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抵制·反抗——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的“学衡派”文人

"学衡派"文人与胡适的思想主张向来不合,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也是胡适所不赞同的。不过,在1949年之后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当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迫批判胡适的时候,"学衡派"文人的表现耐人寻味,他们并没有人云亦云地跟风批判胡适,而是有人保持沉默,有人公开抵制,也有人给胡适的学生俞平伯写信,表达对俞平伯的同情与理解。这其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胡先骕、汤用彤、吴宓和陈寅恪。     

五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陷入空前困境,经理张元济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力倡改革,终于促使商务当局进行改组,为企业通过改革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1920年初,张元济等人首先撤换各期刊主编,让胆识兼备的青年编辑胡愈之、沈雁冰、杨贤江等人先后挑起了改革期刊的重担,终于在两年后赶上了时代潮流,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阵地,培养了新骨干。张元济进而改革编译所,支持高梦旦所长求贤自代,更新编辑队伍,改变编辑方针,相继出版了《世界丛书》、《共学社丛书》和《新时代丛书》,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一代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如识分子的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新文学发生语境的吊诡——从胡适“他们”与“我们”的白话两难心态出发

作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在白话为"他们"还是为"我们"自己写作的意识上有着十分尴尬的解说。分析胡适的心理深层症结,对其构建的以白话文为底色的新文学逻辑进行深入梳理,由此我们可以窥见"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现代性演进过程中思想谱系的吊诡。胡适主导的精英意识和另一种启蒙路径——民粹思想形成了鲜明对比。归根结底,无论胡适们当年怎样为"他们"呐喊,他都会走向"我们"。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现代化”——胡适“全盘西化”之真义

胡适不是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使用“全盘西化”一词的 ,他的“全盘西化”在理论上不能成立 ;胡适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真正意图是“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的改造中国旧文化的策略 ,他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不论是“全盘西化” ,还是“全力现代化”、“充分世界化” ,其内涵都是科学化、技术化、民主化 ,这实际上是胡适朦胧的现代化思想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     

胡适“家学”渊源的回溯性研究及释误意义评估

"家学"渊源回溯性研究对于重新认知胡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通过内在理路的梳理发现,蔡元培、梁启超、陈寅恪等所代表的传统文化阶层"自觉"或"不自觉"面向胡适"家学"渊源进行"建构",试图建立"汉学"与胡适之间的"隐性"联结。将这种"建构"放置于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长时段"架构中,折射出学术"现代化"与"过度现代化"发展的渊源脉络及其渗透、交替、演变的痕迹。"家学"渊源的"释误"对于胡适与"时代"而言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从一个侧面见证胡适学术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以及"时代"变迁下的胡适思想的"变化"与"坚守"。     

胡适和约翰·密尔的《论自由》

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胡适受约翰·密尔《论自由》的影响相当大,《论自由》是胡适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五四时期的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借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来冲击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中晚年的胡适则极力强调容忍与自由的关系,认为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不可否认,胡适不同时期的思想中都存在《论自由》的影子,都受到《论自由》的很大影响。     

新诗的诞生

晚清谭嗣同、夏曾佑、梁启超、黄遵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倡导的“诗界革命”直接诱发了新诗的诞生 ,但新诗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界革命” ,要从胡适提倡的创作白话诗算起。胡适的白话诗创作实践与创作理论 ,对新诗的诞生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思想的胎孕：沪学时代的胡适

一、梅溪学堂的“优胜记略” 1904年2月，春寒料峭。在皖南通往浙江的崎岖山道上，尚不足13岁的胡适随着他的三哥，外出求学。此行的目的地是上海，在家乡已经开蒙的胡适，一意外出，寻求“新教育”。此后，胡适在上海，一共呆了六年，直到放洋赴美。其间换了四所学校：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新中国公学。     

“导师”意识与胡适的文学思想——一个社会学视角的阐释

“导师”意识的萌发直接影响了胡适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且造成了胡适文学思想的复杂性,使其文学观悖论性地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从“导师”的视角出发,他强调文学的“明白清楚”,突出功利性而忽略文学的审美与蕴藉;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胡适对于语言问题的敏感使其文学思想具有了自己的个性特征,从而不自觉地完成了现代文学本体的建构。工具自觉与语言实验,构成了胡适文学思想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从《文学改良刍议》到《文学革命论》

将陈独秀与胡适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陈独秀再三催促与坦诚切磋,胡适未必能“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陈独秀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前已基本形成其新文化观;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远非仅仅对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响应或为文学革命鸣锣开道,其思想内涵也是极其深刻与丰富的。其一为“革命”正名,其二指明文学革命与政治革新的关系,其三确立文学革命的对象,其四明确文学革命的目标。而以往的研究对这份“五四”文学革命的宣言书的思想内涵的估量是很不够的。     

历史与文学互动中的《红楼梦》——以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为中心

翦伯赞的《红楼梦》研究是以1954年对胡适思想的第二次批判和这一时期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为学术背景的,他运用唯物史观分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由考察18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入手,着重强调小说中反映的资本主义萌芽下新的市民阶层的要求.他与他所批判的胡适的红学研究都是借助于历史学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同于胡适的“考证”红学对小说主题做出的只是一部家史的概括,他认为《红楼梦》是18世纪上丰期中国历史的缩影;虽与李希凡、邓拓等为红学界同归入持“市民说”学者之列,然而不同于后者以《红楼梦》中的阶级批判性以及市民思想的体现为中心的有的放矢似的论述,翦伯赞把“阶级斗争”纳入到对社会形态的整体考察之中,相比较而言他在《红楼梦》研究中对于唯物史观的运用更为成熟.     

"难进""易退"的胡适大使岁月述论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其所追求的独立和自由的妥协,是牺牲个人的独立自由来为国家服务,是实际的参与救国 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对胡适使美四年的历史有所评说,但所用资料仅限于胡适的日记、书信、电稿及当时国内报刊的报导,而时当时美国方面的反应,则鲜有论述 作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我们不但要从中国的角度来了解胡适的贡献,而且必须审视美国人对他的态度和看法,这样才能对其有全面的认识。     

论胡适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

由陈独秀所开创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路线终于在胡适这里趋于成熟,得到完成。如果严复和陈独秀在倡导自由主义人权观的同时,曾经都在不同程度上在理论基点上发生过动摇,出现过游离和徘徊,那么胡适在人权问题上的自由主义观点则始终如一,毫无保留。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想从未在中国思想界成为主流意识,而是被夹在国共两党的铁钳之间苟延生息。尽管胡适后期投靠国民党,放弃了自由主义知识人的独立立场,但其思想的自由主义基点并未因之变化。胡适个人是失败了;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人权思潮也未成功。但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不过是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悲壮的一幕。其中的伏笔所预示的新的高潮还未来临。笔者相信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辉煌成就中,终将会看到自由主义人权思潮的奉献。正是在这一点上,研究胡适的人权思想就不能只是记录其思想的历程了。再现胡适人权思想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思想记录本身。胡适人权思想的生命历程应在跨世纪之际得到复活,并将在下个世纪放出熠熠光辉。     

甲戌本《石头记》果真“止有十六回”吗

<正> 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石头记》,现存十六回(1--8回,13--16回,25--28回),卷首有凡例五条,线装四册。原是清咸丰年间藏书家、大兴刘铨福收藏;1927年归藏胡适,1961年5月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朱墨两色套版影印本,与广大读者见面,并附有胡适写的《跋     

青海商务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任务与对策

以青海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商务领域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总结了商务领域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取得的主要成绩、呈现的主要特点,利用SWOT方法分析商务领域"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从发展对外贸易、加强经贸交流、促进双向投资、加快口岸建设等8个方面提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任务及保障措施,旨在为商务领域"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五四”前后胡适实用主义影响评议

新文化运动时期 ,胡适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并积极宣传。在“五四”运动之前实用主义对新文化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而此后却阻碍了新文化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这反映出一种理论对特定时代的作用是与特定历史条件不可分割的。     

“新国学”与“红学”——读王富仁《“新国学”论纲》札记

曹雪芹比王国维更卓越地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升华,与章太炎一样具有独立不倚的主体精神;鲁迅和胡适的红学观表明,鲁迅更能触及《红楼梦》的精神本质,这在“语言”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得到了生动的证明;《红楼梦》比新儒学更能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红学的百年论争是反映学院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文化复杂纠缠的一个显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     

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模型的广西创业环境分析

采用“全球创业观察”模型对广西创业环境进行调查分析,结果显示,广西在创业相关的有形基础设施、文化社会规范、市场开放程度、政府政策及商务环境上所获评价较高,在金融支持、教育和培训及研究开发转移方面所获评价较低。可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强化创业教育和培训、优化商务环境及促进研究开发转移等方面来优化广西创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