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美华小说中的情节结构与伦理意味

作家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选择不仅体现出作家的审美趣味,同时也与作者的伦理观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在美华小说中,"追寻—逃离"单线式情节结构与作家们伦理身份的转变关系紧密,理想的追寻和最终陷落与作家中西伦理观念的冲突和伦理焦虑同构;在复线式情节结构中,作家们通过不同线索之间的对比与交织传达出渴望投身并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热情,以家国为本位的伦理思想在小说创作中占据重要位置;而巧妙利用中国套盒式情节结构将情感叙事置于叙述层次的最深一层则使小说人物的深层心理与结构上的内层实现同构,不同叙述层视角的转换使个体自由伦理得以张扬。     

解构主义述评

一、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亦可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 lism),它是对结构主义哲学意义上和实践意义上的否定.结构主义从索绪尔的语育学那里,获得了二元对立逻辑,作为指导自己的根本方法.而解构主义,就要分解这种二元对立逻辑,它力图证明这种二元对立,潜藏在另一组二元对立之中.比如上/下这组二元对立,它可以随着所处位置的不同而转移,一座三十层高的大厦,你如果站在底层,那末所有二十九层当然都在上面,如果从飞机上鸟瞰,那末即使第三十层也在下面.如果说,结构主义主要寻找对象中二元结构的确定主义,那么,解构主义主要寻求符号结构的不确定意义,动摇以语词为中心的永恒原则.     

样板戏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对样板戏意识形态机制的精神分析学研究

样板戏中普遍存在着俄狄浦斯情结,其主要体现为俄狄浦斯情结式人物关系。俄狄浦斯情结式人物关系从家庭角度主要表现为单亲、单子的异性亲子残缺家庭结构,而在家庭之外以隐喻的方式重现这种家庭结构。俄狄浦斯情结式人物关系既控诉了敌对势力的残忍,也使正面人物关系显得特别紧密和富有魅力。通过俄狄浦斯情结,样板戏中的政治系统和伦理系统借助力比多贯注被嵌合在一起。其具体过程是首先在人物关系中引入俄狄浦斯情结。然后,把政治角色、政治关系附加在伦理角色上和伦理关系上,把政治系统嵌入伦理系统内。这样身兼双重身份的个体就成了政治场域与伦理场域的交汇处,并把二者统一起来。其三,伦理系统内部、政治系统内部,以及二者之间是通过力比多贯注而建立关系的。其基本方法是,首先把力比多吸引到主要英雄人物身上,然后进一步把它引向抽象的政治理念、政治组织和政治领袖。力比多的传递方向重垂直轻平行。其四,嵌入过程是在潜意识状态中进行的,这是意识形态机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样板戏中,政治系统被赋予比伦理系统更高的价值,同时又在潜意识状态下从伦理系统吸取情感能量。从伦理系统到政治系统的基本机制是隐喻。     

早期儒家"贵公"观的理论范式及其历史意义

公私关系问题并非儒家的核心命题,但儒家对公私关系的论述却成为传统文化公共观念的主流价值观念,即立公灭私和贵公去私。文章主要分析了儒家贵公观的理论范式,认为儒家以公私二元对立为基本范畴,以贵公去私为核心理念,从形而上学本体论、日常伦理价值规范和"隆礼重法"的政治制度三个方面论证贵公观的合法性,使它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伦理规范和道义价值。传统儒家文化的贵公观虽然有其局限性,但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它对社会公共理性的养成、较完备的公共观念和主流的行政伦理文化都具有一定历史价值和作用。     

后现代视阈中的科学伦理之维

在后现代视阈中,蕴涵着否定性的和建设性的两种不同的向度。就其科学伦理的维度而言,主要表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试图消除现代性所带来的二元对立;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上,着力颠覆事实中立论;在人与人关系上积极倡导尊重与宽容;在思维方式上,“解构”了单向度,崇尚多向度。这不仅为科学伦理的建构提供了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文化资源,而且对于科学进一步的健康发展,使科学朝着造福人类、造福社会的方向发展,弘扬科学的伦理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启迪性和建设性。     

《三国志平话》叙事的原则与视角

《三国志平话》叙述三国故事大体遵循三条原则,即历史原则、报应原则、道德原则。《平话》在《资治通鉴》编年体之外创造了艺术的叙事文本,确定了迥异于正史的叙事视角,把历史本真的复合结构改变为刘备蜀汉发展的单线结构。《平话》对刘备蜀汉同情与赞颂的叙事中积淀了魏晋以来不同时代复杂的社会心理。《平话》的艺术图景中凸现的主要是蜀汉方面不多的几个人物,经常占据叙事焦点、最为活跃、塑造得最有生气的人物是张飞。《平话》的叙事原则与叙事视角,表现了市民接受群的审美风尚与道德观念、价值判断,表现出民间艺术来源于史著、但又别异于史著的艺术趣味与评价倾向。     

叙述层次·意识悖论·叙述伦理——从《死亡匣子》看苏珊·桑塔格小说观的转变

《死亡匣子》自出版后围绕它的评论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贬抑多于溢美。本文并不在于要对文本进行二元对立式的优劣评价，而是从叙述层次、意识悖论和叙述伦理来厘清对该小说的认识偏差。小说多叙述层的复杂结构，以及对人物晦暗意识世界的关注增加了小说阅读的难度。小说并没有停滞在现代人存在困境和精神荒原，而是具有伦理叙事的向度，表达了小说家对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集体无意识残忍的批评，以此提升了小说的立论。     

历史叙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再审思——以泰州学派为考察

国家一社会理论的二元对立观在解释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时面临诸多困境.本文从“复线历史”叙事视角出发,以明代泰州学派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历史结构和社会行动者的双重刻写,重构历史叙事的现场感,尝试探究中国公共性生成的历史线索.明代中后期市场经济的兴起颠覆了士农工商的固有社会等级秩序,经济社会结构变迁造就了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的产生,泰州学派的良知之学、“淮南格物说”和泰州门人的宗族建设实践,以公共性达成了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催生出兼具时空结构和底层意识的社会雏形,超越了国家一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关系,为解释中国社会公共性生产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表现和评价

由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 ,司马迁在表现和评价法家人物的悲剧命运时 ,陷入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之中。司马迁过分地强调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和行为的不足 ,而相对地忽视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 ,在《史记》法家人物的传记中 ,他们的悲惨命运并未构成悲剧性的矛盾冲突 ,悲剧色彩很淡。道德评价压倒历史评价是造成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 ,表现出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 ;这既是对历史实在的二律背反的正确揭示 ,又深深地打上了他主观思想感情的烙印     

对中国人的权变性行为的家庭起源分析

长期以来 ,每当谈到中国人社会行为的逻辑 ,学者们总是用一种笛卡儿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看待中国人。以中国的家庭结构为基点 ,从中国家庭的宗法制、礼仪和资源转移三个方面分析家庭结构对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影响 ,可以看出中国的传统家庭结构是造成中国人社会行为的权变性的主要原因。     

我国乡土文化的特征及其转型

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文化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必要,在界域层面上,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两种文化类型的二元对立,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当下所进行的文化改革,其本质包含了乡土文化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乡土文化所固有的空间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个体理性特征以及伦理本位特征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转型过程表现为从封闭同质到开放异质、从"生存理性"到"经济理性"以及从伦理本位到利益本位的转变。     

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与辩证思维

主客二分并非二元对立,辩证思维也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差异、矛盾的不同形式、“杂多”与“对立”的本质差别、矛盾的对立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以及解决矛盾对立的观念、态度、方式、方法等四个方面,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交通伦理的历史演绎与价值意蕴

交通伦理的历史演变,不仅取决于特定的交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而且受一定社会价值理念及其嬗变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交通与社会伦理精神的相互作用.围绕这两条基本线索,将使我们对交通伦理历史演绎与价值意蕴的认识,获得更为广阔的时空视域.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理论具有客观主义的特质,史学文本写作实践却表现出反客观主义的文学化情形,由此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并延展到近代史学,构成考察整个中国史学脉络的一个线索。史学文本中的文学化现象表现在许多方面,具有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某些理据,时常造成历史认知的变形。反文学的史学文本思想则缺乏历史认识论的澄明,甚至成为悖论,但客观主义的史学文本书写规则并未因此而失效。将古今之文本理论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参照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予以观照,对史学观念颇多警示与警醒作用。后现代主义逼使客观主义深刻地反躬自省,然而,无论史学文本具有多么强烈的诗性结构,“历史真实”的概念却依然可以成立,史学文本所表现出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科学性,都无从抹煞。将后现代主义中“异化的力量”“解构”掉,吸取其“合理内核”,历史学将变得更加自信。     

白嘉轩与鹿子霖：殊途同归的悲剧人物：－《白鹿原》人物论之二

长篇小说<白鹿原>是悲剧艺术在小说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白鹿原>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悲剧人物.白嘉轩和鹿子霖是两个悲剧内涵截然不同的人物.白嘉轩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文化的悲剧,鹿子霖的悲剧主要表现为政治的和人性的悲剧.他们的悲剧又都是时代的、社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小说正是通过表现人物的悲剧性历史命运来表现"生活的演变过程"和"历史的演变过程"的.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的特点论析

先秦儒家修辞思想很丰富,从系统性上看,体现出如下五个特点:鲜明的伦理色彩,强烈的使命意识;极端的二元对立,明确的精英取向;辩证的文质一体,单一的根本标准;零散的叙述模式,缺序的结构体系;直觉的断言推理,乏力的逻辑论证。     

中西文化精神的表征——史诗情节剧《一江春水向东流》与《乱世佳人》艺术审美比较

史诗情节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和《乱世佳人》分别是中西情节剧电影发展史上最闪亮的艺术明珠。这两部影片都以史诗性的视角,以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宏大的叙述结构展示了丰富的社会内容与必然的历史趋势,并各自折射了中西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涵。影片都严格按照传统的戏剧式结构设置戏剧性冲突,《乱世佳人》运用单线索的叙述方式,以主人公婚姻变化为叙事主体,是一部描写“历史故事”的战争浪漫史诗,是西方英雄传奇情节剧电影的艺术珍品;《一江春水向东流》则运用多线索和跨时空的顺序结构,运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叙述了苦难现实状态下国恨家仇的悲剧故事,是一部富有政治与伦理深度的民族寓言史诗,成为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样式的艺术典范。     

对立中的和谐——近代早期英国领主和农民的关系

英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16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在旧有的封建胚胎中,诞生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英国社会呈现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影响了当时的领主和农民关系,二者表现出对立与妥协、剥削与扶助、反抗与依附的特点。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