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故事"的历史学和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

历史学是说故事的陈述之学,它讲道理,但表达方法是寓论于史,并非以讲求哲理、规律为特色.因此,历史学不宜放弃陈述之学的特征,而失去自身的特点和价值.历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告别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与阶级论史学迭居主流地位;20世纪末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兴起,呈方兴未艾之势,可能会由此走向整体史的新史学,因而社会史成为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过渡的中间形态.史学特征及其发展历程表明,史学功能应当而且正在转换由政治教化转向社会文化,研究成果由大众分享实现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历史研究走近古人生活世界,文学作品贴近今人生活.为此,文学著作应有大众文化的表达方式,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就此而言,社会史研究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要求会更高,并且需要继续克服居高临下的对待读者大众的态度.     

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

起源于新史学的社会史学,以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为其区别于其他历史研究的身份特征。新文化史研究历史上的大众文化,因而具有社会史学的属性。战后兴起的新社会史秉承了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追求,它倾向于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以建立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新社会史经济社会决定论的弊病,引发了社会史学的文化/语言转向,从而催生了新文化史。但是,新文化史强调文化、符号、话语的首要性,最终走向文化/语言决定论的另一个极端。对新文化史激进倾向的强烈不满,使得西方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超越文化转向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学者们越发重视实践的作用,社会史学正在进行一种可称为实践的历史的新探索。     

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变革

中国近代,社会动荡变革、文化新陈代谢,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这其中包括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习与传播。西来的历史哲学理论和方法论,造成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两大巨变:一是由思辩的、分析的历史学取代中同旧史——述事的封建史学;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取代中国近代的“新史学”——移植的和不     

后现代史学在中国——一种新历史空间的生成

后现代史学是过去三十年来在历史思维领域注入的最具活力、持续时间最长的西方思潮,它在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所催化的结构性变化,堪称一场未易旗帜的革命。在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在变动,中国史学的方向也在转换。作为后现代史学代言人,"新社会史"风头正盛,成为目前最令人注目的史学实践。随着微观史、下层民众的历史、身体史、疾病史、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在东方语境的勃兴,后现代史学已经在中国构筑了自己的历史空间。由于后现代史学的引进正值改革开放后过去那种"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模式日益显现其在史学方法论上的穷困和捉襟见肘的时期,因此颇有几分吊诡的是,在西方主要是展现其破坏性的后现代史学,在东方语境下却更多地被赋予了建设性的意义。学术界应该实事求是看待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挑战,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

新文化史是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 ,它取代了经济—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 ,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从西方刚刚兴起的"新文化史"的视角,重新审视文学研究的可能性,可以发现"新文化史"和文学研究有共通之处,"新文化史"对"文化"的开放性理解,它非常灵活的历史写作,对目前国内文学理论研究、文学史编纂都有启示意义.     

微观史学与新文化史

微观史学于20世纪70-80年代产生于意大利,并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地得到普遍的回应,成为一股国际性史学潮流。其兴起受到吉尔茨文化人类学和福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影响,并同当代西方史学总体趋势转向中的新文化史运动有着紧密的关联,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微观史学具有一般宏观历史所没有的优势,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其微观化分析手段也受到了传统史家的许多批评和质疑。如何更好地结合微观和宏观的研究,将成为未来史学发展的趋势之一。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再审视

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充分吸收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的基础上所促成的一种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特点是把重心放在对历史语言的研究上,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来展示历史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一种文学制品或想象之物。辩证地看待历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我们建构一种新的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

历史学归根到底无非是人类社会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形式,故其功能本质上也是一种合精神性、中介性和传播性于一体的文化性功能.它首先表现为文化形态,即由史学的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对人类文化意识领域所具有潜在作用与影响,包括促进人类的自我认识和把握,进行人类文化知识的保存和增殖,提供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的双向思维模式等.在此基础上,进而转化为社会表现形态,即史学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起的具体作用.在史学功能由文化形态向社会表现形态的转化过程中,必然要受到社会环境、史学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史学受众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变异现象.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文化史研究向何处去

“文化史”是研究者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历史。至于什么是“文化的眼光”,这就要回到一般所谓“大文化”观念上去。“大文化”观念认为,“文化”就是“自然的人化”。在历史研究中,文化与文化史无疑是重要的,但它们的地位必须在历史的语境中,由人类实践活动的坐标系来确定。来自新文化史的启示,对于人们思考文化史基本理论与方法问题具有积极建构意义,但与此同时,文化史研究者也应警惕新文化史内在的隐忧,借助新文化史提出的问题思考文化史研究的走向:首先,新文化史并非文化史发展路径中必经的一站,二者学术旨趣相近,可以互相借鉴,但是不能相互替代;其次,文化史必须从它在后现代主义——新文化史那里所能找寻到的认同点中谨慎选择,在“再现”与“建构”、“想象”与“实践”之间找到平衡点,不至于矫枉过正;再次,文化史必须致力于碎化历史与总体史的制衡。     

从"切蛋糕"到切入文化路径--文化史研究范式管窥

本文认为,长期以来文化史研究形成的“切蛋糕”式的研究范式束缚了文化史研完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造成了文化史研究视野狭窄、选题碎化、论述浮泛尤其是文化史研究领地难以落实的困境.文章提出要弱化文化史研究狭隘的学科意识,增强开放的同题意识,从“切蛋糕”的研究范式转为切入文化的路径研究社会历史,从而找到新时期文化史研究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推动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梁启超与"文化史"研究:"文化"视角的阐释

粱启超关于史学的基本主张,虽然以政治方面的观念创新为其主要意义指向,但当时新出现的"文化"概念及由此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的趋向,也是影响梁氏、并通过梁氏影响到国内的重要方面.梁氏为此进行了相关的理论阐述和一定的学术实践,为"文化"观念的广泛传播和使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之成为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和开展思想争鸣的重要基础性概念.     

喜克索斯王朝与古埃及帝国──试以精神分析理论框架阐释古埃及帝国构建的深层动机

综观现代西方史学之发展，不仅表现为史学家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宽了视野，而且表现为其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深处挖掘。自奥地利著名神经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创立精神分析理论和方法以来，西方悄然兴起了一门历史学研究的新学科─—心理史学。经过弗氏后继者们如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勒邦及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心理史学家埃里克森的不断丰富、完善及修正，心理史学的研究引起了令人瞩目的关注。所谓心理史学，套用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中坚人物、美国当代心理史学巨擘埃里克森的话就是：“从根本上说，心理史学就是…     

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两次转向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两次重要转向 :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 ,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 ;第二次以从梁氏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 ,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这两次由外向内、再由内向外的转向的主要背景分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的没落”和第二世界大战后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兴起     

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

和社会科学相比,历史学的学科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作为一门时间之学,历史学要研究的是时间维度上的异邦,需要通过设身处地的方式进入过去、再现过去;作为一门叙事之学,历史学需要借助短时段的事件去探寻和描述中时段、长时段的局势和结构;作为一门人文之学,历史学关注具体的、个别的事物,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近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历程,经历了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的不同阶段,也展现了历史学学科特质从离异到回归的变化轨迹。既要借鉴社会科学的优长之处,又须保持自身的学科特质和独立品格,这是今天历史学家面临的严峻挑战。     

略论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史传统

略论西方史学中的文化史传统郭长刚张有智文化史是相对于政治军事史而言的，它们不仅在内容上相差悬殊，而且在治史目的上也大相径庭，政治军事史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被称为“鉴戒史学”①；文化史则注重历史的认识、审美功能，故可称为是“审美史学”。在古代希腊...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殖民历史的文化投影--也谈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

<文明论概略>是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代表作,从世界殖民文化史的角度重新诠释这部经典,我们发现"东方学"影响下的<文明论概略>更表现为西方文化殖民的产物,当其运用"文明"观对中国等近邻展开批判并由追求独立转向鼓吹殖民侵略时,它势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思想概念工具.     

“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