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我省文化界召开欧阳修学术研讨会

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政治家。他不仅成就非凡,而且人品高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 0 0 4年4月2 8日到2 9日,由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办,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和绵阳三江文化研究院承办的欧阳修学术研讨会在欧阳修诞生地四川绵阳举行。此次研讨会围绕欧阳修文化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这一主题进行。学术研讨会由绵阳三江文化研究院院长、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管文虎主持,来自全国各地及绵阳本地的专家、学者共2 9人出席了会议。欧阳修在四川的后裔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欧阳修的学术贡献及时代价值展开了…     

浅谈宋代河东火葬风俗

两宋时期,火葬习俗蔚然成风。在从北宋到南宋的变迁中,以今天山西中北部地区为中心的河东路始终是火葬盛行的重点区域。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都表明了此时火葬之风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种风俗形成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与河东路的区域特点有密切的关系。     

宋神宗元丰6年杨景略等奉使高丽题名考释

宋神宗元丰６年杨景略等奉使高丽题名考释顾吉辰山东省长清县考堂山汉代石室，存有宋神宗元丰六年（１０８３）杨景略、王舜封等奉使高丽的题名刻在石室前面正中的石柱上，大字楷书，共五行：左谏议大夫河南杨景略康功礼宾使太原王舜封长民奉使高丽恭谒祠下元丰六年十二月...     

托时、德新奉使俄国及其有关问题

清朝雍正年间先后奉使俄国的托时、德新二使团，是我国最早派往欧洲国家的外交使团。本文依据俄国文献和清档，对这两次奉使的历史背景、奉使始末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看法。     

元代山西地区的行政区划

山西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古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 ,河东山西的行政区划曾经历过长期的变化改隶。然而 ,有关元代山西地区的行政区划尚未见到相关专论。为此 ,本文对于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有元一代 ,山西地区的路府州县大体因袭金代建制。其中 ,路级建制基本采用金代制度 ,略有变化。根据有关史料来看 ,河东山西各路建制曾出现过某种混乱。张金铣在《元代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中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并且指出 :“金元之际 ,官制未定 ,道、路之称并用。十道 ,亦称十路。”① 如其所言 ,河东山西确曾出现过道、路并用的混称情形 ,但是 ,“路”、“道…     

“欧阳修人格分裂说”辨误

欧阳修俗词的真伪问题实质上牵扯到对欧阳修人格的评价。随着欧阳修俗词"伪作说"的被否定,如何评价欧阳修人格的问题又凸显出来。面对德业文章道貌俨然而情词创作缠绵沉挚的欧阳修,有些学者用"双重人格""多重人格""人格分裂"的概念评价其人格。这种评价客观上造成了对欧阳修人格的根本性否定:欧阳修要么是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从心理学角度),要么是多重人格的"伪君子"(从伦理学角度)。其实,欧阳修不仅人格健全、高尚,而且达到了审美人格的境界,他那缠绵沉挚、锐感多情的小词正是他和谐、个性、自由、超越、创造的审美人格的显现,因此,我们认为,不宜用"人格分裂"等概念评价欧阳修。评价欧阳修词作及其人格,应取审美的向度。     

欧阳修的庐陵情结及其籍贯平议

欧阳修有着强烈的庐陵情结,多次署名为"庐陵欧阳修",这缘自他对庐陵欧阳世家的高度认同,对江西庐陵的深情眷恋,以及对自己名山事业的无比珍惜。千百年来,人们均称欧阳修为庐陵永丰人。欧阳修世系为庐陵,籍贯为永丰,但绵阳也是他故乡。欧阳修不仅属于庐陵、绵阳、滁州,更属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欧阳修著作初传韩国的时间及其刊行、流布的状况

欧阳修是著名的“唐宋人大家”之一,他的文章字字珠现,代代流传,至今传诵不衰。欧阳修的文章不仅在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并且很早就传入了韩国,在韩国的汉文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即旨在分析、论说欧阳修著作韩国的时间及其刊行、流布的具体状况,进而评说欧阳修文章对于韩国文人所产生的诸多影响及其对韩国汉文学发展的贡献所在。     

欧阳修与杜衍的南都唱和析论

庆历新政后的七八年间,欧阳修连续四任州府长官,但到了后二任时,他才与当地官员、士人频繁唱和。尤其是到南都时期,他以知己、同道、门生、故吏、知府、诗友的多重身份,与致仕官员杜衍往复唱和并结集,创撰出两代官员之间唱和范例。欧杜南都唱和以及欧阳修对杜衍五老会唱和活动的支持与宣传,都成为宋代南都文学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欧阳修对陶渊明的推崇及其政治意义

年轻的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虽然不足两年,却成为其人生辉煌事业的节点和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庐陵事业起夷陵”。在其现存七百多首（篇）诗文作品中,直接记述夷陵和提及夷陵的诗文竞达百首（篇）。欧阳修描写夷陵的诗文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北宋时期夷陵地区以农业为主、农商兼营的经济格局和风光绝美、林木丰茂的山川名胜,还真实地记述了夷陵人民自由奔放的天性和朴野的巴楚民风,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欧学研究和宜昌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欧阳修与宋初理学思潮——兼议理学先驱的评价问题

欧阳修是宋初理学思潮中独具代表性的学者和首要人物之一,其学术贡献与社会影响远在"宋初三先生"之上。周敦颐死后被奉为理学开山,有失公允。欧阳修注重义理,倡导疑经之风,其创新精神实属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欧阳修《本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所谓"修本"、"为善"之说,影响重大而深远。     

论宋代儒宗欧阳修诗歌中的佛禅因缘

被冠为"宋代韩愈"的儒宗欧阳修,在对佛教的态度上跟韩愈一样力主排佛。但是在细读其诗歌文本时考见其是北宋士大夫"外儒内佛"的典型代表。他外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风范,内含远离尘俗修真养性的佛禅心境。文章从欧阳修的禅僧交游诗、寺院诗、禅理诗三个角度对欧阳修宽容乃至亲近佛教的情况展开论述:一是从禅僧交游诗中隐现仕与隐的矛盾态度,二是寺院诗中展现出诗人心路历程的轨迹,三是以禅境入诗境的禅理诗显现诗禅互融后的诗情禅意。通过细读分析欧阳修的诗歌文本,全面展现其"有心排佛境归属,无意参禅心结缘"的精神历程,有助于人们了解欧阳修反佛与崇佛之关系,认识欧阳修作为儒宗的佛禅因缘。     

清代《公羊》学者论“三科九旨”

汉魏学者何休和宋衷分别归纳的“三科九旨”是《公羊》学最重要的纲目,是历代《公羊》学者不能回避的问题。清代《公羊》学获得了复兴,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孔广森新立“三科九旨”,在其中融入皖派义理;刘逢禄标榜尊崇何休,实则存在掺杂别派、牵合他书的做法;陈立平等介绍不同的“三科九旨”学说,但总体严守何休注。从这些学者论述中,可以窥见清代《公羊》学不是常州学派的单线演进,而是多种学说的复线发展。     

北宋初期古文家的韩愈观

韩愈对北宋古文运动以及宋明理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晚唐五代以来却一直很少为人们所关注。最早发现韩愈的价值和意义,并高举韩愈的大旗,排斥佛老,对抗时文,力图振兴儒学、恢复儒家独尊地位的是北宋初期的柳开、穆修等古文家。他们的韩愈观在北宋初期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虽然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与洛中“七友”、“八老”交友考述

天圣、明道间,欧阳修初入仕途,任洛阳留守推官。在此期间,他与众多洛中友人相交往,其中最为密切的当属被称作"七友"、"八老"的几人。欧阳修常与他们宴饮出游,诗词唱和,以"文"相交,不仅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还为将来"主盟文坛"奠定了基础。     

论欧阳修对白居易的接受

欧阳修与韩愈的关系已被反复论述,而他与白居易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所提,实际上欧阳修踵迹宋初王禹僻的努力,继续积极效法白居易。生活方面,他积极实践白居易式的闲适生活,沉浸在对各种“乐”的享受中,摒弃悲怨愁苦的传统贬谪态度,更倾向于白居易式的乐观旷达,这对北宋士人精神的形成不乏重要的示范作用。诗歌创作方面,欧诗呈现出的平易畅达风格与他兼学白居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居易的平易诗风、讽谕精神、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征经过欧阳修大刀阔斧的诗文革新融入了宋诗的骨髓中。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