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封闭公司中股东的受信义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对公司的受信义务为现代公司法理论和各国实践所通认,但在现
代公司财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股东承担有限责任的背景下,股东对公司只承担有限的受信义务。在封闭公
司中,少数股股东的投资、运作大多以信任为前提,多数股股东在对公司财产及少数股股东利益造成不当侵害时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不过多数股股东的这种受信义务应有合理的限制;同时,少数股股东在其能对公司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时也对公司负有一定的受信义务。在对股东的受信义务进行法律规制时,过于苛刻和过于宽松都不利于公司的经营
运作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因此法律规制要做到各方利益的平衡。     

私法视域下的商业预付卡研究

作为预付式消费载体的商业预付卡,其持续发展在刺激消费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弊病不在少
数,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来对其进行监管,学界对商业预付卡的规制研究更是百花齐放。公权力对商
业预付卡的事前规制必不可少,私权利对商业预付卡的事后救济也不可或缺。而现今我国对于商业预付卡的规制多
体现于公法的强制监督,私法方面则仅靠《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一般性规定来维护。鉴于此,有必要从
私法角度对债权债务关系、消费者各项权益的保护、商业预付卡合同的建立进行借鉴分析,加强对商业预付卡的事后
救济。     

英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法律规制述评

英国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与其建立的法律规制体系密不可分。为平衡科学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英国政府建立了由《人类生殖与胚胎学法》及《人类生殖及胚胎学(研究目的)规则》组成的法律框架,并通过人类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及干细胞银行对其进行管理。对英国胚胎干细胞研究法律规制方法进行历史回顾与制度评析,对我国该领域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论交通事故豪车险

普通车车主与豪车车主在法律上具有平等的主体地位,承担相同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在普通车辆撞上豪车
后,赔偿结果却不符合人们的正义观。在交通事故发生时,有效平衡普通车车主和豪车车主的权利义务显得至关重
要,但是目前的法律体系及相应的保险制度还无法解决交通事故中存在的普通车辆需要承担巨额赔偿的不合理现象。
本文认为,通过设置豪车险,可以缓解目前普通车辆与豪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存在的矛盾冲突,实现实质正义、路权平
等、保护弱势等目的。在交通事故中, 豪车险的赔偿范围主要适用于普通车辆造成豪车财产损害的情形。同时,为了
与豪车险的设置相配套,应对现行保险制度进行改革,明确保险公司的最高赔偿额以及豪车险的最低强制投保额。     

《基因完整法》：瑞典辅助生殖立法最新进展

瑞典一改过去的单行立法、分散立法模式,将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研究成果临床转化以及辅助生殖医疗实践统一于一部《基因完整法》。《基因完整法》内容丰富具体,规制范围广泛,涉及医学辅助生殖、遗传资源调查、基因诊断和治疗、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人类卵子的使用等内容,对其他国家相关立法具有指导借鉴意义。瑞典辅助生殖立法最具特色的是有关基因来源知情权的条款,明确赋予人工生殖子女以基因来源知情权,受到举世关注和各国仿效。     

论以人为本和谐生态观的科学性

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观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向度：一是要求在人类社会领域“以人为本”,二是要求在处理人
与自然关系时以“人-自然”整体为本。在社会领域以人为本,既是不证自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
的继承与发扬。在自然界以“人-自然”整体为本,既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地球生态系统演化的需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和谐生态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而且是人类文明健康向前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历史
上局部地区的发展史已经证明,不以人为本人类文明会退化,不注意保护环境也会使人类社会退化。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基础研究

文章主要提出并探讨了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一是基础研究的类型问题。基
础研究是一个随着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范畴,通过对现代科学从“学院科学”向“后
学院科学”转变的历史考析,得出基础研究的范畴已从只是“纯基础研究”的一种类型拓展为
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两种类型的结论,结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
基础研究的实际案例,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范畴做出了新的阐释。二是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研究的比重究竟有多大。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
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与“定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获奖工作的人数与比例的统计分
析,发现高达９０％左右的科学家是由于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被授予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彰显了权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基础研究的“偏爱”,从而显示出基
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三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如何从事基础研究的。依据真实、丰富
而鲜活的思想资料,运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分析和揭示了他们作为科学精英在基础科学领域
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奥秘”。
     

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孙瑜、张骏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

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海归”队伍是中国早期电影界现代性最强的一股力量,这
其中,洪深、孙瑜、张骏祥在不同时期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不约而同且各有侧重地将
戏剧电影作为“中国梦”的文化想象与建构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不同转折点上扮演
重要角色。通过回顾洪深、孙瑜、张骏祥的电影创作实践是如何跨越“美国经验”,而朝着电
影的“中国梦”探索前行,可探析这种跨文化实践对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借
此可为今天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生产提供历史经验。
     

我国油企与乌兹别克油气市场的合作策略选择

  乌兹别克斯坦油气资源较为丰富,是其独立之后依靠自身资源搞建设的重要依托。随着中国能源战略的变
化,近年来我国部分油企先后进入该国市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
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利益联系必然更加紧密。但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储量较为丰富
但开发不足,同时政治相对保守,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我国油企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遇到诸多困难,因此,从政
治、社会安全及宏观经济运行等方面研究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特点,探索与该国的油气合作策略十分必要。我国油企
与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市场合作应该从利用政府间友好关系开辟油气合作市场、合理规避法律陷阱、探寻多种合作模
式、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等方面入手。     

老挝语母语者汉语趋向补语习得情况分析

基于对老挝语母语者中介语语料库的统计分析,得出老挝语母语者汉语趋向补语的习得顺序,同时基于泛化
理论分析老挝语母语者习得汉语趋向补语的偏误类型和习得难点。在将老挝语母语者的习得顺序和其他非汉语母语
者的习得顺序二者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老挝语母语者习得“动词+ 处所宾语+ 来/去（本义）”的顺序比其他非汉语
母语者提前,这一差异体现了趋向补语习得的非线性。针对老挝语母语者习得汉语的以下难点：（1）简单趋向补语误
代复合趋向补语;（2）“到”作趋向补语;（3）回避使用“把”字句;（4）“动词+ 处所宾语+ 来/去”句式的习得;（5）同类
补语之间的误代;（6）动词后同时带复合趋向补语带宾语时,宾语和补语的错序通过例证说明如何进行针对性的教学,
提高教学效率。     

论就业体检应用基因检测之法律规制

就业体检是否可以应用基因检测,值得探讨。基因检测的应用,应遵循平等和非歧视、知情同意、比例性以及利益平衡原则。从域外的基因法制来看,对就业体检应用基因检测,实行绝对禁止或相对禁止的法律规制。在完善和建构我国的相关制度方面,不仅应依法确立就业体检之基因检测模式,而且要完善和规范就业体检的操作规程以及基因检测的实施程序。     

“德国模式”外贸发展成功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进出口额的迅速增大,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崛起,但中国一直以来却是遭遇贸易壁垒最多的国
家,而与中国贸易同样走在世界前列的德国,外贸发展平稳,贸易摩擦少,形成独特的“德国模式”。“德国模式”是二
战后德国特有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的成功基于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合理、政府支持力度大、出口产品科技含量高、进
口贸易施行对等性、高度重视服务贸易等因素。中国发展对外贸易,可积极借鉴“德国模式”的成功经验,通过完善政
策支持、把握产业趋势、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等,既发挥市场的竞争性、企业的创造性和个人的积极性,
又通过高税收、高福利等社会保障措施来调整市场失灵对公平的扭曲,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发展和个人利益共同
进步。     

构建职工参与协议制度的思路

近年来,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被重视,相关的理论阐释和制度构思不一而足,其中,有关构建职工参与
制度以解决劳资矛盾的研究成果亦大量出现。但是,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去
思考职工参与制度建设、破解劳资难题的研究则过少。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资矛盾具有对立统一的二重性特
点,这一特点使我们能够通过协商方式解决劳资矛盾。我国职工参与协议制度的构建,需要从本土出发,审视其内在
逻辑,转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劳资之间的“统一性”能够使劳资矛盾通过自愿协商的方式灵活处理劳资矛盾,遵从
职工参与、建立合理规则的方式进行,真正建立起公正合理、规范有序、和谐共赢的新型劳动关系。     

基因专利保护问题研究 ——基因资源提供者参与分享基因专利利益探讨

尽管在基因的可专利性问题上仍存有争议,但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已经做出了 带有明显倾向性的举动。然而,在基因资源提供者参与分享基因专利利益方面却没有那么幸 运,在分享的法哲学基础、法律上的可操作性以及分享的具体模式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文章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探讨。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刑事风险与刑法应对 ——兼及《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条的规定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基因成为现实.如果在不同领域广泛应用该项技术,不仅使犯罪分子故意利用该技术实施犯罪成为可能,而且在正当应用过程中可能因过失而导致发生严重危害结果的风险,立足于我国现有的刑法规定以及传统的刑法理论足以应对.但是,一旦他人滥用该技术对公共安全造成侵害以及威胁,在我国目前刑法体系下难以进行处罚.对此,虽然《刑法修正案(十一)》第39条增设了相关的规制内容,但是尚存在"类型归纳不全面""法益类型归纳不足"等问题.因此,在规制立场上,应将威胁整体人类安全的公共风险作为本次立法的重点.在罪名上,可以考虑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之下增设"滥用基因编辑技术罪";在罪状上,也应当将"制造武器、弹药、爆炸物"以及"制造针对特定基因人群的致病病毒、细菌"等行为纳入其中.     

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路径探析

基因编辑技术准入门槛低、应用前景大的特点造就了其迅猛发展的现状,也使令人生畏的潜在风险浮出水面。基因编辑技术在可以根治重大医疗疾病的同时,其脱靶风险也在安全监管领域敲响了警钟。现阶段,我国基因编辑技术存在概念界定不准确、相关法律规范层级低、罚则缺失和伦理审查法制化程度不同等问题。可通过提升法律规范层级、设计涵摄更多行为法律规制原则与框架、细化伦理审查程序等路径完善基因编辑技术的制度规制。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的法律规制

新一代基因编辑技术使基因定位和精准修改成为现实,在农业、医疗、环保等领域应用前景广阔,但随之而来的是风险不确定性问题。这种风险不确定性源于技术上的脱靶效应和应用中的伦理争议,尤其集中于临床应用领域和农业育种领域,并呈现多元利益诉求。通过对欧美有关法律规制比较分析,发现立法模式、监管手段与法律体系等关系着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实践效果。着眼我国实践情况,现有的法律规定和传统的法学理论尚不足以调控基因编辑技术及其风险,为此应立足基因编辑技术自身特质及其产品治理需求,以产品导向的立法模式指导并制定生物技术专门法,重点完善科学的风险预防制度体系和伦理审查制度体系,健全现有生物技术监管体系并强化程序性权利,从而系统性地回应基因编辑技术应用风险治理的法律问题。     

论我国基因安全风险规制困境及其法律对策

基因安全风险是基因安全因特定的威胁而遭受损害、危难和伤害的潜在可能性。规制基因安全风险已成为迫切的社会课题。目前我国关于基因安全风险的立法有宪法、部门法、专门法等，在规制风险上有一定的作用，但还存在法律尚未能对基因科技发展中出现新的问题做出及时的回应等不足。为了更好规制基因安全风险，我国可以借鉴域外的经验，在宪法层面上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在民法典中针对基因歧视等新型社会风险做出规定及在其他相关法律制度上做一些调整。     

环境与发展：理想主义抑或现实主义？——以法国《推动绿色增长之能源转型法令》为例

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环境立法一直处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抉择中。法国于2014年结合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制定了《推动绿色增长之能源转型法令》。该法旨在寻求经济增长、能源系统与环境保护中的平衡,为环境立法的新方向提供了典范。针对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中的“保护优先”原则需进行限缩解释,环境立法应向“管制+促进型”过渡。在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体系中,《低碳经济促进法》应为基本法。建议该法的制定应是一部经济法,以低碳行业发展的逻辑为基础进行立法,对能源、建筑、交通、金融政策进行一体化设计,以期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并实现绿色经济、低碳社会发展的行业导向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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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适用条件的梳理与评析

死刑缓期执行与死刑立即执行是死刑执行的两种方式,两者的适用条件至今学界观点异彩纷呈,但学界的诸
多观点均不能达致完满。在现行的刑法框架内寻求死缓适用条件的路径应坚持先后不同的位阶顺序：“罪行极其严
重”是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是区隔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分界线。“罪行极其
严重”应从客观危害上框定死刑适用的一般条件,遵循行为刑法原理;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应从主观情节上予
以考量,遵循行为人刑法原理。通过对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评估,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颁布指导
性案例等予以把控死缓适用的实质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