籍英译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翻译史研究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外翻译学术界的一条短线,对尚未建立理论体系的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来说,中国典籍英译史更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相关研究工作亟待展开,一方面要借鉴已有的翻译史研究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要参考相关学科：比较哲学、文化史、形象学、汉学史等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分国别、分时段地梳理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本,辩证地分析它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所存在的局限性,试图发现翻译活动的规律和所遵从的原则,从而更好地促进中西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镜互鉴。     

社会治理的三重维度

社会治理具有三重维度：场域维度、过程维度和问题维度。场域维度包含限定性、自洽性和冲突性3种属性。过程维度由宏观过程和微观过程有机构成。问题维度内含价值观和利益观两类问题。对以上三重维度的理解,有助于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化解社会矛盾,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浅谈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社会维度

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生态与环境问题也日益紧迫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当前,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可以区分出两种维度:生态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本文将就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社会学维度进行一些探讨.     

交往理性：哈贝马斯的理性重建

哈贝马斯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的。他是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翻译意识形态维度研究的辩证考论

翻译的意识形态维度研究应坚持辩证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握翻译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操控和意识形态创新的辩证关系,坚持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翻译意识形态研究并举以及意识形态翻译与翻译意识形态并重的理念,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深度阐释学等理论对文本意识形态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范式反思与重构

翻译研究历史悠久,研究范式更迭转换.本文对语言学的翻译研究历程进行梳理,进一步反思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语言学范式,在探索翻译研究的语言哲学基础上重构翻译研究的当代语言学范式.文章认为,翻译的本质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将体验与认知相结合,成为体验与认知为一体的活动.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基础,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翻译过程的阐释方面,认知语言学范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缺失与重构:现代国家建构中的社会基础秩序

在当代利益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正视社会基础秩序缺失的时代症结,依据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基础秩序重构内在的二元关系,从我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情出发,寻求重构社会基础秩序的内在切入点与立足点,找到社会基础秩序当代重构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归宿点,从而实现现代国家建构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当代重构,不仅是解决利益博弈语境下社会基础秩序缺失时代症结的方式,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得以实现的时代要求。     

法官的职业理性之维

法官职业是一种专业性强和人格道德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职业理性 ,是指职业法官应具备的素质要求 ,它蕴含着法官从事专门化活动的理性判断和一种价值化的经验理性。法官的职业理性之说 ,起源于 15世纪的英国 ,后在西方得以全面发展并更趋理论化和制度化。借鉴其历史背景、理论发展和制度保障的经验 ,可以使我们认识到 ,现时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确立和发展法官的职业理性 ,由此实现法官独立和司法独立 ,保证司法公正 ,从而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人类中心论的理性重构

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密切相关,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类中心论的合理重构。合理重构人类中心论必须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确立人的社会目的,确保人的整体利益,提高人对自然的责任心。新人类中心论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化人类的主导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法律信仰的理性基础——从与宗教神学信仰的比较维度分析

"祛魅"时代的到来意味着现代人的命运需要以理性来匡扶信仰,法律作为一种人世生活的秩序安排,既是一种规则体系,也是一种意义体系.形式理性法提供了生活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价值理性法为人类提供了生活的意义感与价值满足感.本文尝试以韦伯视阈中的"理性"概念为切入点,阐释法律得以成为信仰对象的理性基础,进而说明只有兼具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法律信仰方可突破现代理性的牢笼.     

史学理念之重建

史学研究什么是“史学对象论”,史学关心什么是“史学理念论”。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关心人 ,而是关心人所特有的命运 ,正是这种关心才构成了史学理念 ,体现了历史学的人文境界。关心命运是历史学的一种情怀 ,这种情怀具有一种形而上的性质。史学理念一旦形成 ,历史学就会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勇气去关注人类历史上的种种不幸、灾难、悲剧和罪恶     

翻译标准的解构与建构

忠实翻译标准在当今仍有大量的拥护者,但它的局限性是不容置疑的.忠实之所以依然受到多人的推崇是由于目前没有一个可行可信的标准来取代它,要彻底解构忠实必须建构出新标准.翻译活动可以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指导,依据哈贝马斯交往合理性制定的翻译标准可以成为指导翻译活动的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