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中心论与文字中心论

德里达的力作《论文字学》(ＤｅＬａ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ｅ,1 967)的出版 ,标志了与西方传统诠释理论的“语音中心论”( ｐｈｏｎｏｚｅｎｔｒｉｓｔｉｓｃｈｅ)相对立的诠释观念的形成 ,这种新的观念或可称之为“文字中心论”。德里达立足于“文字”的解释体系虽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诠释学与语言学 ,但他所从出发的基础———文字 ,却不是我们在常识意义上所理解的文字 ,而是一种先于言语而存在、包括言语在内的原初文字 (ａｒｃｈｉ-ｅｃｒｉｔｕｒｅ) ,但这种“先于” ,又并不意味着肯定时间意义上的先在性。〔1〕在笔者看来 ,德里…     

论汉字的文化定义

目前普通语言学理论中对“文字”的定义 ,是以西方语言文字的关系为依据的。西方文字的拼音形式 ,适合西方词形屈折变化的语言 ,文字通过记录口语来表达意义 ,是依附于口语形式的。而汉字的方块表意形式 ,适合汉语形态简单而含义丰富的特点 ,文字直接传达意义 ,独立构成书面语言 ,不依附于口语。中西文字的这种差别 ,本质上是文化的差别。因此 ,汉字的文化定义应该表述为“汉字是汉民族思维和交际最重要的书面符号系统”。而普通语言学也有必要重建文字理论 ,摆脱长期以来狭隘的“语音中心论”。     

德里达论他者的命运——从哲学与非哲学的关系看

“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于是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在西方文化内部,哲学始终摆脱不了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文化必须正视非西方的非哲学文化。德里达承认了作为他者的异质文化的地位,但他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倾向。     

唯物史观视域下罗尔斯“原初状态”理论批判

以批判的视角研究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是透彻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本方法,也是进一步分析罗尔斯《正义论》的必要理论前提.“原初状态”理论的西方哲学视角的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自由主义的批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唯物史观视域中的“原初状态”理论批判的着力点在于:对主体预设的批判、对信息预设的批判和对环境预设的批判.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思·言·字——评德里达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本文将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置于当代西方反传统形而上学思潮的背景中加以考察,通过对逻各斯的历史性危机和德里达理解方式的分析、批判,指出德里达的基本解构战略在于消解“说”对“写”的统治和界线,埋葬源于逻各斯的“意义”,解放一切人为约定的传统规范,重写新的文字;并进一步提出德里达从西方文字的缺陷入手,破坏西方哲学传统,其目的仍在于拯救西方文化的危机。作者认为,德氏理论的合理性在于它抓住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弱点,从一个新的角度描述意义,而其局限性则在于否定了传统思维方式曾经有过的合理性,经过解构的后现代景观并非人类文化的理想状态。     

现代西方哲学转向与哲学观的变革——以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视角

现代西方哲学生发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哲学传统根基之上,体现着具有自身特色的转向和变革。这种转向和变革遵循了西方哲学从“能否思想”到“有无意义”的内在发展逻辑。本文试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转向中挖掘西方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思想价值,在各种转向所体现的哲学观变革中再现从“思想”到“意义”的发展理路,从而为现代西方哲学开启发展的无限空间和广阔之路。     

西方哲学研究：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

<正>如果从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传播西方哲学算起,西方哲学传入中国迄今已历400余年,这同时也是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400余年。这一过程特别在清末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开始后,引起了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无尽纠缠。这一历史事实既产生于西方现代化携带的“文化殖民”活动基因,也产生于中国知识分子面向西方求取“真经”的主动接受行为。因此,西方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和展望,关系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在更加宏大的视野里,也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的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变革

<正>侯冬梅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撰文指出，西方中心论的产生源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在不断超越东方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比较优势。典型的西方中心论是通过在思想上对西方文明传统的系统性哲学反思，以及对理性主义文化基础的普遍性论证，进而上升到文明发展层面的“文化优越”，     

从礼乐文明共同体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演进——文化学的视角

悠久灿烂的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其蕴含的礼制传统、礼治意识和人文主义内核在历史上促生了礼乐文明共同体,构成了中华文明延续性的根基。这种独特的文化共同体意识使得近代中国在追赶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着疑问和反思。借由西方文明的观照和比较,中华文明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桎梏,反身发掘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殊历史发展,从现代化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在实践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继承、超越与回归,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为东西文明的融会贯通和新的世界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基础。它既是对西方视角旧文明格局的突破,更是传统礼乐文明的涅槃和更高程度的自觉和完善,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带来了更美好的前景。     

"得意忘言"与"语言为存有之居屋"——从不同的语言观看中西诠释学之异同

西方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强调“言不尽意”,主张“得意忘言”、“得意忘象”,西方诠释学普遍认为语言是诠释的前提,是“存有之居屋”。西方诠释学的方法和思路为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哲学应立足自我,超越西方哲学的体系、框架和具体概念、范畴,从中华民族特有的哲学智慧和义理思维中,开出新路。     

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逻辑

以大历史观,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厘清“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西方国家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内生出帝国文明,建构起“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蕴含使帝国文明异化为野蛮的基因。“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是沿着“历史道路”“文明解释”“民族优越”“人性辩护”“社会论证”“理性标准”“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哲学基础”的逻辑建构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三者在生成逻辑上是逐步演进关系,在理论逻辑上是彼此理解关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具有决定意义,它一改过去中国对西方现代化潮流冲击的被动回应为主动应对,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掌握了历史主动。     

必然与偶然概念的语义新释——兼析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

与西方主流哲学的有关见解不同，按照“是否一定如此”的标准区分的“必然”和“偶然”概念，实际上并不是指事实存在的两种不同特征，而首先是指人们有关事实的认知所处的“确定”和“不确定”状态。澄清了它们的这种认知性原初语义后，我们就能进一步理解它们包含的“别无选择”和“有所选择”等非认知衍生语义，并通过将它们与好坏对错的价值内容关联起来，纠正西方哲学在必然与自由、决定论与主体能动性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理论谬误。     

马克思对哲学史自我同一问题的哲学转换

西方主体主义哲学混同“自我”、“主体”、“本体”，着力于建构超时间的“先验主体”或“先验自我”（“自我同一”）。马克思在对西方哲学“先验主体”不断解构的过程中，对“时间”寄予现实的关注，不仅把“时间”还原到原初的感性时间，对处在个人感性时间中的现实的人的生命存在的一般条件和关系予以深沉的关注，而且通过对“历史时间”的探究，指明了人只有靠历史（活动）才能维持自我的同一，从而彻底置换了先验哲学的问题提法和答案。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沃尔佩学派美学思想试析

沃尔佩学派主张重新阐释传统马克思主义,又反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现代西方语言理论和结构主义的霸权。其立足于“语义辩证法”基础上的“审美语义学”体现了该学派弥合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语言学裂隙的努力,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酝酿“语言学转向”的风向标。     

走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成中英谈中国哲学之未来

1996年3月26日上午，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成中英教授，应南京大学哲学系赖永海教授的邀请，就中国哲学在世纪之交的未来发展问题与南京大学一些博士生进行专题座谈，中心论题是“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看中国哲学之未来”。成中英首先指出，作为身处二大传统（中国与西方的）的哲学研究者，会常感受到中西方传统的差异。差异是比较性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但并不是构成对立的前提。从理论上的差异走向更高层次的共同，倒应该成为理论研究的基本立场。科学理论的发展是如此，文化与传统的融通也是如此。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差异中有相…     

西学"存在论"与中学"本体论"

Ontology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可称为西学“存在论”,“本体”则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关“本体”的思想即是中学的“本体论”。以“本体论”译Ontology并不确切,但不能由于约定俗成的译名的不确切而否定中学“本体论”思想的存在。西方传统Ontology作为“是论”与中学精神比较隔膜,而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换,则为西学“存在论”和中学“本体论”的深层次比较提供了契机。     

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与现代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的根源在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危机。传统的西方哲学只是侧重于从科学计量的角度来理解“时间”和“空间”。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一种具有特殊“理智”这种功能的“动物”,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系列,由此在经济学中演化出“经济人”范式。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进行了重新解构,回答了“真正的人性在哪里?”“人到底是如何存在的?”这一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海德格尔对“人”的理解也影响了一大批现代经济学者,推动了现代经济学的演进与行为经济学的产生。     

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发展历程

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伴随两次转向,我们可以看到自我范畴在西方哲学探索中萌芽、发展、确立这样一个过程。近代以二元论为前提的传统自我随着主体性的提升,日益暴露出理论局限性并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境”。随着哲学范式的语言学转向或交互主体转向,许多哲学家分别从各自独特的理论视域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不同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