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基教授的财政观——写在邓子基教授从事教学科研65周年

邓子基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的学术研究达65年之久,是新中国财政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坚持马列,借鉴西方,立足国情,矢志不渝,锐意创新,融合前人和当代中西财政学者之说而自成一家之言,在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等研究领域,填补诸多空白.其学术精要——财政本质观:倡导、坚持与发展“国家分配论”;财政教学观:构建并发展新中国财政学科理论体系;财政管理观:坚持财政平衡的理财思想,反对“赤字无害论”,主张通过提高经济效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财政研究方法论:“坚持马列,洋为中用”;公共财政观:在继承中发展“国家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就是国家财政论

本文着重明确一个问题：我国财政主流学说——国家分配论就是关于国家财政的理论或学说,国家分配论亦即国家财政论。之所以可以这么说,是由于国家分配论对于“国家财政”这一范畴的全面把握和深刻分析,以及国家分配论对于财政本质、财政基本属性的独特论断所决定的。同时,本文还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或国家财政论)的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公共财政也是以政府(国家)为主体的一种分配关系,公共财政论的本质观也是国家分配论,国家分配论与公共财政论既有区别又统一。国家分配论是发展的财政理论。当前我国财政理论要在坚持国家分配论的基础上,对各种财政理论,尤其是以公共财政理论为核心的西方财政理论进行整合和发展,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理论体系。     

邓子基教授与“财政本质”问题研究

邓子基教授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科研成果，但关于财政本质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其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成就。这不仅表现在他所进行的各种财政理论研究活动，都是以这一财政本质理论为基础而展开的，更重要的是他所参与提出和论证的“国家分配论”观点，于60年代初确立了在我国财政学中的主流地位，并且至今仍然保持了这一地位而未被动摇。30多年来，“国家分配论”不仅成为我国财政学教材的核心理论，为我国财政学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成为我国财政实践工作的指导理论，对我国的财政工作和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国家分配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角度,可以回溯中国财政基础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过程。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分配论”是中国财政主流理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出现了两种形态的“公共财政论”:一种是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公共财政论,主张公共财政要以市场失灵为原则,财政职能只限于克服市场失灵;另一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主张在克服市场失灵之外,公共财政还承担着服务于国家战略需要、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根本职能。在上述两种公共财政论之间,存在持续的争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为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论从此成为主流理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沿革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发展的典型案例,其中蕴含着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可资借鉴的一般意义。     

对“国家分配论”应持发展观

目前,在财政基本理论的争论中,有如下两种倾向值得探讨：一是把西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对立起来;二是认为“国家分配论”的财政本质观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但同时又认为,“国家分配论”从根本上说仅仅是一种关于财政本质的理论,是与系统的财政学理论体系...     

20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

20世纪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以前的公共财政理论占主导地位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条件下财政学发展的新阶段。1949年以前,中国财政学与西方的公共财政学相同,它的发展过程就是西方财政学的引入过程,并不具备特殊的发展特征。而在1949年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中国财政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这一过程也是中国财政学所独有的。基于此,本文着重分析后一个阶段。就此阶段而言,中国财政学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分化与综合过程,第一次发生在20世纪的50、60年代;第二次出现在80年代;第三次起…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职能

长期来,在社会主义财政学中,一般认为财政具有分配和监督两种职能。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许多财政理论工作者结合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践,对社会主义财政职能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和探索。有的学者主张在原有的财政分配和监督职能之外,应增添一     

从计划经济学到市场经济学——中国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演变

中国 2 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计划经济学时期 ( 30年代中期至 50代中期 ) ;计划经济学批判和商品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探索时期 ( 50年代中期开始至 80年代中期 ) ;市场经济学探索时期 ( 80年代中期以来 )。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演变史说明 ,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理论基础之上 ,必须解决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必须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     

“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反思

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开始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从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到熊彼特的“趋同论”;从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西方学者先后掀起了“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究其缘由,科技革命与全球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学者倡导的“普世价值”削弱了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则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兴起的导火线.     

“国家分配论”应如何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财政本质观，其中“国家分配论”无疑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该理论自６０年代初在我国确立了主流派地位之后，一直保持至今。市场取向的改革导致了人们对于“国家分配论”的重新认识。然而，在市场经济下，“国家分配论”是不应当...     

创新和发展: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20世纪的一百年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着经济学消灭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还是生产关系,以及苏联范式展开了三次大论战,形成了非商品经济论、半商品经济论和商品经济论三大学派。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于第三次大论战时期,以当时的主流学派苏联范式为理论依据。第三次大论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一分为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随之分裂: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主要探索如何实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也没有类似苏联范式理论可以参考,其出路只能是从国情出发,艰难地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从所有制经济学到分工经济学的转变。     

"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比较分析

文章对"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公共财政论"的科学性、社会正义性与"国家分配论"的非科学性、御用性,为彻底摒弃"国家分配论"的财政观,树立"公共财政论"的财政观,加快我国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改革进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东西方财政理论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西方财政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的条件下产生的。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把财政问题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创立了西方财政学,之后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与斯密教条一脉相零,财政理论没有大的变化,基本上是主张“廉价政府”,到了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时期,传统的经济和财政理论无助于走出萧条。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国家干预,通过财政政策刺激有效需求,避免经济危机,从而奠定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东方财政学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政府经济一块,因而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国家学说建立的,它首先在苏联其后在二战以来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诞生。东西方财政作为新财政一个特属的社会经济范畴而言,既有共性又有特性,特别是二者的理论体系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简单比较。     

开拓财政原理科学的新成果——评邓子基的专著性教材《财政学原理》

博士生导师邓子基教授新著的《财政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也是一部深化“国家分配论”观点,内容跨度大,体系新颖,分析透切的专著。 该书联系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新特点,总结和研究我国社会主义财政工作的基本经验,探讨和揭示社会主义财政分配活动及其形成分配关     

马克思计划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理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遗产。一百多年的历史,是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经历实践检验的历史,它从理论到现实,显示了生命力,同时也经历了发展演变过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表现出了复杂的面貌。应该如何看待马克思计划经济理论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呢?这无论是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计划理论,还是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维护国家权威在整合中发展国家分配论

近几年来,为促进财政改革,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财政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在运行机制层面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学习和运用内生于市场经济的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更是当前的重点所在.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忽视中国国情,生搬硬套,否定国家(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主体地位的倾向.本文通过重申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结合上述倾向中一些比较典型的认识对财政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进而得出当前进行财政理论研究,应紧密联系中国国情,遵循"坚持+借鉴=整合+发展"的思路,在整合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财政理论--新的"国家分配论"("国家财政论")的结论,为我国当前国家财政职能的顺利实现提供理论支持,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良性互动.     

马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

一、传统政治经济学要转型为现代政治经济学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开放的深入推进,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大量引进,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发生了重要变化.     

“终结论”思潮勃兴原因透析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社会的“终结论”思潮亦是如此。科技革命的兴起、全球化的延展、“普世价值”的宣扬、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主客观条件促使“终结论”的兴起并于80年代再度勃兴,成为影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因此,探寻终结论思潮产生的原因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与发展极其重要。     

“社会趋同论”评析

一、“社会趋同论”的逻辑基本点“社会趋同论”是现代西方资产阶级一种思潮,是我国近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较为时髦的理论。它以“技术决定论”作为解释社会变异的理论基础,把经济计划与商品经济作为融合渠道,并以劳资“收入均等化”为佐证,从而否定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社会趋同论”基本逻辑的出发点是:随着现时代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浪潮的运行,两种并存相悖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政策过程阶段论

政策过程阶段论是目前国内的政策科学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政策过程理论，也是在西方政策科学界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中居主流地位的理论模型。但是，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模型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替代性的政策过程理论。本文在介绍政策过程阶段的提出与发展的基础上，分析这一理论模型对政策科学发展的贡献，并介绍西方学者对它的批判及其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