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释陈与义闲淡诗风的价值

陈与义的一生以创作闲淡风格的诗歌为主,他在当时以至后来能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方面诗创的成功。这不仅是因为蕴含于诗歌文本中的闲适情怀,更是因为他对江西诗派弊病的纠正。     

宋元之际江南李贺诗风的流衍

对于李贺诗风的推崇和仿效,是宋元之际江南诗坛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对宋元之际李贺诗风在江南地区的流衍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流衍的方式、特点以及流衍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论述。     

论方回的江西宗派学说及其对陈与义的评价

方回是继陈师道、吕本中以后能深切领会“山谷之旨”并发扬光大江西诗派理论体系的重要诗人。方回没有单纯地把诗风和诗技蹈袭看作宗派传承的衣钵,而是结合南宋江西诗派发展实际,采用铨选实证的手段,以实践创作返观“山谷之旨”,重在考察师法老杜、师承山谷诗学精神的创作高度和理论纯度,众多言论都表现出他对山谷诗技与诗法学说之间存在不同境界的自觉感悟。他致力推举的陈与义,不惟在创作上与江西诗派所标榜的诗歌主张合辙,在持论上也有登堂入室成为江西派中巨擘的资格。     

论柯仲平的诗风转变

诗人柯仲平从延安时期开始 ,诗风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抒写自我 ,表现自我的反抗情绪和革命热情 ,到表现现实的革命斗争 ;从欧化的艺术倾向到追求大众化、通俗化的民族形式 ,柯仲平在中国新诗史上留下了鲜明的探索足迹 ,也留下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对诗人柯仲平的关怀和支持。     

简论禅宗对陈与义的影响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之一。时代的风气、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再加上体弱多病以及深陷党争的漩涡等诸多因素使他需要寻求精神解脱,而禅宗正好是一剂良药,成为他精神的避难所。禅宗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那闲适从容、迁情世外的心态和他那充满禅意禅趣的诗词创作等方面。     

陈与义闲淡诗歌的审美表现

陈与义是北宋末南宋初的杰出诗人。一直以来研究者们关注的是他沉郁雄浑的诗歌风格,而对其闲淡风格的诗歌很少谈及。事实上闲淡风格的诗歌贯穿陈与义的一生,因此我们只有在其营造的宁静、闲适、淡泊的审美氛围中才可以真正的解读诗人。     

陈三立与近代江西诗风的演变

光绪十六年(1890)陈三立漫游武昌,结识张之洞幕府文人群体,诗风由早岁寓居湖湘时的浪漫绮丽转向严谨涩硬。后来陈三立避居苏沪,研磨诗艺,其宗宋之风得以确立。因祭扫祖茔之故,他每岁必往返苏赣数次,江西籍诗人借此契机多向其求益诗学,其亦乐于大力奖掖后进赣地诗人,掀起清末民初江西诗坛诗学创作新高潮,晚近江西诗坛诗风遂由崇尚汉魏六朝转而推尊杜、韩、苏、黄。陈三立以其不囿唐宋的诗学思想指导后进赣籍诗人,开启了近代江西诗坛新面貌。     

试论陈与义《牡丹》一诗的悲剧美

本文拟从陈与义的《牡丹》诗入手,着重从时代氛围、个人情怀、意象内涵三方面浅析此诗传达出来的深沉感人的悲剧美。     

杨万里与南宋“晚唐诗风”的复兴

晚唐诗风在北宋初期曾风靡一时,后在诗歌复古运动的冲击下,才渐告消歇,但到南宋中后期,诗坛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过程,久已销声匿迹的晚唐诗风又重新兴盛,且欲取“法席盛行”的江西诗派而代之。在晚唐诗风的复兴过程中,杨万里起了领军作用。杨万里初学作诗,本从江西派入手,但随着江西派诗歌流弊为越来越多的诗人所不满,杨万里本人也从自己尴尬的创作处境中痛感到江西诗法对诗人艺术创造力的扼限,于是脱出江西诗派,转而提倡与江西派诗歌审美趣味迥然不同的晚唐诗风。他不但提出“去词”、“去意”而求“味外之味”,以及“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等系统的诗歌理论,为晚唐诗风的复兴极力张本,而且以其诗坛盟主的身分有意识地引导当时的诗人在创作上趋同于晚唐诗风,以此扩大反江西诗派的阵营,彻底转变当时诗歌的流向。所以,“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划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     

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

李贺诗风宋末即有仿效者,至元初,谢翱、刘辰翁等提倡揄扬,促成了李贺诗风的影响扩大。宋末元初诗人对李贺的接受和学习,一是由于文学观念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宋末元初家国巨变的惨痛经历,让他们更能理解李贺,欣赏李贺。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宋末元初江西诗派的流传

宋末元初 ,江西诗派依然有所传承 ,从作者身份方面讲 ,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从地域方面讲 ,则以江西和杭州两地为主。其中以方回为代表的诗学大家对于这种传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乾嘉时期新疆竹枝词的诗注研究

乾嘉时期的新疆竹枝词继承前代竹枝词传统,以风土诗而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视角。同时,竹枝词的自注也在继承史家自注体例的基础上,深受乾嘉时期特殊学风感染融合发展成独特的自注体例,从而形成具有文人化、学者化趋向的独特文学形式。诗注一体,诗注与诗文之间相互印证,以注释中大量史实资料与外围资料丰富诗文内容,增强竹枝词可读性与可信度。     

明初宗教政策的创制及其背景分析

明代,在明太祖和明成祖时期,制定了宗教的基本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第一,对佛教道教的保护和扶持;第二,对佛道的限制和控制;第三,对民间广为流传的秘密宗教的严行禁止。这些宗教政策的制定,主要以明初的基本国情、宗教界的状况和统治者独特的宗教体验等为依据,奠定了有明一代的基本宗教国策,当时对安抚民心、稳定明初封建统治和政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东汉初帝王的谶纬信仰和经学调整

随着西汉末年政局的变动,刘秀对谶纬的态度不断调整,即从起初对谶纬避而不谈转向信仰,并被其子孙所承袭,确立和巩固了谶纬在政治领域及学术界的根本指导地位。从政治领域而言,即帝位、人事任免、国家典礼制定、官学统一、机构名称的废立等无不以谶纬为根本依据。从学术界而言,与时俱进的学者纷纷援引图谶于经学研究之中．出现了相对于宋代而言的首次经学更新运动。经学谶纬化不仅成为学术研究之时尚,更重要的是成为肯定现实政权的某种政治表态。相反,坚持经纬有别,要求“述五经之正义”的学者及官僚主张的经学“自洁运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不得志成为必然结果。     

黄遵宪新词人旧诗及相关问题之探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新词入诗之举,古已有之.及至清季,中西接触日益频繁,当时有不少维新派的诗人就尝试将新词应用到旧体诗中,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遵宪新词入旧诗引发的问题有三:其一,黄氏新词入旧诗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其二,黄氏新词入旧诗之得失;其三,新词入旧诗的应用方法及其于当代的意义.     

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 ,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 ,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 ,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 ,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 ,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 ,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 ,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 ,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 ,也更接近实际     

解析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政策

农业补助政策不仅能够体现执政者对农业问题的认识,亦能够体现农业在该国家产业结构及财政体制中的位置;同时该政策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各自的动向,还能够体现出该国家统治政权的结构及其施政方式。日本明治初期农业补助金投入的具体内容表明,该补助政策继承了江户幕府农业补助政策的内涵,其目的仅仅在于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具有前近代性;这无疑是明治时期日本农业一直处于零星农业状态的原因之一。同时该项补助金投入的整个过程凸现出明治初期政权内部中央与地方的相对性关系,进而表明该时期其各项近代化政策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协商、交涉中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