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

公有制条件下的国有控股企业与私有制条件下的股份制企业的根木区别在于:在界定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上,国家是运用职位权力而不是私有财产来界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使用权、支配权决定了所有权的具体运用形式,与通常的所有权决定使用权、支配权的逻辑关系不同。公有制社会普遍地存在着以公权谋私利的可能性,随着政企分开向企业下放权力,减少外部对企业的干预,由国家控制全部经济利润转向国家和企业共同分享利润,从而为经营者使用和支配企业留利创造了条件。在股份制改革中,经营者和上级主管部门之间形成了产权股份化和管理官僚化相结合的“股份官僚经营制”。     

合作股份制基础上的集团化经营──城市集体经济改革思路探寻

当前城市集体企业改革面临两大难点：一是产权关系不明晰；二是面临城市社会大生产程度高的压力。本文认为城市集体企业走向合作股份制基础上的集团化经营道路，是解决这两个难点的有效途径。     

论公有制目标与实现形式的矛盾与统一——兼论股份制的公有性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公有制是为了实现发展社会生产力、劳动者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和社会公平分配等目标.但在实践中,公有制目标与具体实现形式之间存在矛盾.判断一种产权形式包括股份制形式是否具有公有性的关键是看这种形式能否体现公有制目标,只要坚持公有制目标并不断扬弃实现形式,公有制在演进过程中可以实现二者的融合与统一.     

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与资本市场的发展

继“放权让利”和“利改税”、“承包责任制”之后,作为第四次改革浪潮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能否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不负众望成功地完成其历史使命呢？对于这个刚步入中国历史舞台的新生事物,我们该如何评价它呢？这要求我们立足于从微观到宏观的方方面面,将其置身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来进行。一、国有企业过高的负债率迫切要求新的融资方式。据统计,国有企业负债率1980年为18．9％,1990年就上升为58．4％;1995年国有资产存量为34800亿元,国有企业平均负债率为69．5％,1996年,这一数字已高达…     

论“战国策”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战国策"派又称"战国"派,是滥觞于1940年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大后方昆明、重庆等地的一个文化派别,因其主办的报刊《战国策》、《战国》而得名,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雷海宗、陈铨等人,文艺方面的代表为林同济、陈铨。由于曾受到"革命文艺界"的批判,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战国策"派的研究,政治批判多,学术评价少。可是,客观中立、理性平和地读过"战国策"派的有关文章后,得出的印象并非许多书中所界定的那般。本文不打算对"战国策"派做总体的描述和评价,而是从批判的角度,论述其改造国民性思想,希望能做出一个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引发更多对于这一由昔日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化流派的关注与不带偏见的深入研究。     

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深化和实践中的创造性发展——兼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弄清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关系 ,结果在改革开放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找不到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效耦合点 ,使得大多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单一 ,政企分而不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 ,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既是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迫切要求 ,也为民营经济参与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改制和改造 ,并进而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条件     

物化的时代──论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

面对商品经济时代,我们不但要关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热点、焦点和实证性问题,同时也应重视商品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以求对商品经济的本质、特征、矛盾及发展动向等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三形态"学说为区分和认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商品经济作为人类发展的第二个大的历史文化形态,它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以"经济的社会形态"表现的社会特征;以"人的物化"表现的人的发展特征;以"剩余劳动"表现的劳动特征;以"经济必然性"表现的规律特征。     

秦禁“私学”辩──兼论孔子私学的性质

“私学”只能与“公学”（国学）相对而言．孔子所创之私学是下级贵族的私立学校,属“官学”,而秦朝所禁之“私学”是指“与君令国法相违背的学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秦限制了教育的发展,相反,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学校教育．     

“农民下楼”的行动逻辑——兼论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本文以一个城镇化社区“农民下楼”现象为切入点,分析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搬迁农民“下楼”的动因以及隐藏在此现象之下的农民与土地关系。研究发现,对于“上楼”的失利农民,乡土空间的经济补偿与社会吸纳构成了他们“下楼”的直接社会经济动因;对于“上楼”的非失利和“得利”农民,村中“陋室”演变成他们维持家庭继替结构、权力结构与财产结构稳定和延续的地缘空间,田间地头的劳作则是其重建社会联结与对抗“本体性脆弱”和维持“本体性安全”的现实场域。理解和尊重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阿尔都塞“断裂”说批判──兼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阿尔都塞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为界,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哲学”和“科学”两大阶段,是有见地的。但是,阿尔都塞描述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的两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第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意识形态”。哲学是“意识形态”,因而,“哲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其“史前时期的错误”,只有“科学”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他认为,这两个阶段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断裂”。因而,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导致他的科学发现,而是恰恰相反,马克思必须“抛弃它的史前时期的错误”,必须“同…     

中国近代史文本体系的重构——兼论中国近代史的两种研究范式

现行中国近代史的文本体系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为线索单一、文本体系不完整、现实适应性不强。中国近代史的文本体系应当集中体现“两条线索”和“三个过程”，而且“两条线索”和“三个过程”应当平行发展，互不否定，互不包含。只有这样的文本体系才能清楚地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     

知识产权性质的理论分析——兼论知识产权的法经济学分析

本文拟对精神所有权说、“非物质财产权说”以及现代制度 (产权 )学派理论观点加以分析来探讨知识产权的经济成因和法律性质。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20世纪初的“新史学”思潮及其意义——兼论梁启超《新史学》的局限性

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等著述,高呼"史界革命",随即兴起"新史学"思潮,推动中国史学向近代化转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新史学"思潮形成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批判传统史学而破旧立新,不可避免地带有理念上的局限性,对传统旧史学的批判也有偏激的一面,但不应据此加以全盘否定,更不能因此一味攻击《新史学》的理论基础——历史进化论,从而否定近代新史学取得的超越古代的进步成就。评析梁启超及其《新史学》,是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问题,应当引起学界关注。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     

释“和实生物”——兼论当代中国社会理念的转型

中国文化传统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其核心理念则可以一个“和”字来表示。“和”作为传统文化的精华,乃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共识,“和实生物”则是其理论总结。“和实生物”的要点有三:在“和”的体性问题上,必须树立“不同而和”的观念;其运作方式,或可概括为“和而不同”;“和”的功能,则是“和故能生”。“和实生物”作为传统文化的精义,自近代以来却因为“竞争”与“革命”等观念的发扬而受到冷落,这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也同这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分不开。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是在一个较为狭窄也较为紧迫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亦更为复杂多样,它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力争将各种对立的因素和斗争的力量消纳、化解到一体化建构的良性互动中去,这就需要重新启动古老的“和”的智慧,让“和实生物”一语再度焕发光彩。     

“二选一”合约的经济解释——兼论电商平台改变了什么

“二选一”合约又被称为“独家协议”“专营专销”“独家授权”或“独家合作协议”,是一种长时间、大范围、普遍存在的一种“排他性”合约安排。本文运用交易费用—合约中的“四二均衡”理论对来自传统和电商行业的四个企业案例进行分析,尝试厘清该合约条款的实质及其出现的原因,结果发现：（1）“二选一”是一种合约排他条款,它的出现主要是为了降低监管“渠道投入与使用程度”的交易费用。（2）“二选一”条款的出现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二选一”条款提出者投入了大量资源建设渠道;二是节省的监管费用足够高,能给予条款接受者足够补偿,让缔约双方达成一致意见。（3）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渠道的形式,但却并没有改变合约的实质,“二选一”合约条款在电商平台出现的原因、条件与传统行业完全相同。     

中国年鉴在日本——兼论中国年鉴的国际化

年鉴的国际化,既包括中国年鉴编纂出版对国际经验的借鉴,也包括中国年鉴“走出去”,形成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战略,要求“主动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拓展文化发展空间,初步改变我国文化产品贸易逆差较大的被动局面”。作为文化产品之一的中国年鉴在中国出版物走向世界、开辟世界了解中国“窗口”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     

从启蒙到世俗的文学转型——兼论“个人化写作”的文化意义

中国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文学演进,经历了从启蒙到世俗的文学转型。"80年代文学"的个人话语指向人性、欲望、生命、尊严、价值等审美要素,对于苦难的审美观照具有启蒙的批判价值,同时具有修正启蒙话语的审美功能。世俗在"90年代文学"的表现更为突出,出现远离公共话语的消费化、"非历史化"和个人化的"个人化写作"。进入90年代,作家更关注文学的个人、自由和自己,文学的内容更多地包含个人体验、个人记忆、个人生活和个人价值。"非历史化""非社会化""价值悬空"等倾向让文学远离公共生活和公共话语,审美解构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建构。要警惕"个人主义"发展到"自我本质化"的倾向,这是考量个人与社会、文学与市场、"80年代"与"90年代"等关联问题的重要内容。     

论明成化“妖言例”——兼论成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力

促使明成化妖言例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化初君臣为转变特务机构的工作重心和方向,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这导致妖言案中许多冤假错案的发生,引起了更大的、更难解决的新问题。由于政治上的无为和权威的失坠,妖言例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反映出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开始松懈甚至无力。妖言的传播,是这个时代某些深层次问题的一种社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