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合璧式的玄学”

张君劢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糅合了中国儒家的心性之学、西方生命哲学和康德哲学,是"中西合璧式的玄学".我们可以从陆王小学柏格森直觉主义和康德哲学中找到张君劢人生观的轨迹.     

张君劢的中西文化观

张君劢从对“人生观”这一文化转移“枢纽”的阐释为出发点,来抉发文化之源头、内涵及中西文化之异同。面对西学的强大冲击,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的历史难题解答中,张君劢力倡在“继往”的基础上以求开“民族文化”之新。他对文化及文化发展出路的揭示,在当前我国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与柏格森哲学

1923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叫“科学与玄学”之争),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中不同派别之间的论争,也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在这场论战中,张君劢以西方生命哲学特别是柏格森哲学为武器,宣传自己的“人生观”思想,建立了援洋入儒的文化思想体系,为他以后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奠定了基础。研究中国现代新儒家就不能不考虑当时西方思潮的影响,同样,研究“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的张君劢就必须注重考察柏格森哲学在其思想中的地位。如果从广阔的文化背景来探讨张君劢在“科学与玄学”之争的“人生观”,便可发现张君劢的“人生观”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内在的联系。     

略论张君劢的科学观

张君劢以科学和哲学、知识和道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批判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泛化的理解;批判只强调科学实用价值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同时肯定科学的实用价值和内在精神价值;强调传统儒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矛盾的关系;强调以道德见长的儒学和以知识见长的西方文化是融合互补的关系。张君劢及他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学以人文主义的视角审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坚持儒家主位主义的立场,使张君劢及现代新儒学用德性之知笼罩见闻之知,没有真正赋予科学知识以独立的地位,从而使他们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儒学的道德中心主义窠臼,也使他们最终没有正确解决科学与哲学、知识与道德、儒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张君劢哲学思想的演变及特征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张君劢的哲学思想不仅有独到之处,而且还具备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一般性特征。张君劢哲学思想的演变、特征及其历史作用,是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一作为一名“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张君劢的哲学思想经历了前后两期的变化。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早期,他在清华大     

再思张君劢、钱穆之争:文明与宪制之辩

张君劢、钱穆两先生均为现代新儒学之重要人物,然其为学路径不同,故对中国传统政治之性质、对儒家义理转生现代政制之前景,持有大体相反的看法,而发生或隐或显之争论。张君劢认为,构建现代中国之良好政制之路是自移植西方民主,钱穆先生则以为可在儒家文明内部转生创发。由此,两人对孙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方案也持完全不同的看法:钱穆支持,而张君劢反对。此一分歧实贯穿19世纪末以来之现代儒学发展,今日则展开为港台儒学与大陆新兴政治儒学之争。     

张君劢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以"科玄论战"为例

以张君劢为个案 ,考察张君劢的“问题谱系”及其对“科玄论战”的总结 ,揭示了“科玄论战”的问题意识 ,从科学与玄学的关系 ,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以及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张君劢的“问题意识”对当代新儒家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     

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

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最具特色的思想成果是他所谓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张氏这一思想成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具有即时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学理上却存在诸多缺失。尤其在自由与权力、政治与经济和政治与文化之关系问题上,由于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许多提法和致思的理路都有问题。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1923年发生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内部的一场论争。玄学派的主角是张君劢、梁启超。所谓科学派的主角是丁文江、胡适、吴稚晖。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发表于《清华周刊》272期。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文化,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作为它的精神指向？作为新文化的“根”,究竟存在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之中,还是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传统之中？本文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精神指向”,应该致力于在全体国民中建立起以崇高爱国、劳动创造、公正自由、平等和谐、激越上进为基本指向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人类文化史上从来没有过“超越时空”的文化,怎么能够想象公元前中国农耕时代前期由孔子及其弟子等所创立的一种思想认识,会成为２０世纪后期和２１世纪,即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的主体和核心呢？新文化的“根”,存在于当代中国人民从事的伟大的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这绝不是要苛求它的形成和发达离开中国文化发展的大道而孤独运行。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首先是要正视我们民族过去的全部历史,以及与历史相一致的文化形态。应该以新文化的精神指向作为导标,以它的真实的内容作为基础,检验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区别两种文化的性质,拒绝一切与新文化的指向相悖的文化内容;抓住文化遗产中一切不仅属于过去,而且也是属于未来的文化成分,并进而把它们“变异”为新文化的有效因素。新文化的潮流,变得更     

论张君劢的政治哲学

本文把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论作为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本，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张君劢的代表性著述，首先探讨其政治哲学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及其国家民族本位的立场，然后通过与德国理想主义和英国政治多元主义的比较，阐发了修正的民主政治论的丰富内蕴及多方面维度，最后考察张君励政治哲学与儒家政治传统的相互关联，并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成败得失的角度对当代有关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争论作出了回应。     

钱穆论“中国文化的精神”

钱穆认为,文化是大群的生活,历史即全部的人生,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固有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是维系和推动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活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包括人文精神、融合精神、历史精神,而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与核心。钱穆向往儒家的精神境界,毕生奉持的也是儒家的立身原则。钱穆一生都具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和高度的文化责任感。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他坚决反对西化论的一味洋化、菲薄固有的偏激之论,提倡怀抱“温情”与“敬意”去体悟历史传统中内在的精神价值,显发我们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慧命”。     

何谓“哲学”?——论生活儒学与哲学的关系

就其问题意识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切而论,生活儒学的最终落脚点是“形下哲学”的建构,重点是作为基础伦理学的“中国正义论”及其所奠基的“国民政治儒学”。这种“哲学”通常是指某个学科领域的原理部分,如“政治哲学”“道德哲学”等,甚至包括作为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哲学”,其所思考的乃是形而下的某个存在者领域。但更严格的“哲学”概念,按照海德格尔的界定,乃是形而上学,主要是传统的本体论,其所思考的是存在者整体,最典型的是黑格尔式的以“反思”为特征的哲学。在生活儒学,这就是普遍性的“变易本体论”以及针对现代性的“超越本体论”的建构。这种“形上哲学”与上述“形下哲学”的关系,即“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然而按照海德格尔的“双重奠基”思想,形上哲学与形下哲学都是存在者化的思考,即都面对“存在者何以可能”的追问;再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思想,上述关于“存在者”的哲学都需要关于“存在”的思想来为之奠基。这种存在之思不是哲学,而是海德格尔所称“哲学终结”之后的“思的任务”。在生活儒学,这就是关于“前存在者”的“生活存在论”或“生活论”。因此,生活儒学不是哲学,或者说远不止是哲学。然而正如海德格尔之“思”也被称为“海德格尔哲学”,这种最宽泛的“哲学”概念所包含的存在之思亦可称为“存在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儒学亦可称为“生活哲学”。     

梁祝故事的文化内蕴

“魏晋时代精神是真正哲学的,因为是最解放、最自由的。”(宗伯华语)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正是在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后经不断加工,成为我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改编成影片和乐曲后又成为享誉世界之杰作。其巨大成就源于它的丰厚民族文化内蕴。1600多年来,其主体部分的精神向度、文化历史指向都是一以贯之的、鲜明的．     

宪政“中国化”的另种文化取向——胡适“充分西化”观述评

在宪政＂中国化＂问题上,与张君劢等那种意在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统摄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省超越式进路不同,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大师胡适代表着另一种文化演绎取向：以＂充分西化＂为表征的外化适应式进路,致力于寻找自由主义民主宪政在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里的安身立命之所。从＂造因＂方案到＂幼稚园＂宪政,大致体现了胡适对推展宪政＂中国化＂命题的理性思考以及执着探索精神,也在方法论意义上向世人表达了中国政治转型中现代性成长与乌托邦诉求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抒写其卓越的宪政情怀。     

关于“哲学无定论”问题的探讨与陈修斋先生的阐释

哲学无定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明确提出并反复探讨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其实质是立足于现代哲学对哲学本性所做的一种探讨。这个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被鲜明地提出并得到热烈地讨论,是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思潮环绕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相激互融的结果。严复、王国维、张君劢、丁文江、熊十力、贺麟在20世纪上半叶对这个问题予以了逐渐深入的探讨。陈修斋于1988年发表的《关于哲学本性问题的思考》一文,从元哲学的高度,并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新的阐释,使这一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鲜明地凸显出来。     

“视域融合”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复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视域融合”涉及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儒学复兴”不可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而只能是学术、文化层面的;“儒学复兴”也不意味着儒学将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是儒学与其他文化相互交融,形成一个文化的“百花园”。在理念上,不应把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补充,而是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容共济地发挥其独特功能。在操作层面上,需要减少和避免假借“儒学复兴”名号的各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危害,构建有效的文化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承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研究述评

文化哲学在20世纪80、90年代成为中国哲学界最有影响的研究领域之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则是社会转型的深刻的文化显现。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是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中展开的,而自觉的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论题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基本层面上展开,涵盖了文化的界定、文化的结构层次、文化的功能、文化哲学的对象、文化哲学的主题、文化哲学的建构原则、传统文化模式批判、主导性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转型、新文化精神的重建等众多问题。文化哲学在21世纪将成为最有影响的哲学范式或哲学形态,要推动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走向深化,就应当在建构中国现代社会的主导性文化精神和转换文化哲学研究范式两个方面下工夫。     

当代新儒家对西方哲学的回应

当代新儒家是继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而起的第三波,其主要任务是对强势的近代西方哲学挑战的回应.五四运动倡全盘西化,引致新儒家之反弹.张君劢挑起科玄学论战,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批评既不周延也不称理.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起于抗战,精神上虽承继第一代的熊十力在“量智”之外挺立“性智”,在表述上却由西方哲学如康德、黑格尔转手.迥异时流之无体、无理、无力,由内在体证超越,挺立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1958年元旦,4位流亡港、台、海外的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签署《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坚持“道统”维护传统的精神价值以供奉于世界,开拓“学统”与“政统”以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第三代新儒家刘述先、杜维明更与时推移,唤醒全球意识,通贯古今中外,体现“理一而分殊”,存异求同,多元互济,才能对人类与地球的永续寄予无穷的希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哲学底蕴

“家”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图景与价值基础。西方哲学以不遗余力地异化“家”的姿态来奠定其核心价值观,“家”的身份在整个西方文明进程中是一个被不断工具化的概念。与之相对的中国传统儒教社会,以“不超越家庭伦理为人类永恒信仰之所在”的准则来建构其核心价值观——“家”哲学所阐发的信仰、仪则、思想与制度,既是“天理人情”这一儒家价值体系的重要环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孵化基础。作为一种当然的存在,“家”哲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链条下,对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缔造家内秩序以及参与政治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贡献。“家”是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护带,这种经验对于新时代民族精神与中国气质的培育和践行,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凸显“家”的哲学自信,提供了可参考的行动方案,这也正是家国情怀在新时代的新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