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

北宋三司使总管一国之财政,是最高财政长官。宋初沿旧制,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关于三司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起源于唐末,但并无更精确之说。因此探讨北宋三司使的渊源问题,对于研究北宋政治制度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北宋三司使职能探析

三司使是北宋主管盐铁、度支、户部的财政长官,作为朝廷（政府）主管财政的最高首脑,有“计相”之称。三司使不仅具有处理三司日常事务的权力,还有经度军费、参议军政、荐举官员、编撰会计录等权力,曾在北宋财政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

宋代吏部尚书致仕比例并不高,尤其是北宋后期,致仕比例仅有两成,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宋代吏部尚书致仕官品阶以从三品及以上为主,这是因为北宋前期吏部尚书为正三品的官阶,本身就很高,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为从二品的职事官,寄禄官阶也不太低,而且他们在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往往还有升迁,因此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的。没有致仕的吏部尚书则以担任实职或者祠禄官而卒为主,其他遭贬谪、弃官不仕的比例很小。以实职卒于任上的吏部尚书往往是因为皇帝对其信任不允其致仕或者因疾病卒于任上;而以祠禄官卒则是吏部尚书一种较为委婉的引退方式,这对于官员的晚年生活有较大意义。     

宋代吏部尚书仕履研究

通过统计宋代吏部尚书任职前的仕履状况,发现宋代吏部尚书中将近9成官员在任吏部尚书之前的仕履中曾有过吏部或者相关部门的历练,而且许多吏部尚书之前曾担任过吏部多种相关职务,尤其是担任吏部副贰／吏部侍郎的比例高于前代。宋代吏部尚书之前曾经担任过吏部相关职务者稍多于唐代,这正是吏部尚书这一官职经过唐、五代十国后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完善、人选要求越来越严格的结果。官员任吏部尚书前是否曾经担任过吏部的相关职位,是其能否胜任吏部尚书一职的重要依据,也是皇帝和宰辅集团挑选吏部尚书人选的重要参考标准。通过对没有吏部相关仕履的吏部尚书的考察,发现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朝廷的股肱大臣,虽无吏部仕履,但均具有担任吏部尚书的能力。宋代任命吏部尚书的首要原则是任人唯贤,其选任标准是相对公平的。     

宋代通进司及其职能

宋代首创通进司,掌受进呈给皇帝的官私文书并进行审查,将经皇帝批阅的文件颁下。宋代之通进司是中央文书传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对通进司的源流演变、职责作用等加以考察,并就其与进奏院的区别和联系进行分析,以期复原宋代文书传递的部分流程。     

论宋代发运使的演变

北宋发运使始见于建隆二年,从临时性的多处并设,逐步发展为江淮和三门白波两处稳定设置。江淮发运使也经历了由在京师分水、陆两司设置,到在淮南合为一司设置的演变过程。宋初设三门发运,太平兴国五年正式置使,至北宋末始终不罢。南宋发运使虽然发生了很大转变,但直至南宋末仍然设置。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宋代监司对宋代法律文明建设的贡献

宋代监司包括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它们是路、州、县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的最高层,处于中央与地方连接点的特殊位置。监司官员在对地方监管过程中,广泛参与司法事务,在立法、司法、法律宣传和教育等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宋代法律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监司向中央奏报在地方司法审判、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有利于弥补宋朝法典的缺陷,完善法律体系。特别是在宋代各阶层普遍重视法律、重视证据的时代背景下,监司官员在司法检验领域作出一系列的创新成就,创立《检验格目》、尸检《正背人形图》等新规范,撰写出了《洗冤集录》这样世界最早的科学严谨的法医学著作,涌现出了宋慈、郑兴裔这样著名的司法官员,为宋代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法制高峰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迁转角度看宋代六部尚书的次序问题

从迁转角度来看,宋代元丰改制前,六部尚书地位的先后次序为吏、兵、户、刑、礼、工,其迁官次序因此为由工而礼、由礼而刑、由刑而户、由户而兵、由兵而吏。这套次序来自唐中后期形成的六部尚书迁转次序,而非唐代官品令中的次序。元丰改制后六部尚书的地位次序变为吏、礼、兵、刑、户、工。这套次序与宋代官品令和职官繁剧次序不同。宋代职官制度的变动、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六部尚书新次序的形成。     

论宋代南渡使金诗人及其创作

南北宋之际,宋向金派出大量使节,不少使臣羁留于北方,甚至殉难。南渡使臣大多在行为与诗歌中皆表现出强烈的使节意识、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他们不仅在有关国之大体方面,甚至在日常言语、行动中都有意维持使节的尊严。除此以外,南渡使金诗歌还多抒发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作为弱国臣子的悲哀与无奈。使节意识与弱国心态导致诗人创作过于内视化,既不能正面反映社会现实,又忽略北地风物,诗歌题材与风格整体上显得单调。     

唐代与北宋边塞诗比较

唐代的边塞诗代表着唐人勇于建功立业的英雄气概 ,宋代也有边塞诗 ,但其风格与唐代迥然不同。就唐和北宋两代的边塞诗从内容、风格上加以比较 ,并就其形成的政治原因加以探讨     

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两宋之际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融汇两派之优长,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另一方面,远师唐代陆贽之风,融至诚于骈俪之中,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苏之后,成为宋体四六的又一座高峰。     

北宋与高丽使节往来二题

北宋建隆三年(962),高丽国王王昭遣广评侍郎李兴祐一行入宋朝贡.第二年(963)春,宋太祖下诏册封高丽王.高丽王受到册封后随即派出时赞一行入宋谢恩,并在是年年底奉行宋年号.这一过程涉及两个问题:一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的时间,史料表明李兴祐一行并非是高丽首次向宋遣使;二是使节时赞的身份,虽然《宋史》记载他是高丽朝贡使,但《高丽史》却记载他是宋册封使.只有弄清这两个问题,才能明了北宋与高丽封贡关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论宋代曲艺与小说之关系

宋代小说并非只以书面形态存在,它还以说、唱、演诸曲艺表演形式存在与流行,与小说处于同一生态圈的说唱曲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小说的拓殖空间。通过对曲艺形态的"小说"的考察,可以看到一代小说的全面的存在方式,也更能看清宋代小说"历史的变迁"的趋势和意义。     

也谈宋代书院与同时代的欧洲大学

宋代书院是与欧洲大学几乎同时出现和繁荣的高等教育形式,二者都对此前的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与挑战,但二者后来的命运迥然相异,书院一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最终沦落;欧洲中世纪大学却做出了革命性贡献。书院的沦落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等外因的作用。     

唐宋榜文考

榜文是中国古代政令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实现对民间社会事务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工具。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早在汉代,肩负信息传播功能的榜文就已经存在。唐宋时期,统治者对榜文的重视与运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在制定程序、核准、备案,包括榜文纸张的选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制度。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金世宗对宋议和述论

金世宗主张与宋和平相处，反对海陵王完颜亮发动攻宋战争，即位伊始，就以纠正完颜亮对宋政策之失误为己任，愿意在“皇统和议”（绍兴和议）所确立的宋金格局下与宋议和。后经双方反复争斗与协商，金世宗终于在做了一些让步的情况下，与宋朝签订了“隆兴和议”。金世宗为了天下太平，虽然在对宋议和方面有所让步。但这一让步极其有限。在有关国家的尊贵地位以及领土等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肯让步。他既注意主动求和以表明对宋和好态度，又在宋人不同意议和的情况下毫不手软，以坚决的态度对宋进行打击，和不忘战，战不忘和，两手并用，终于与宋签订了和议，开创了宋金之间长达40余年和平相处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