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被败坏的表现与机理:明代中后期福建盐业的剖析

明代中后期福建盐运司所辖的盐区弊端百出。官、商、民、匪均参与舞弊,导致盐务部门无法正常运行。盐官贪欲大张,盐商多心存苦衷,沿海灶民等下层人民视制盐、贩私为谋生之道,亦屈就腐败的官场,盐的专卖制度则无法推行。     

元代统一局面下盐官制度的重构

盐官的设置是元代盐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元一代,南北得以统一,元统治者对全国较大的几个盐运司的官员进行了统一设置,并罢去一些规模较小盐司的官员,这反映了统一局面下元统治者宏观调控,抓大放小的管理思想.随着盐务管理体系(盐运司一分司一盐场)的建立,元统治者整合金代盐官体系和元初转运司体系,相应建立了盐官体系,进而推广至南方产量较大的两淮、两浙及福建盐区.这是全国统一局面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央垄断盐业,加强中央财权的重要表现.元代盐官体系盐运司官员设置的规范化使元代盐法在理论上臻于完善,并成为明清盐官设置的样板.     

清代移民与台湾食盐贸易制度化

清廷统一台湾后,随着移民的涌入,政府对台湾控制不断加强。清廷以政权的力量在台湾制造了食盐商品的特定市场,使食盐贸易由原先的物物交换转化为专卖形式。政府力图通过食盐专卖收取饷银,解决军饷及财政支出。台湾食盐贸易的制度化,其实是台湾内地化进程的重要表现,政府通过这一过程将台湾纳入有效的管理体系中。     

明代势要占窝与边方纳粮制的解体

明代中期边方纳粮制的解体,究竟是由于叶淇变法即改行运司纳银制,还是因势要占窝、王府奏买食盐、太监织造奏讨盐引,以致造成大规模内外宫贩卖私盐所致的问题,殊值讨论。迄今为止,治明盐史者,大都依明代官修史书,将边方纳粮制解体归咎户部尚书叶淇的所谓“变法”,唯日本学者藤井宏另持一说,认为与叶淇无关。本文仅就“势要占窝”之一侧面,具体考察势要占窝的形态与边方纳粮制解体的关系。一、势要奏请开中势要奏请开中,起源于势要家人纳粮中盐贩鬻。按明制:在户部奏请开中盐粮则例公布后,势要官员家人按其规定上纳粮米,以获取贩盐权,这当与一般开中商人纳米中盐,本质并无区别。问题是,达官显要之家人倘若染指贩盐,势必凭藉声势,侵攘民利。因此,洪武时即规定监临官及四品以上官员家人,不许中盐营利,其目的不言而     

明代引茶制度初论——明代茶法研究之四

“民资五谷以为食,所以下食者盐,而消食者茶也”。茶是我国人民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随着茶业的发展和饮茶风尚的普及,中唐以降,茶叶被纳入了封建国家禁榷专卖的轨道,茶法也就应运而生了。经过宋元的发展,至明代渐臻完备,“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明茶法有三:曰官茶、商茶、贡茶。仅就商茶之法(商专卖体制下的茶叶流通政策)而言,则又包括引茶和开中两种制度,而以引法为基本特征。关于开中茶法,笔者已有专论,这里仅就引茶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初步论述。     

明清山西盐商与茶商之比较

山西商帮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集团,其经营的商品以盐、茶规模最大,两者均为官府严格控制的专卖商品,均能获得垄断利润,因而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盐商与茶商在兴起的时代背景、经营活动的地域范围、衰落的原因等方面又有明显的相异处。本文就山西盐商和茶商之间的异同作一比较分析。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抗战时期四联总处与战时盐业运输简

“七七事变”后,沿海各产盐区先后沦于敌手,大批存盐滞留盐场。为避免存盐资敌,满足战时军需民食对食盐的需求,国民政府根据当时“商疲力竭”的盐业运输实际现状,及时调整盐务运输政策,实行官商并运。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最高经济与金融机构四联总处,根据战时盐业运输政策调整的实际需要,大力实施战时盐务贷款政策,利用国家各大银行的金融力量大力开展贴现与放款业务,尽力向国家所属盐运机关、盐商提供贷款。从资金方面确保战时盐业运输的顺利进行,为将沿海大批食盐抢运到内地创造了条件。伴随着战时盐业“官运”规模的扩大,四联总处提高对战时盐业运输的认识,将盐务贷款上升到关系抗战胜利的高度,对于国家所属盐务机关及各地盐运商的盐业运输贷款需求,尽量给予协助办理。历史证明,四联总处所实施的战时盐务贷款,在促进战时盐业运输,满足大后方军民食盐需求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战时食盐的抢运与运销。从而支持了抗战的胜利。     

清代西藏政教合一制时期噶厦与达赖喇章经济关系

西藏封建领主经济源于吐蕃奴隶制崩溃后,历经僧俗领主结合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元朝在此基础上分封始推行领主土地占有制。至清朝确立三大领主土地占有制,实行以达赖喇章和噶厦组成政教合一体制,加强喇章在政府中的权势。清以中央集权制将喇章的政治、经济纳入噶厦内,实施政治上统一经济上一体化。     

从官方到民间:安溪城隍信仰的历史考察

安溪城隍信仰传播范围广泛,仅台湾一地,就有供奉安溪城隍的庙宇多达200余处,因此安溪城隍信仰的由来及其演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安溪城隍信仰大约在清乾隆初年就已经向民间转移了,嘉庆以后城关游城隍的规模盛大。这个变化与安溪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城隍成了安溪商人向外迁徙移动的保护神。而随着民间崇拜城隍活动的日益兴起,安溪官员不仅没有反对,反而予以支持和鼓励,这与当时福建省官府的立场大相径庭。因此,从安溪的个案看,官民之间在对待城隍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地方官员的容忍和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安溪城隍信仰的发展和向外传播。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对西部开发的历史贡献及其启迪

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开发了西部各地的特色经济,为西部地区培植了市场购买能力,从而将西部地区纳入到全国经济运转的轨道;山陕商人促进了伊蒙草原畜牧经济的发展;山陕商人加强了中原和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的联系;山陕商人精心培植并促进了西部地区各行各业市场经济因素的发展。     

大辛庄商代聚落社会组织及其变迁初探——以央地关系为视角

对大辛庄遗址综合分析表明,大辛庄商代聚落的地方社会组织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到没落、消亡的历史过程.早商至中商阶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的发展相对稳定,说明该聚落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区域独立性且商人、夷人各自有独立的文化系统;到了晚商早段,大辛庄聚落社会组织经历了一次影响较大的社会变迁,其陶器生产模式、农业生产模式、葬俗葬制等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商人和夷人融入到同一的文化系统之中.上述现象说明商人在大辛庄建立聚落,实现商人和夷人等不同文化系统共存,意在实现夷商融合的过程,并将夷人纳入到商人核心社会的政治系统之中.     

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论行政督察区制度的不合法与不合理问题

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制上考察,行政督察区制度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它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政集权、强化对县政的控制,而在省、县之间所增设的一个政府层级。推行之后,颇受指责,但却一直实行着,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制的集权性特征。     

明代解盐行销区域之变迁

明代解盐行销区域的消长,反映了明代盐制演变中的一个特点:即前松后紧。明代前期,盐政制度稀疏而简单,强制力度且明显有限,越境销售因此习以为常,也就为以后争夺行盐区域埋下隐患;正德以后,食盐生产全面过剩,市场争夺日益激烈,行盐区划细密不足的隐患开始显露,于是,对行盐区划加以完善,使之更加细密准确,便成为必不可少的弥补措施。明代关于行盐区划的种种争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解盐行盐区域的消长,也是这种特点导致的。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近代地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涉及了地方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诸如关于近代乡村治理与保甲制度、县制与县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省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打破了传统的官职研究重在职官演变的历史局限和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史学观念的束缚,将制度变革与历史时代变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本科学的研究特点。但近些年来,无论从研究频次还是研究规模上看,制度史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学者的研究大多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另外,在今后的制度史研究中,如何化"静态研究"为"动态研究",如何让制度史与社会史、文化史等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也是一项亟待学人探索的课题。     

唐代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历史地位

唐代的江西,因其便利的交通,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丰饶的物产,发展了粮食、茶叶、瓷器、木材等产业,并且大量转换为商品,同时把岭南广州进口的海外珍异商品转运到其他地方贩卖,促进了江西商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另外,新的商业组织和市场形式产生,大量货币的使用与流通,商业都市空前繁荣,再加之商人群体的活跃,因而促进了唐代江西经济的发展。由此也奠定了江西经济在五代和两宋经济繁荣的根基。     

清末民初直隶中部的“市镇交易圈”——以晋商的多地赶会为视角的考察

清末民初时期，包括二三月份举行庙会的位伯镇、三四月份举行庙会的鄚州镇、五六月份举行庙会的辛集镇在内，直隶中部的同层次、同类型的若干市镇之间存在着商业联系。本文以晋商万聚恒等夏布庄为代表的专业商人，多地赶会的销售方式进行考察，发现其间的商业联系影响到了直隶若干市镇之间“交易圈”的形成。这种横向的联系表现为市镇庙会的交易时间相继、交易空间相近、交易主体相似，以及在大宗商品的流通、购销资金的调拨、商业信用的结算等方面的整体性。这种协同性和整体性反映出直隶商业的地方特色——“市镇交易圈”。并且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市镇交易圈”及其庙会市场的交易习惯也凸显了其自身的稳定性。     

明清时期道的分类及其功能演变——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视角

从探寻现代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渊源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道制进行考察,可以将明清时期的道制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事务性的道,一是在一省范围内进行区.域划分的道,即分巡、分守、兵备道.后者是行政督察专员区制度的直接来源,其设置于明代,旨在加强对地方的监察与控制;清代,巡、守、兵备道设置趋于合一,由功能单一的机构向集民、财、军及其他各种专项职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机构转变,民国时期固定为省县之间的地方层级.从制度承袭的角度来讲,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直承民国时期道的建制;从运行机制与性质职能角度来讲.则与明清时期的道有着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     

二级制: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

从汉代开始,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就一直面临着管理幅度过大的问题,对此,中央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在中央与最高地方行政层级之间设立派出机构,并极力阻止其向地方行政层级转化。汉唐极力将州、道限定为监察机构,宋代的路始终维持派出机构性质,元明清时期的省则为半地方性质。古代地方行政层级的基调、主调是二级制,而不是三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