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法的间接征收之认定与我国BIT的完善

间接征收问题在国际投资法领域是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它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和东道国的切身利益。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协定的规定及国际投资实践对间接征收的界定,期待形成普遍接受的认定标准,及对我国双边投资协定（BIT）的完善作出贡献。     

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和对比研究

不断发展与完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条款与内容,主要目的是通过扩展、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完善国内司法救济、减少投资争议并与国际仲裁协调,从而扩大、促进国际投资。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频繁的国际投资活动促使双边、多边及区域性的投资协议的激增。随着外资投资中国以及中国投资海外的不断深入和扩展,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数量激增。对中国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定义条款、保护及待遇条款、国际仲裁条款、保护伞条款以及征收与补偿条款的演变和发展的分析表明,中国应尽快制定自己的投资保护协定范本,适应国际投资发展趋势,提高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水平。     

东道国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基于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越来越多地受到东道国营商环境与双边政治关系的影响。基于2003—2020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及双边政治关系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东道国整体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具有积极影响,具体到营商环境的分项指标,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性;双边政治关系在东道国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高收入、低收入国家依次通过单一门槛、双重门槛检验。最后,为进一步推动中国OFDI高质量发展,提出开展营商环境中介服务、优化双边政治关系、推进贸易与直接投资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制度、文化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投资区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然成为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向。基于2005—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跨国面板数据,可考察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制度与文化因素。研究发现:中国OFDI倾向流入腐败控制水平较低和监管质量较差的东道国;双边权力距离差距加大会吸引中国OFDI进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度与女性度、长期取向与短期取向的双边差异加大则会阻碍中国OFDI进入。运用Hansen门槛模型进一步考察制度和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发现:文化对制度具有补充效应,双边文化差异缩小可以减弱东道国腐败控制水平对中国OFDI的负效应,但该负效应的衰减呈现出非线性特点;而随着双边文化差异扩大,中国OFDI流入倾向于选择监管质量相对较高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

基于2007—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投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东道国经济发展、资源禀赋、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否存在“邻国效应”。结果表明：中国OFDI倾向经济发展水平低、市场规模大、基础设施健全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东道国良好的监管治理对中国OFDI有积极影响,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表现为抑制作用,监管治理对政治稳定性与中国OFDI以及腐败控制与中国OFDI的关系均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中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邻国效应”,且投资类型为集聚垂直复合型;吸引中国对沿线不同区域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互有差异。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是否降低了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 ——基于三阶段DEA与PSM-DID模型的考察

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风潮和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中国对外投资正在面临愈发严重的障碍.而在WTO多边框架遇阻的情况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经成为支撑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重要依托.在上述背景下,基于中国与179个经济体的双边投资存量数据,在引力模型框架下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度了中国2003—2018年的对外投资壁垒,并利用基于组内均值匹配样本的双重差分(DID)模型实证检验了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对外投资壁垒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中国的对外投资壁垒特别是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壁垒总体呈上升态势,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可以成为打破这一壁垒的有效途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政策效果存在较长的持续性,且这种持续性在发展中经济体之间更为明显;同时,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降低投资壁垒方面的政策效果.基于上述结论,未来中国应进一步促进与相关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自由贸易谈判,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对外经贸交流,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进程.     

从美国BIT范本看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之协调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仲裁实践中环境争议的日渐增多,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环境规则不断调整。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环境条款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细化了环境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公众参与环境条款,肯定了环境条约的作用,完善了环境争端程序条款等,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低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要真正协调国际投资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全面引入环境评价机制,突出环境问题专家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明确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等。     

制度差异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分析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动优质企业“走出去”。国家间的制度差异会影响经贸往来的交易成本,这是企业在选择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东道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理论分析表明：制度差异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抑制对外直接投资,而国家间签署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制度差异对OFDI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随着中国对东道国OFDI存量的增加,制度差异对中国OFDI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东道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减弱;以地理距离为门槛值,地理距离越大,“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越显著。     

东道国制度环境、金融开放水平与中国OFDI--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的数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参与这一过程的重要方式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选取2003年至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利用动态面板(SYS-GMM)方法研究沿线国家的制度因素、金融开放水平以及二者共同作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度因素总体上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但在不同分组中会产生不同效果;金融开放水平则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制度因素与金融开放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在非亚洲国家分组中该效应较为明显。该结果说明中国对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前需要对其制度环境和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评估。除此之外,为了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水平需要加快双边投资协定签署工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的深化。     

双边投资协定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影响及对策

晚近,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和对外投资之间的关联性,借助于双边投资协定的形式,采取各种策略,在国际范围内主导了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向高标准、宽范围、强制约的方向发展,使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产生了重要变革。我国最近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因应了这种变革,但是应当注意这种变革的负面效应,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东道国数字经济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用Ward聚类法对2006—2020年我国与104个国家的OFDI动机分类,用功效得分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加入数字经济与投资动机交互项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并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PPML和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以此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OFDI及OFDI动机的影响,结论如下：各种检验表明东道国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OFDI;数字经济的软硬件基础设施的作用最为突出,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信息通信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较弱;数字经济的提高会抑制市场规模、研发投入对我国OFDI的促进作用,会削弱工资水平对我国OFDI的抑制作用;市场型OFDI偏好数字经济和研发投入高的国家,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对市场型OFDI促进作用较明显;东道国研发投入越高,创新科技转化能力和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才越能获得额外收益,双边协定的签订有利于OFDI的发展。文章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实现投资效益最大化,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对深化中国和欧盟的双边经贸合作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复苏都具有重要意义,立足于中国着力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推动作用。研究认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是一项互利共赢的双边投资协定,具有高标准、深度化和宽领域的经贸规则内在特征。为了进一步发挥《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促进中欧双边投资,并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赋予新动能的作用,中国需要持续扩大内需,激发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培育新消费热点; 激励技术创新,不断加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加快国内改革,统筹做好经济总量和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 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要素资源自由流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法治化、便利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跨境电商、华商网络与中国企业OFDI

全球互联网经济时代，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除了华商网络、制度环境与经济因素外，还有跨境电商。通过分析华商网络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和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华商网络会正向促进中国企业OFDI。（2）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有正面的积极效应。（3）不同类别的跨境电商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相较于B2C跨境电商贸易，B2B跨境电商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大；相较于跨境电商进口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贸易对华商网络OFDI的影响更显著。     

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和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决策。为此,文章通过价值链上游度衡量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境外投资企业名录识别企业OFDI项目数,并利用负二项回归等计数模型评估两者的因果关系。估计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对实体经济企业OFDI决策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企业价值链上游度越低（或越下游）,OFDI倾向越高。区分OFDI类型的深入研究表明,这种负向关系主要体现在市场寻求型OFDI,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决策在总体上与企业价值链位置无显著关系。进一步考虑国内市场规模的影响后,文章发现,国内市场规模对这两类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与价值链上游度负相关。由此可知,在国内市场规模大的行业,价值链下游企业开展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OFDI的倾向更强,反之,上游企业OFDI倾向更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30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效应分析

OFDI逆向技术溢出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同时它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基于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3■2018年的数据,采用熵权法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然后运用空间自回归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制度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研究发现：(1)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空间集聚,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2)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且制度创新有利于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3)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在对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产生影响的同时,还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说明中国各地区积极发展经济的学习赶超效应明显,加强区域合作有利于共同推进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国别差异视角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统计分析,采用拓展投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并分析其国别差异.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有显著正向影响;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呈"倒U"型关系,即沿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营商环境可以显著吸引中国OFDI,而沿线发达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为不显著的负向关系;中国对不同类型国家投资动机各异,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主要是劳动力导向,对沿线转型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主要是战略资产导向.     

中国OFDI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及其门槛特征

文章解释了国内宏观经济因素对OFDI的内在影响机理,并发现OFDI及其影响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采用门槛回归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若干因素的门槛特征,并分别从经济发展水平、引进外资、产业结构、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测定了正向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当宏观经济因素指标达到或超过门槛值时,对中国OFDI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不存在影响甚至对OFDI会产生挤出效应,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影响因素表现出了明显的门限特征.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驱动因素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生产技术优势成为推动中国企业OFDI的新型竞争优势。企业作为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微观主体,其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缓解融资约束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规模的促进效果,这种促进效应在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由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和行业技术水平的不同,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此外,提升生产效率和缓解融资约束均会增加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对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这对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及加快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DEA-Malmquist指数的中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效率评价

RCEP是中国对外签署的第19个自贸协定，也是中国参与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最大的自贸区，其将为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重要平台。聚焦中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的效率评价问题，基于动态DEA方法，在RCEP框架内从多维度实证分析了2009—2020年中国对14个RCEP伙伴国家OFDI效率。结果显示：由于发展水平差异，中国对RCEP伙伴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国别间差异较为明显；从整体来看，中国对RCEP伙伴国直接投资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从Malmquist指数分解上看，中国对14个RCEP伙伴国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ch)呈波动式上升趋势，说明投资对于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针对实证结论，提出了提升区域投资自由化水平、优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拓展与伙伴国间经贸合作新领域，以及增强中国企业在供应链、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等建议。     

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非洲35个国家为例

基于2007—2019年中国企业对非洲35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FGLS模型,实证检验东道国反腐力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企业多元化投资动机导致中国企业对非洲反腐力度的依赖产生差异性,市场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强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反腐力度较差的国家;反腐距离对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母国与东道国反腐距离越长,越有利于中国企业的OFDI。中国企业跨国投资时应权衡投资预期收益与东道国制度风险损失,加强投资风险防范意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