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后期《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以王世贞为中心

明嘉靖至万历时期,以"舆论领袖"王世贞为代表的阅读公众初步形成,他们以荐读、研究、创作实践等方式迅速推动着《穆天子传》的传播与接受,从而掀起了知识分子阅读、讨论的风潮。考察其背后的社会原因,主要源于皇帝对道教的推崇、西王母信仰的兴盛及明中后期发达的印刷业。在《穆天子传》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两个传播偏向,一是以复古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白云谣"诸篇章并将其应用于诗歌革新,二是经知识分子再创作的穆天子故事杂糅西王母仙迹而普及民间。两个偏向又重合于周穆王见西王母事件,使受众产生《穆天子传》的主题就是写穆王与西王母相会的错觉,从而影响了文学史的撰写和当代人对此书的认知。     

宗族与风俗: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的缩影——以浙江余姚江南徐氏为例

明嘉靖万历时浙江绍兴府余姚地区的社会风俗变化很大,并深刻影响到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观念。嘉靖时徐天泽将风俗的变化归结为人们的"物欲",在讲求"义"的伦理政治下,"物欲"表现出的"利"对于社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人们不再安分守己,以满足欲望为追求。余姚江南徐氏在明代由于科举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地方志从批判的角度记载风俗奢靡,编纂者号召人们移风易俗,反映了地方官的意志以及地方绅士的主张。最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通过宗族建设来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造成宗族乡约化,进而组织化。     

论明代中后期的散体尺牍观——兼与四六启观之比较

明代嘉靖以后,一些文人逐渐意识到散体尺牍在社会中下层的幕僚佐吏乃至普通大众的社会交际中的重要功能,并由此归纳出其体简而用繁的特点。当文人持着这种立场去看待散体尺牍时,便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以应世和垂世两个标准来衡量文章的二元式文章观,并进而把一向被视作小道的散体尺牍与诗古文相提并论。作为书札的两种基本形态,相对于四六启趋于形式化、模式化的仪式性功能,散体尺牍则体现为性情化、多样化的娱情性功能。     

《庄子》论墨与战国中后期墨学的流传

墨学作为战国显学之一,被战国中后期诸子关注、评说。《庄子》反映了彼时的儒墨对立及诸子互辩,表现了对墨家学说的批判态度,介绍和评论了墨家治世理论、人格精神、后学派别等,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学流传中的一个侧面。     

“以法治腐”的背后——基于明代中后期社会背景下的文化阐释

明代中后期“以法治腐”的背后有其特定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文化决定了人们对腐败的认识与法律对腐败的界定是不统一的,从而造成法律对“黑色腐败”的惩治无力和对“白色腐败”的无从惩治。唯有通过文化自觉,培养国民的民主与权利意识,改变其“群体无意识”,才能为反腐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以明代文学复古问题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对明代文学的批评与定位,深刻影响着明代文学的研究与传播.四库馆臣对明代文学复古问题的复杂态度,凸显出清代官方学术在政治约束下的畸态.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批评视野下的七子派为考察起点,对该著的学术姿态、撰述方法及批评思路进行还原和再认识,通过梳理明人别集提要,解析其中的政治约束和文学观念的逻辑矛盾,以期对四库学及明代文学研究进程中的认识局限作具体甄别.     

明代《通鉴》学的成就及其特点

本文认为，明代通鉴学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发展，从其著作意旨和内容体例上可分为“续《通鉴》”和“订补《通鉴》”两类，此外亦有阐释义理和改编改作方面的著作。明代有关通鉴学的史书，无论从数量上、种类上，还是史学价值上，总体水平远胜元代，严衍的《通鉴补正》即是其中的杰作。明代通鉴学不仅成就突出，而且有自己的发展特点，大致以嘉靖为限，嘉靖以前发展迟滞，嘉靖以后著述剧增。而且研究意向也由维护正统和提倡纲常名教，重书法义例，而轻历史向考证发明，辨正是非的务实、健康的方向发展。     

阳明“心学”与明代《诗经》研究

阳明心学对明代《诗经》学发展有 积极影响。明代前期《诗》学,衍义“朱传”,殊少新意;阳明心学兴起之后,形势大变, 新见叠出。尽管阳明心学对文献研究曾有过不良影响,然其影响于《诗》学,则使新《诗》 著、新见解、新流派大量涌现,且亦促成了《诗经》学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开辟了一个新 的《诗》学时代。     

《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以季本对朱子《中庸》诠释的批判为例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见解独到 视角新颖——读《明代士林心史》

近年来对古典文学和文化的研究 ,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与突破 ,那就是由传统的线性价值认定转向关注作家和文化人的复杂情感世界 ,向心灵的深度开掘 ,因而 ,文学研究与文化探索呈现出千姿百态立体多元的可喜局面。最近由河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夏咸淳所撰写的《情与理的碰撞———明代士林心史》便是这种对传统突破的佳作。笔者先睹为快 ,颇受书中的新颖视角所吸引 ,更为独到的见解所悦服。笔者认为 ,此书当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 ,从崭新的视角着笔的《明代心灵史》并非作者标新立异的心血来潮 ,更非作者凿空之论 ,无复依傍。恰恰相反 ,…     

《万历野获编》:描摹明代政治风云的历史画卷

作为史料笔记著作之一的<万历野获编>,是我国明代杂史传记、掌故琐闻类笔记中的翘楚,而关于明代政治的记载,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万历野获编>通过从"失政、弊政"、"宦官干政"、"皇权专制下的政治生态图"三大方面描摹出了明代的政治风云图.     

明代分类本《草堂诗余》与明词曲化之发生

<草堂诗余>分类本肇始于南宋唱本,其性质乃应歌性,承载了众多流行音乐因素.正统评家认为明词除了两头,一直发展平平,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曲化词数量激增更验证了明词的衰弊.所谓发展平平,无非是没有创新,对旧有词学观的固守.而这种固守正从<草堂诗余>分类本的绵延过程中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此验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相当一部分明人在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功能的尴尬.这种尴尬引发的冲突、混乱从而造成后世眼中不敢恭维的明词情状.同时,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文人在大作曲化词,明词曲化接受心理何以生成并持守了如此长的时段.     

明代小说对《绿野仙踪》创作的影响

明代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高峰之一,不但涌现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更形成了丰富的创作理论,这些作品和理论对后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绿野仙踪》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古典白话小说,其创作明显受到明代小说作品和创作理论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之处。它的自寓性创作目的是明代小说创作的延续;主要采用的金线串珠式和列传式结构明显受到明代小说的影响;它的语言风格明显受到《水浒传》《金瓶梅》等的影响;其中的许多故事素材都可以在明代作品中找到端倪。     

《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明代其他历史演义之比较

历史演义是明清章回小说中最早成熟的一个流派,它经过讲史平话、戏曲传说及史传文学的共同滋育,再加上崇史、慕史之传统文化审美心理的促成,终于在适宜的物质文化环境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起来。据孙楷第先生的统计,明清历史演义小说约有百余部,展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历史     

学海津筏修证资粮——读任宜敏先生《中国佛教史·明代》

任宜敏先生的<中国佛教史·明代>一书对明代佛教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论述,全书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第二,以法为经,以人为纬;第三,辞章炳琅,语言古雅.因近代以来对明代佛教的研究甚少,故而此书具有重要的学术史价值.     

顾炎武对明代科举官方参考书的反思批评及其意义——从《书传会选》到《四书五经大全》

《书传会选》和《四书五经大全》是明代科举的官方参考书。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顾炎武从编纂缘起、编纂特色、价值评判等方面对《书传会选》进行反思和评判,对该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顾炎武认为《四书五经大全》多抄袭旧书,这一看法是从《四书五经大全》造成了晚明的空虚学风的视角而提出的。为了总结明朝覆亡的历史教训,身为遗民的顾炎武,力图建立以经学为特征的道统谱系,并以是否有利于经学道统的传承为标准,对《书传会选》和《四书五经大全》进行了褒贬。这是顾炎武“明道救世”实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论明代《文选》删述本的指南性

明人的<文选>删述本,是在删削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基础上加以己意增述而成的简注本.其删述理念是只求认知,不求细解,注重简明快捷地掌握信息,偏重于疏通文意的注释形式.因此保留的大多是五臣注,少部分得以留存的李善注也被简化、俗化,学术性大受削弱.删述本改变了版面的视觉效果,以方便阅读.增注也多为五臣风格,凸显导读功能,呈现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解读手法.清代选学删述本延续鲜明的指南性,并在变异中深化.明代选学之重视五臣注,蕴含着时代性格对注释性格的选择.传统注本向删述本的转变,反映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商业性浓厚.从知识、思想的社会接受史来看,这种具有指南性的大众读物,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与普遍知识水平的提高,据此可以对明代<文选>删述本及其同类出版物作出价值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