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任子”制小考

何谓"任子"?据《汉仪注》说:"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就是说,凡做二千石以上官的,任满一定年限,其同母兄弟或子一人,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即可得到官职.封建官吏有了由法律确认的这种特权,其子弟世袭为官,也就成为天经地义之事."任子"制始于何时,不得而考,但汉初以"任子"为官已经是较普遍的现象.翻开《汉书》,"任子"的记载不胜枚举.如张安世"少以父任为郎",肖育"以父任为太子庶子",韦玄成"以父任为郎";而《汲黯传》称,汲黯不仅自己以父任为太子冼马,而且其"昆弟以黯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又《万石君传》说:"石庆方为丞相时,诸子孙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及其行使探析

经济自治权的实质是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划分,是国家经济利益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和善于依法不失时机地请求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敢于和善于依法行使"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自治权;敢于和善于依法制定"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自治区自治条例等应尽快颁布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     

读史札记三则

读史札记三则唐振常东南互保幕后策划东南互保，中国近代史一件不大不小事。说它不大，不过地方督抚协同一致与外国代表共谋保全地方的安宁；说它不小，是地方敢于违抗中央，欺瞒中央，公然与外国订成条约。近年以来，考证东南互保，议其得失之文渐有，间亦有能得其精要者...     

试论宋代令史的选拔和迁转

宋代令史是分布于三省、枢密院等中央机构的文吏,品秩不高,基本介乎官吏之间.令史的来源较为复杂,除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朝臣等子弟亲属外,还有部分来源于地方文吏.与前代相较,宋代令史升迁较为容易,补官的现象比较常见.宋代令史的迁转途径很多,中央机构的主事令史、令史、书令史只要任职年满,勤恪无过,稍作考核,通过者即补为官.中央机构令史、书令史数量较多,其升迁又较易,除补充到中央机构外,还有一部分补充到地方各个机构.     

“三严三实”的中华文化渊源浅析

"三严三实"是我国党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究其有深刻的中华文化渊源。"三严三实"强调"在朝为官"严格要求自己、善于反省、提高自己的为官品行,对权力心有敬畏,谨慎使用手中重权;为人要做到提高升道德修养,炼就仁人之心,对待他人应真诚不虚伪,宽容不计较,忠厚老实而又有韧度;处事时要做到真正从实际出发,不为世俗而增加主观色彩,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敢于创业。剖析"三严三实"的中华文化渊源对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党风建设,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财政体制改革的政治学分析

本文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纵向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动情况；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失衡在财政体制上的原因，并提出了以分税制重塑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及解决措施。本文认为，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实行分税制和分权制，必然要求以财政及其它经济手段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要手段。     

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对领导干部群体的治理力度,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但是,随着反“四风”的常态化,在少数党员干部中,出现了 “为官不为”的怪现象。本文从“为官不为”现象的表现入手,深入剖析 “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多层次原因,尝试提出有效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长效机制和系统方案,以期对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参考。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论孔子的官德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在其官德思想中,把士德、吏德、君德看作统一整体,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官德的主体。其基本官德思想是:为官以"仁"、为官以"忠"、为官以"德"、为官以"礼"、为官以民、为官以"克己修身"。这是我国古代"德治"的基本精神,深远地影响了古代政治伦理及传统文化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坚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论中央和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没有进入一种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无法形成一种制度化、稳定化的利益均衡分配模式。因此必须革除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时缺乏民主、缺乏规范、缺乏地区公平等弊端,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建立起新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体制框架。     

汉代医疗保障制度初探

两汉时期为国家医疗保障制度初步发展时期,制度简陋。大体上讲,汉代医疗体系可以分为中央、地方、专门三个层次。中央和地方医疗体系,主要服务于贵族和官员,专门医疗体系是为完成特定职能服务的。民间缺乏医疗保障,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时,中央和地方政府才提供医疗援助。     

我国古代最高行政官职的演变规律

中央最高行政职官的演变规律是:在唐代以前官制尚未定型时,君王的贴身小官名称逐渐发展为国家的最高行政职官名称;在宋代以后官制定型后,君王为限制某些官员或官署的权力,就会另设职官或官署.地方最高行政职官的演变规律是:以皇帝名义监督和出行的中央职官常常演变为地方的最高行政职官.     

论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职责分工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职责。随着立法和政策背景及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我国法律及政策对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的职责分工已不能有效满足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需要,存在职责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粮食权责不匹配,责任主体不明确及职责分工政策化等不足。完善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体系,需要以宪法“两个积极性”原则为指导,坚持中央与地方分级、共同负责,从增加中央粮食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实现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法律化三方面重点改进现行制度。     

中央与地方关系:近十年的研究进展

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结构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央对地方的分权化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其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产生了大量的学术成果。通过梳理近十年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研究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央与地方关系存在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模式、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与事权合理界定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运行机制构建等,基本涵盖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上,新理论工具的引入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从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角度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是一个需要加以开拓的创新空间。     

从“勿欺也，而犯之”看儒家的直谏传统

儒家奉行“君为臣纲”，臣子万事以君为尊，即使劝谏也会采取温柔敦厚的原则。其实不然，孔子提出“勿欺也，而犯之”的事君之道，臣子在君主犯错时应该正面谏言，由此可知儒家是提倡直谏的。这种直谏传统在历代忠臣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历史中记载的里革、汲黯等人无不受到儒家忠谏思想的影响。     

宪政视角下的地方利益

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地方政权滥用权力的结果,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被政治化的后果。如果把地方保护主义视为中央保护主义的自然映射,那么,地方保护主义当中包含着地方利益这一合理内核。要构建健康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承认地方利益的合法性、合理性,并建立有效的地方利益表达机制。同时,应当以法律手段界定地方权力的范围及其运行模式,以保障地方利益的合法性、正当性。     

宋代中央监控地方的制度及其影响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阴影下建立起来的赵宋王朝,是一个极为强调中央集权的王朝。在对地方的监控措施上,中央采取了通过控制地方官员,以控制地方的财政、司法和军事大权的策略。有宋一代,中央将大小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抓住,并通过各项监控制度和措施,将地方官员的升迁降黜牢牢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在宋代大为加强。在此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中央以顺从为主,而这也带来了地方官员治理中一意向上的弊端。     

动真碰硬 向“四风”亮剑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突破口,敢于动真碰硬,深入查找、积极整治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向＂四风＂的种种表现亮剑。     

法治框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之解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困扰我国法治进程的重大课题。近30年以来,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以"放权"为基本特征,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中央权力高度集权的关系格局,却依然无法有效应对实践中的诸多困难和挑战。在现有体制框架内,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实现中央与地方权责的科学定位,完善程序制度建设等途径来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财政共治: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关系基本框架

财政共治是建立在分税制基础上的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其中,中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财政共治以支出责任与财政共治力匹配为原则,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其基础在于民族自治地方税权的完善,方式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