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中国神话、希腊神话中的死亡母题研究

神话中死亡母题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但不同民族神话中的死亡母题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解读文化差异性的一个独特视角.中国神话中的死亡母题与创世、轮回、背叛、永生和精神升华等内涵紧密联系,是中国文化中崇尚道德、强调自然和谐、推崇旷达的生活态度等价值取向的重要形成因素;希腊神话中的死亡母题则体现了责罚、抗争、爱情、荣耀等意义,成为西方文化中悲剧精神、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推崇个性与自由等文化基因的发展根基之一.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以及上一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鲁迅也有错误,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两种对立的解释学概念及其文学生成物

文学解释学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传统的心理重建解释学与当代哲学解释学形成两种对立的解释学概念,二者对意义的观点截然不同。我提出的文学解释学的意义观强调:意义是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这是由意义形成过程中的对立观、中介观、第三说和生成论四个要素构成。文学究其实践品格来说是一种"事件",事件是主体间的对话、"谈判"、互释与融汇创新,阅读即事件。     

论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

现有的解释学存在两个主要方面的缺点 :一是在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学科性质问题上的看法还不统一 ,从狄尔泰开始 ,把对历史的认识也看作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 ,从而使解释学成为哲学 ,混淆了解释学和哲学的学科界限 ;二是在解释学理论中不能很好地贯彻辩证法 ,割裂相对和绝对的关系 ,存在着绝对主义或相对主义倾向。因此 ,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解释学的重建。在重建解释学时 ,必须批判地继承以往的解释学 ,贯彻实践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可理解性原则 ,体现理解的主体性和理解的辩证法。     

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政治路径辨析

现代自由民主传统奠基于两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拉克劳与墨菲认为,这场革命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为后世的民主革命提供了一种“政治想象”,启蒙精神所蕴含的自由、平等理念两百多年来不断推进西方社会的进步,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政治制度的不断尝试,实质上就是试图以不同的途径与方法更好地实现现代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运动是接替资本主义继续完成建构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浩大历史性政治工程,追求社会主义的过程,即是现代民主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没有终点,任何僵化的政治观念及体制都必将损害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并导致其向对立面转化.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指出,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只有具备开放性和多元性,在不断地实践领导权接合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自身,才能最大程度实现真正的民主并促进社会进步.     

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

本文接续对“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问题的讨论 ,认为即使这一问题目前尚不能得出确切的回答 ,但对中国解释经典的历史进行一番梳理起码可以丰富西方解释学的内容。作者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经典的方式 ,即以《左传》对《春秋经》的解释为代表的叙述事件型的解释 ,以《易传·系辞》对《易经》的解释为代表的整体性哲学的解释 ,以《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释为代表的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 ;此外 ,还可找到其他的解释方式 ,如《墨经》中的《经说》对《经》之字义或辞义的解释等等。由此可以看出 ,“解释问题”对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神话思维与人文科学方法论的现代转向

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科学解释方法能够有效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对于如何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直存在争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传统往往采取哲学思辨的分析模式,从纯粹的社会历史现实描绘入手,试图界定世间全部的精神及其变化的分类,并进行单纯材料的搜集和转换,从而逐渐固化成为一种对于那些材料的概念性处理和分类处理模式。为了解决上述问题,20世纪中叶开始诸多研究学者不约而同从神话思维入手,探索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逐步形成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和解释学相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从而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围绕上述过程的形成原因和路径之分析,对于解决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突出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圣经解释学的内涵及其发展概略

深入、系统地探讨圣经解新学在国内学术界似尚未真正展开,然而它不仅对基督教的研究,而且对哲学解释学相关背景知识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一般读者包括许多学者对它还比较陌生,本文力图从历时的角度,对西方圣经解释学的内涵及发展过程作一集中的叙述和分析,并将其和解释学哲学联系起来,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及相互影响,当然侧重点在圣经解释学本身的意义的崭露上。     

传统出路的求索——试析30年代知识界人士的激进西化路向

为了能给传统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指引出一条"顺其波而扬起流"的进化与更新之路,30年代的知识界人士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作用下,提出了以全盘西化观、充分世界化观、根上西化观为基本内容的西化方案.在此方案中,虽然对传统持激进立场是其最基本的特色,但是其目的绝不是为激进而激进,相反,而是为传统的西化而激进;尽管该方案在内容的设计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但相对于保守西化方案而言.无论是吸取西方文化的精华还是防范传统的糟粕都具有自己的优势.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中西解释学的差异根源

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解释学在基本方向上的不同。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西方解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道具有内在性。中国思想的解释更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一种追体验的功夫。这也说明对中国思想的哲学体系化的阐释架构往往远离其自身。     

空间转向与激进社会理论的复兴

上个世纪法国左翼理论界展开的“空间转向”,开启了延续至今的激进社会理论的当代复兴.它是法兰克福学派及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后,西方激进左翼理论传统应对和批判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努力,萨特与阿尔都塞的努力带有过渡性,列斐伏尔与福柯是真正开启者,大卫·哈维、苏贾、卡斯特等学者则是持续的推进者.激进空间社会理论的兴起再次激活了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国启蒙的思想资源,并带来了晚近以来诸多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史学等的互动、沟通与整合,构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特别值得关注的图景.     

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

在解释学与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这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唯心主义化;二是从伽达默尔开始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化.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是当代的主流解释学,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出发来反思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出发采反思社会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消解、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防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否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建解释学,用正确的解释学观点来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把解释学和哲学区别开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化,不是在解释学的视野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反思社会历史问题.     

西方现代解释学与中国古典解释学之比较

西方现代解释学发源于古代的文献学和神学释义学.这种学问与中国古代为经学做解释工作的训诂学和文献学极其相似,两者有许多共同特征.在此意义上,训诂学和文献学可以视作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基本形态.西方现代解释学强调对可能性的理解,中国古典解释学强调对现实性的理解,通过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过渡,两种解释学的发展呈现出趋同性.     

运用解释学方法学习邓小平理论

解释学是关于解释“文本”意义的理论或哲学 ,本文旨在把解释学方法运用到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中 ,并从解释学的角度就如何完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理论 ,如何创造性地学习邓小平理论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认为解释学这一视角能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有所裨益     

中国诗学解释学中的“声解”小传统

在“歌诗”“乐诗”的深刻影响下,中国诗学形成了一种以“玩味声调”来解释诗歌的解诗理论.它强调“审音”不仅可以“观志”、“体味”与“传神”,而且还可以“辨体”,即从声音入手辨识诗歌的时代风尚和个人风格.此外,以声解诗与传统认同也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声音这一特殊管道,学习者一方面可体会诗作的不同韵味和意义,另一方面可揣摩作品所包含的时代或个人风貌,为继承和发展某种诗风打下坚实基础.此种声解理论是中国诗学解释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小传统”.     

解释学视角下的教学活动

阐述了解释学的主要思想,探讨了解释学的方法论在教学活动中的应用.分析表明,解释学对于教学活动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以解释学的视角思考教学问题,确会有所收获和启迪.     

简论方法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美学

对方法的关注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伽达默尔反对近代以来自然科学方法在美学中的运用,强调美学真理的独特性,宏扬美学的人文性;他同样对西方传统解释学作了深入检讨,反对把解释学当作一种方法,而注重解释学在彰显存在的真理方面的意义.伽达默尔在探讨方法与美学研究关系方面成就卓著,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显而易见.     

法律解释学的转向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