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粮长雏形再论

粮长制度是明代田赋制度一项重要而特殊的内容,明代粮长制的雏形与王恺在金华实行的里长征粮制以及明初江南富户征调都没有直接关系。从承役方式、职能和催粮数额等方面来看,明初江南地方里长与其后的粮长具有相通之处,应是明代粮长的雏形。明代的粮长制度正如明代的黄册制度一样,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元代浙西等江南地区的相关赋役制度。     

论明代中后期徽州一条鞭法的实施——以《新安蠹状》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推行。由于各地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等因素不同,其在各地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差异。根据明朝万历年间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施政措施的档案汇编《新安蠹状》,结合有关徽州文书,对明代中后期徽州粮长制、钱粮征收、里役变迁、军屯税粮征收以及机户生存状况等相关问题进行剖析,以揭示明代中后期一条鞭法在中央规定与地方执行之间出现的制度变异,有助于把握地方基层社会经济运行轨迹和社会变迁实态。     

元代江南税粮制度新证——读《上虞县五乡水利本末》

税粮是以征收粮食为内容的税收项目，元代税粮，南与北，官与民有明显差别。江南税粮分为纳粮田土和免粮田土两类。免粮田土情况各有不同，在全部田土中所占比重各地不等。纳粮田土又可分为官田、民田两类，每类各有不同名目。官、民田的比重各地相差很大，官田税粮比民田...     

明代延绥镇民运粮供应区的形成与分布

明代延绥镇的粮饷长期依赖腹里行省的民运税粮供给,但明初并没有固定的供应区和稳定的供应机制,而是由户部从山东、河南等地因需调拨。从成化十九年起始形成固定的供应区,即陕西部分府州和河南布政司,但由于边警与灾荒之故,仍不时需要从各地（主要是相邻省份和江南地区）调取本色、折色以充军用。     

黑水城所出元代“白帖”文书初释

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录了三件元代“白帖”文书,其中两件文书内容都是关于元代亦集乃路广积仓税粮凭据,文书中都书写有“白帖”二字,为研究元代税粮征收程序提供了实物价值,.     

粮长权力体系构建及其与地方官吏的权力冲突

粮长制度设立的目的极其繁多,但最为核心的目的有二,即防止＂官吏侵渔＂和抑制豪强发展。为了前一个目的,朱元璋以赋税征纳为中心构建起一套相对独立的粮长权力体系,其制度根本特性是赋税不经地方政府之手,形成中央直接掌控地方基层赋税的局面。为了后一个目的,朱元璋在制度上设置了粮长重负的同时,又不断加强地方政府对粮长各种权力的约束和监管,形成了地方提督粮长的监管体系。在上述两个核心目的之中又夹杂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和寻求地方权力制衡,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由于粮长设立的目的重重且往往难以兼容,故其体制内潜伏着种种冲突。其中粮长相对独立的权力体系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官吏的权力展开和利益需求,于是他们利用提督粮长的种种权力,采取沮设、零碎、留难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粮长制度。而宣德以后的粮长制度变革,也基本上是以收归和弱化粮长权力为动机,核心目的是建立机动的地方财政体系。     

明代隆、万年间的海寇商人

在明代海外贸易史上,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隆庆初年,明朝于福建海澄月港局部开放海禁,允许海商告给文引出洋兴贩,标志着明代的民间海外贸易开始从“非法”转为“合法”的活动。然而,明朝在这一时期实行的饷税贸易制度,以及其对民间海商所采取的种种限制和迫害,依然极大地阻碍着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本文拟考察和分析明代隆、万年间在明朝饷税贸易制度限制之下的民间海商,如何由商转寇以及其活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明代“鱼鳞图册”考源

“鱼鳞图册”是明代赋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作用是准确地掌握编户的土地数量,与“黄册”相辅而行,是赋役立法的依据。《明史》云: 两浙富民畏避摇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 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 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明代漳州海上贸易的发展与海商反对税监高寀的斗争

漳州月港是明代中后期我国东南沿海主要的对外贸易商港,是东南地区海外交通的中心。万历年间,在全国各地反对矿监税监斗争的怒潮中,漳州海商首先发难,掀起福建人民反对税监高寀的斗争,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本文拟对这次斗争的经济背景和经过作一简要的探讨。     

税负之痛

暗税是官吏在征税时自行加征的税收,比如,明清两代,八个省份向北京输运漕粮,国家正式规定的漕粮数额是400万石,而民间则为之付出了1400万石。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国家的正式税率不高,但老百姓为税负而痛苦。比如明代,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自序中就说道:"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税重民穷,是研究者根     

明代徽州官府与宗族的救荒功能

明代徽州的官府和宗族组织在自然灾害背景下发挥出非常有效的社会调控功能。其防灾和救灾措施主要有储粮备荒、蠲税减租、赈济饥民、掩骼埋胔、通商平粜、医疗救助、兴修水利等。     

明代黄册归户底籍二种

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徽州府歙县程玄信黄册析户册底》系黄册分析归户册,为正式告明立户之际,在新老各户之间对黄册所载人丁事产进行分析归户;《万历徽州府祁门县吴自祥户黄册归户册底》系黄册田亩税粮归户册,是将黄册所载税粮,在本户所属各子户下进行归户.文书所载表明,明清时代即使占有土地不多的一般业户,从户内的经济关系而言,亦多为总户与子户这种关系,具有普遍性.     

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

本文从人口增加、土地垦殖、水利建设、粮、桑、棉、茶的种植等多方面论述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程度，用事实说明了明代陕南地区农业经济开发的成就。     

明代商税的征收与管理

明代商税的征收与管理姜晓萍商税古称“关市之征”。所谓关，指贩运商品通过之关卡。市，指商品贸易之市集。顾名思义，商税主要指国家对商品运输和商品贸易所征之税。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商税收入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这就迫使政府进一步完善商税制度，...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田亩饱和度”与明代闽赣粤三省毗邻区的人口迁移

"田亩饱和度"是一种工具性概念,指的是同一区域历史时期纳税田亩与1949年纳税田亩的数量之比,可以用来测量重大事件对于区域人口、土地资源的影响,并藉此评估当地政府的赋役政策。这一工具性概念还可以用来测量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解释区域之间人口流动的成因与效果。分析表明,明代存在黄册户口与田赋实征册户口两套数据。在洪武以后南方大多数地区,黄册户口转变为派役单位,而田赋实征册户口则是纳税户口;户名之下,依亩计税。明代闽赣粤三省山区中的所谓"化外之民",其中绝大多数只是不列入黄册却见于田赋实征册的不承担徭役的纯粹的纳税者,且一直处于政府的管辖之下。因此,主要针对异籍者的税役均等与税役一体化,才是明代一条鞭法改革的目的所在。     

明代安辑流民政策述论

明代安辑流民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因年饥、战争或逃避繁重赋税而流移异地谋生的这部分人口。有明一代的安流政策采取提供基本生存条件、编籍管理和鼓励垦荒等措施,对逃户实行整顿户籍、免租税和随地占籍等政策。明代的安辑流民政策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摊丁入地”的由来与发展

“摊丁入地”或曰“地丁合一”,是封建社会赋役制度发展的终结,它集中体现了赋役自身固有的规律。它的特点就在于,将人丁的封建负担——丁役及其折色丁银,摊派入田地之中,使之与赋税一元化。明代嘉靖、隆庆间出现的“通将一省丁银,均派一省徭役”的原则,意味着徭役及其折色的一部分开始从人丁移向土地(税粮);从形式上看,丁银与地银并存,实际上地银中已包含了一部分丁银。因此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一条鞭即部分的摊丁入地。清初的“摊丁入地”则是一条鞭的进步发展,或者说是完全意义上的一条鞭,故当时人称“摊丁入地”是把丁银“归入地粮内一条鞭征收”。然而从一条鞭到地丁合一的转变,以及摊丁入地的展开,却呈现出一系列历史的复杂性。     

试论明代北直隶的地方支出——祭祀与乡饮酒礼

明朝北直隶祭祀的主要内容有文庙各坛祠春秋二祭、名宦乡贤春秋二祭、八蜡神庙春秋二祭、社稷坛春秋二祭、风云雷雨坛祭、霜降祭、邑属坛祭、清节祠祭等,是明代北直隶地方经费支出较多的一项,财源是征收的代役金。京府顺天负担更重,除以上祭祀项目,还额外有其他祭祀,由代役金和税银共同承担。明代的乡饮酒礼源自古礼,是由地方官宴请当地年高有德者于公堂,其意为敬老尊贤。明代北直隶的京府顺天和京县大兴、宛平的乡饮酒礼费用较高,其他的府县则较低,经费出自代役金。祭祀与乡饮酒礼给北直隶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论明代的赈粥

赈粥,作为救荒的措施之一,以其简易可行、成本不高、救治迅速、颇具实效性而被明代社会广泛采用。从施赈的对象、赈粥的方法、粥粮的来源、粥厂的管理等方面,可以了解明代粥厂制度的基本状况,因而可以对其实绩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量。而粥厂制度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其实正折射出明代荒政乃至经济、吏治的实际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