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朝诗集小传》“胡应麟条”辨析——兼谈胡应麟的历史评价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对胡应麟评价极低,但影响极大,后世关于胡应麟及《诗薮》的评价大体循钱氏之论,这对正确认识胡应麟及《诗薮》颇为不利。其实,钱氏批评的主观性太强,不应成为学术评价的主要依据。我们应当重新认识胡应麟及《诗薮》的学术地位。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20世纪钱谦益诗学研究

钱谦益作为明清之际著名的诗人兼诗论家,影响着清一代诗风学风。钱氏因有失节之愆,加之乾隆又视之为“有才无行之人”,故为世人所诟病;更由政治上的原因,乾隆禁毁其著作。建国后,受左倾思潮之影响,钱氏一直湮没无闻。本文通过20世纪对钱氏降清失节、诗作评价、诗学思想等相关研究的探讨,力求对钱氏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为后人研究提供可资参照的法则。     

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     

香糯不腻东坡肉

东坡肉,浙江杭州传统名菜,因出自北宋苏轼之手而得名。据传,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常常亲自烧菜与友人品尝。他的烹调,以红烧肉最为拿手。他曾作诗介绍其经验:“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苏东坡第二次贬至杭州时,西湖已被葑草湮没了     

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互动建构视阈下的中国话语研究

媒介话语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不断被建构与延伸,成为媒介记忆与社会现实变迁的映射,影响社会认同和社会发展,同时,媒介记忆框架又深刻影响媒介话语的生成。文章以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理论为基础,以媒介话语与媒介记忆互动建构为研究对象,历时性的分析话语与记忆在媒介中不断相互建构的动态过程,强调在书写和传播史实的过程中,蕴含意识形态属性的媒介话语在公众记忆的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立足于当下语境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话语的若干思考。     

作为方法的“文学上海”——上海与文学关系的反思与重建

“文学上海”(Literary Shanghai)是在“海派文学”(Shanghai Style Literature)、“上海文学”(Shanghai Literature)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旨在重建上海与文学、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文学上海”在结构上包含“文学中的上海”、“文学化的上海”以及“文学与上海”三个层次,另一方面,“文学上海”的本质在于“以时间来思考”.时间以及在时间基础上产生的记忆问题,是“文学上海”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个主题,在百年上海文学历史中,被不断书写.     

钱谦益与晚明宋诗风

天启、崇祯年间,钱谦益在程嘉燧启发下,走上了转益多师,唐宋兼宗的创作道路。他在诗序中也多次主张转益多师、别裁伪体。这种观念的提出有其特殊意义,“别裁伪体”裁的是七子派和竟陵派,“转益多师”学的是三唐、两宋、金元乃至国初的诗人。钱谦益以其师法多家、兼采众长的诗歌创作,呼应着他的文学主张。清康熙年间,邹式金在《有学集序》中就高度评价钱谦益出入中晚唐、宋、元,集诗家之大成。本文着重分析钱谦益天启、崇祯年间的诗歌创作,考察他是如何以宋诗为取法对象,实现转益多师的文学主张,从而推动晚明宋诗风的兴起。     

杜甫献《三大礼赋》时间考辨

现今学术界基本认定的杜甫于唐玄宗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实是千年误读。实际上,杜甫是在天宝九载冬预献《三大礼赋》的,这可从杜赋文本和当时历史文献资料得到证明。关于献赋的时间,历史上有三说天宝九载冬、十载、十三载。但自从钱谦益认为“献赋自在大礼告成之日”、“十载献赋明矣”以后,则众口一词无疑义。而钱氏之说是缺乏根据的。     

钱谦益的诗体“正变”欢

“正变”是中国诗学特有的关于诗歌发展的概念。钱谦益的诗体“正变”观,既有“系乎诗”的方面,支持诗体的独创,倡导“代有其人,人有其传”;又有“系乎时”的方面,强调诗体与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期待具有明朗和雅之声调、丰沛深厚之情感内蕴的盛世之音的出现。     

生态批判与人文反思——论21世纪以来“城市病”的文学书写

21世纪以来,“城市病”成为文学重要表现内容,其通过隐喻的方式映射城市发展现实问题,体现作家的批判立场。在文学作品中,“城市病”与人的病症在生态层面呈现出交互性,在人文层面存在同构性,而且作家对“城市病”的批判常常与乡村乌托邦建构相对应,体现了城乡价值对立的思维。在“城市病”文学书写中,作家通过时空维度建立城与人病症的联系,挖掘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但在主题表达、写作姿态、介入视角等方面也存在种种问题和不足。随着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的发展以及城市文学的不断成熟,文学对“城市病”的书写将走过自觉阶段,在现实性和文学性两方面形成新的突破。     

一种“解蔽”的共同体实践：中国城市底层电影的人民性与人民影像记忆重塑

作为以“底层”为方法、“空间”为路径的生活影像政治和视觉理性启蒙,中国城市底层电影从底层史观的视野建立了一种新的银幕文化主体性,重构了当下大众文化书写脉络中人民影像的错位表征,〖JP2〗以社会解剖学的文化政治立场重塑核心观众关于人民生活现实日趋偏狭的视觉经验与记忆认知,为其重新敞开关于城市底层生存媒介感知的银幕视野。基于情感共通、现实批判价值归同、异质性叙事审美认同的城市底层电影,试图以批判性姿态“解蔽”社会系统结构内部的不公、失衡与非正义,由此触发作为城市命运共同体的跨阶层大众相似生命体认的共鸣共振。     

论"钱谦益现象"及"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

“钱柳因缘”体现了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人生契合与碰撞。而没有柳如是,也就没有钱谦益的“诗史”桂冠。这就形成“钱谦益现象”的主要内涵。“南移”则指“诗史”诗人的籍贯转向南方。本文探讨钱谦益获得“诗史”桂冠的条件,并分析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若干原因。     

钱谦益入清后诗“诗其人”辩

钱谦益入清后的诗从清初以来便被指责为"作伪"、"自刻饰",甚而说是"表演"。由于论诗逻辑的武断简单,使钱谦益诗处于百口难辩的境地。分析话语者的时代和心理背景,考察钱诗所写的事与情,我们认为,钱谦益入清后的诗是真诚的,符合他"诗其人"的诗学理论。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大节隳颓的尴尬和反清志行,亡国之痛,沧桑之感是经历了鼎革之变后全社会共有的感情。在钱谦益评价上,我们不能以其曾经有过贰臣的经历而重蹈前人的覆辙。     

选本《西湖拾遗》与原作比较研究

《西湖拾遗》是选编有关杭州西湖故事的小说选本,通过对选本与原作比较分析可知,经过选者对所选作品重新编排和修改,将话本小说体制补充完整,小说回目修改为上下两卷对偶整齐,对韵文部分进行改动,特别是在诗词方面的改动使诗词和小说融为一体,增强了小说的魅力。《西湖拾遗》的选编表现了失意文人寄情山水,“西湖”故事与选者心态契合;原作中表现出的“忠”、“孝”观和以道德说教来实现小说的“劝惩”功能得到选者的认同。     

理解传播革命的三个视角———现代性视野中的传播简

从“个人与社会”的角度看,传播是包含着“自我意识”这一心理机制的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从“记忆与认同”的角度看,传播是强化记忆、消解记忆以寻求自我认同的话语争夺场。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看,传播改变着时空矩阵,以时空分离、时空消解、时空重构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张炜小说的本土经验书写

张炜小说创作本土经验的生成,源自其童年及少年时期爱与创伤的深刻体验、在故土大地上的“游走”以及丰富广博的阅读,并由此形成了“爱痛交织”的生命情感书写、“浪漫超然”的齐风海韵书写、深沉厚重的历史现实书写等本土性特征。张炜运用了诗意雅致的语言,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建构了独具魅力的半岛文学时空。张炜小说的本土经验书写,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道德理想的执着坚守、对“融入野地”的向往,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高度自觉。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