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音壁——《楚辞·卜居》辨析

《卜居》是《楚辞》名篇,本文从屈原对秦汉历史巨大影响的角度认同郭沫若先生的作者判断及游国恩先生的写作年代推断。同时,对《卜居》文义试作深层开掘,悼悯华夏的“民族魂”。     

屈赋太阳中心说

一、引言 游国恩先生在一九四三年作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主要论点是“屈原对于楚王,既以弃妇自比,所以他在《楚辞》里所表现的,无往而非女子口吻。游先生认为楚辞中所描述的“美人”、“香草”、“荃荪”、“昏期”、“女嬃”、“灵修”、“求女”、“媒理”等等,皆以夫妻关系喻君臣关系,用游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屈原)把楚王比作‘丈夫’,而自己比作弃妇。”游先生的“女性中心说”在楚辞研究中可称得     

论《离骚》中的女媭和“子兰”

屈原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中的女媭是什么人,历来争论不休;“余以兰可恃兮”的“兰”究竟是不是子兰,也各有不同的说法。这两个问题性质相似,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一、女媭非屈原亲人辨前人对女媭的身份有如下各种说法:王逸以为是屈原之姊,郑玄以为是屈原之妹,贾逵则认为是女子的泛称,汪瑗认为是比喻党人的贱妾,李陈玉认为是使女,周拱辰认为是女巫(以上均见游国恩主编《离骚纂义》引)。近人有下列不同意见:郭沫若主张是屈原的“女伴”(《屈原研究》),姜亮夫赞成“贱妾”说(《屈原赋校注》),游国恩认为是作品中假设的人物,是师傅保姆一类老太婆(《楚辞论文集·楚辞女性中心说》),也有以为是屈原之母的(龚维英《女媭为屈母说》,1982年第三期《贵州社会科学》)。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屈原应该名原字平

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载＂屈原者,名平＂。此后,不少《楚辞》大家都将它与＂正则＂、＂灵均＂的解释相对应,致使屈原名平字原的说法相沿已久。笔者从十条主要材料的梳理入手,疑＂屈原者,名平＂中的＂名＂为＂字＂之误,屈原就叫屈原,平应该是他的字。     

《离骚》作于顷襄八、九年考

《离骚》究竟作于何时?宋代以来的屈赋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屈原被疏或放逐汉北时期.而游国恩、郭沫若、陈子展诸先生则力排众议,确认司马迁晚年关于"屈原放逐,乃赋离骚"的说法,定《离骚》为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作品.我完全同意游、郭、陈三先生的结论.由于这个意见在学术界尚有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出版的《楚辞》注本,大多仍取旧说.因此,很想对"《离骚》作于屈原放逐江南以后"的意见有所申说和补充.     

论《九歌》非同时所作

关于《九歌》的创作年代,说法甚多,归纳起来主要为二种,一是以郭沫若、游国恩为代表的早期说。郭沫若在他的《屈原赋今译》《九歌》题解中说:“由歌词的清新,调子的愉快来说,我们可以断定,《九歌》是屈原未失意时的作品”。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亦说:“《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的乐歌的基础上,为朝廷举行大规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屈原婚恋观探微

囿于史料,屈原的婚姻难以稽考,作为其人格重要组成部分的婚恋观,虽未见有人论及或研究,但通过现存的楚辞资料,却可窥见一斑。屈原所追求的女子门第高贵、性情奔放、品格修美且感情投合,这与先秦的宗法等级制度及楚地人情风俗是一致的。从楚辞作品入手,分析论证屈原鲜明的婚恋观,是对楚辞文化研究的新开拓。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屈原的“忠”与“过”——谈朱熹眼中的屈原

怎样评价屈原，一直是楚辞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在《楚辞集注》一书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文章结合朱熹的“中庸”思想与其观人之法，深入剖析他从批屈之过，到赞屈之忠的独特思考方式，着力展现朱熹之论与前人之论的异同，既肯定其思想的闪光点，又揭示其局限性。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郁郁然与骚人同风--浅论张九龄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以高尚的人格形象与杰出的诗歌成就,深深影响、感召着后代文人.初盛唐的张九龄由于人格理想、自身遭遇与屈原极为相似,在作人、作文等方面都表现出对屈原明显的继承和发展.张九龄对屈原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使自己的品行人格与屈原互见,诗文取得独特的艺术成就,且为王维、李白等人学习楚骚开启了道路,成为诗歌美学史上重要的中介人物.     

巫楚文化:沈从文与屈原

楚文化的特点是"巫"。屈原是历史上楚文化的代表和传承者,近现代湘西文化作为巫楚文化的孑遗,成为沈从文创作的源头活水。沈从文和屈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承传了楚文化,使楚文化成为不同时代人们表达文学理想的重要资源。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岳麓书院屈子祠的创建及其文化意义

清嘉庆年间 ,岳麓书院创建屈子祠 ,改变省城无屈原专祠的局面 ,使“湖南乃屈贾之乡”得以名实相符。此举的文化意义有二。一是将湖湘忠诤爱国的优良传统由北宋上溯于楚国与西汉。二是将岳麓学术由朱熹、张木式向上溯于周敦颐 ,最终确立了湖南学术道统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陈寅恪与屈原之楚骚精神

陈寅格先生对屈原十分仰慕,深受楚骚精神影响,"置以为像兮",以开显其人格魅力.也正因如此,陈寅格先生所倡行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考究其源,应追溯到屈原及楚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