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抗金之江防机构考

建炎三年二月,为防止金军南下江南,南宋建立了专门的江防机构。高宗前期,沿江措置司、沿江制置司和沿江安抚司都是正式的江防机构,自高宗后期始,沿江制置司成为唯一常设的江防机构。从江防机构的管辖范围、长官的选任、军事力量的配置看,南宋王朝似乎并没有真正重视江防和水军的建设,这其中的矛盾反映出整个宋王朝对军事力量的紧张与不安,也是宋朝军事软弱的表征和原因。     

辛弃疾论江防

长江,是南宋政权的重要屏障,宋高宗定都临安(今杭州),而不择龙盘虎踞的金陵(今南京),就因金陵距天险过近,一旦金兵渡江便首当其冲.南宋主战派韩世忠、李纲、刘錡、吴拱、张浚等,为长江防御颇费心思.许多文士也关注着朝廷对江防的部署,其中论述之明确、所拟措施之详尽周密者莫过于辛弃疾.     

论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

蜀道经济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经济发展区。南宋与金、蒙长期对峙,战争不断。其中蜀道经济带成为边防前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军队长期驻守防御。战争以及供给军队钱粮物资,给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破坏和影响,直接导致蜀道经济带的衰落。南宋蜀道经济带的衰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战争、物资供应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典型个案。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事迹考 论

李宗勉早年长期在两浙西路基层任官,后于宋理宗朝嘉熙年间入朝为相,宋理宗朝前期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权鼎力、交替之际。李宗勉意识到了蒙古的崛起对南宋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李宗勉的主要事迹均与御蒙有关。针对山东红袄军在南宋、蒙古之间的时纳时叛,李宗勉认为山东红袄军并非忠义,实为盗贼,在南宋一方并不可靠,切并不可招抚并加以利用。针对端平年间决议收复三京之役,李宗勉并不赞同草率出兵,主张应积极防御。在对蒙作战准备充分、充分了解蒙古作战意图之后,再行收复;对于收复三京之役失败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朝中准备与蒙古议和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李宗勉并不赞同史嵩之等主和派的议和主张,李宗勉认为蒙古的意图并不是与南宋讲和,应加强江淮、四川一线的防御,防备蒙古大举南下攻宋。李宗勉的御蒙对策部分被宋理宗所采纳,有益于稳定宋理宗朝前期政局。     

李曾伯守淮事迹述论

宋理宗时的守边重臣李曾伯在江淮战区出任两淮阃帅四年之久,这期间,他组织修缮了三座城池,都在宋蒙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同时,李曾伯的仕宦经历,尤其是他在两淮地区的举措,也反映出南宋中后期三大战区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尤其是江淮战区军政建设的一些特点,即军事指挥系统方面的文臣统兵体制恢复和加强;军事防御体系建设方面的重视城防工事;战略战术方面的定点防御,放弃野战等.     

文人知兵:论杨万里的对金军事谋略

杨万里是一位诗人,在中国诗坛占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杨万里文人知兵,其对金的军事谋略亦值得关注。杨万里对金的军事谋略主要表现为：选将以新,任将以能;淘汰冗兵,以边地养边民;两淮引民屯田以沿江拒守;主守后战。杨万里的军事谋略切合南宋实际情况,阐明了南宋军队存在的弊端,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南宋对金的军事困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惜其军事谋略未被付诸实施。     

海军在南宋国防中的地位和作用

南宋海军在总兵力中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在诸军中的地位也明显上升,引起时人对海军的相当重视。南宋海军在海战中起主导作用,在历次战争中配合全局战略,越海深入敌境协助陆军作战,参加长江防线的防御,保卫临安陷落后的南宋流亡政府,进行最后的抵抗和恢复。南宋海军发挥了较突出的国防作用,但也受到时人陆战思维和南宋国防战略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乱世多文豪

壹 宋金和议签署后，南宋王朝进入了相对安定的时期。初步安定的南宋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优越的客观条件。     

刘锜军事思想与军事实践述论

刘绮为南宋抗金名将，战功卓著。本文考察了他一生中主要的军事实践活动，如建炎四年的富平之战、绍兴末年的宋金之战、特别是绍兴十年的顺昌之战等影响全局的重要战役，全面论述了刘绮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并分析了这一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形成发展过程及时代价值。     

吴曦叛宋降金的原因及其影响

吴曦叛宋降金是南宋中期的重大事件,对南宋中后期的政治、军事造成了重大影响。本文就吴曦叛宋降金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宋代三峡地方武力初探

宋代三峡因其显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朝廷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三峡拥有全国最为详备的地方武力,不仅兵种齐全、兵量众多,且具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南宋后期西部抵御蒙古入侵的主力军。三峡宋军虽无统一的指挥系统,但它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联防体系,密切了三峡地域军事合作,有力保障了宋代长江上游的军事安全。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

宋朝在四川长期推行特殊化统治政策,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四川在宋朝属于"阻远险恶"的地区,特别是全国政治重心在宋朝东移后,其距离京畿地区更为遥远,加大了朝廷的统治难度;二是四川经济在五代前后蜀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号为优裕",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地位更加突出;三是四川位居长江上游,虽远在西南,却具有牵制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特别是南宋四川地区长期直接地面对金朝和蒙古的猛烈进攻,四川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南宋的存亡,朝廷不得不高度重视四川而施以特殊的统治。     

南宋沿海制置司考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为防御金人从海上偷袭,设立了沿海制置司.沿海制置司最初只有一个官署,其后分为浙东沿海制置司和浙西沿海制置司,分别驻在平江府许浦镇和明州定海县,两司废置不常,最后只有浙东沿海制置司保留了下来.沿海制置使例由所在地守令兼,其日常工作由副使负责,因其军事性质,副使通常为武职担任.沿海制置司掌握了数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本来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部门,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民政的色彩越来越浓.     

试论“绍兴和议”的签订

＂绍兴和议＂（也称＂皇统和议＂）是宋、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实力对比下的产物,是在双方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双方的军事力量上看,宋军的力量弱于金军;从双方的经济实力上看,南宋的经济实力强于金朝;从双方的政治组织能力上看,宋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较之金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低下。＂绍兴和议＂是宋、金关系的转折点,是双方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标志。     

晋宋齐涪陵郡废置及属州考

西晋仍置涪陵郡后,由于涪陵郡本身置废不一和诸家史地志书记述不清,晋宋齐时期涪陵郡废置与属州问题成了后人不太清楚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学者认为三峡地区的涪陵郡在西晋后期因被少数民族首领控制而废罢,到南北朝的齐朝时才复置;西晋到齐,涪陵郡都属于梁州。这是不正确的。实际情况是东晋、南宋仍设置涪陵郡,西晋后期到齐朝,涪陵郡均属于益州     

晋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兼议“王与马共天下”的空间结构

晋元帝立国江东揭开了东晋南朝的序幕,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时代。在元帝立国江东的政治地理格局中,国家空间结构有五个较为明显的区域,包括沿江核心地带、拱卫辅助区、边缘区、边境区等四个功能区和一个沦陷区。这一空间结构反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士族政治形态,王敦兄弟通过军事和政治控制了沿江核心地带;元帝则苦心经营核心区两侧的拱卫辅助区,以与王氏宗族抗衡;边缘区则因士族风气、习尚的影响被进一步边缘化;边境区活跃的北伐或南逃的流民帅基本上为朝廷所支配,关键时成为掣肘王敦的外援;沦陷区是名义上的疆土,中原最终淡出江东政权的空间视野,江东的侨置政区安置了南渡士族,也慰藉了其对故国家园的忆念。     

施宜生使宋泄密事件与南宋士大夫的歧议

施宜生在宋朝官职卑微,参加农民起义被捕。后逃入金,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曾使宋贺正旦,涉嫌泄露金人南侵意图。施宜生使宋泄密一事在南宋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对施宜生其人其事的记载,宋代史料和文人笔记有一定出入,后者有明显的虚构成分。从这些虚构的情节中,可看出南宋文人士大夫对施宜生品格的歧议,折射出＂施宜生事件＂在南宋社会激起的道德反应。     

悲欢离合总无情——南宋遗民词人心灵体验再探

南宋遗民词人的心灵体验大致可归纳为4个方面,即反思色彩、晋人风度、遗民意识、感伤情绪。我们认为,南宋遗民词表现了整整一代词人群体对历史、现实的思考,将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浓缩于词心之中,在遁迹田园、啸傲山林的隐居生活中所流露出的兴亡之叹、沧桑之感,有着极深刻的内涵,显示了词境的扩大,增强了词作表现社会生活的功能。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