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四种诠释

在哲学史上，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主体大致经历了从“神”到“自然”到“理性”再到“现实的人”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前三个阶段虽然形式各异，但实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个拟人的主体（上帝、自然、理性）凭着自己的意志（天意、目标、狡计）主宰历史的必然进程，社会历史过程对这个拟人的主体而言，表现为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认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人的活动区别于动物本能活动的特性，合规律性合目的性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本质。     

社会主义历史轨迹的否定之否定和过程辩证法

过程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并抽象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五个由低级到高级依次递进的形态。我们如果对几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进行过程论的分析，同样可以分出这么五个阶段：空相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一、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五形态其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从16世纪开始，在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展和鼎盛，依次…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走着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关于船山学术身份定性研究的历史回顾

所谓船山学术身份的定性,就是把船山认定为一个什么样的学者,具体来说,是“理学家”还是“早期启蒙思想家”。在船山学研究的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理学家(正)到早期启蒙思想家(反),再到两种观点趋同(合,否定之否定)。前两种认识分别经历了两百多年和近一百年,后一种认识,目前正在进行中。     

董仲舒的社会和谐思想

董仲舒面对汉武帝时期新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着手从思想领域廓清认识，他从哲学的高度出发。以“中和”、“合”作为其哲学范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概念，创立了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思想的封建伦理。并提出了缓和当时社会矛盾的经济措施。推动了西汉中期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统一。     

否定之否定:揭开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之谜的关键

本文从理论界关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内涵论争的历史出发，立足于马克思“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从多个层次系统分析与阐明了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双重内涵：其一是指“重新建立”的是联合起来的全体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单一所有制；其二是指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借助于按劳分配实现消费资料的个人占有制。其中前者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深层本质，后者是“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外在表现。     

从革命党思维、执政党思维到大统筹思维——中国共产党90年“正、反、合”的历史逻辑

从革命党思维、执政党思维到大统筹思维,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中宏观决策思想历经的“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从封闭到开放再到努力统筹国际、国内事务的执政能力,见证了中国革命与建设在继承中扬弃、在扬弃中发展的光荣岁月.     

县政、乡派、村治：乡村治理的结构性转换

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最深刻的莫过于乡村社会转变。中国乡村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从“散”、“统”、“分”到“合”的不同社会阶段。乡土社会变迁必然伴随,并需要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变。从以“统”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到以“分”为主要特点的农村改革时期,乡村治理结构表现为“乡村政治”,即在乡一级恢复建立乡政府,在乡以下的村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随着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这一治理结构应该加以创造性转换,建立“县政、乡派、村治”的治理结构,即:县具有更多的治理自主性;乡只是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专事政务和指导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主要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由此使其治理合理化。     

论民主政治辩证否定之逻辑发展

民主政治从其萌芽到发展成为今天的一种较为完善的、成熟的国家制度,是人类文明在政治领域的充分体现。本文试从民主实现形式的角度考察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古希腊时期的“参与型”直接民主制度,到资本主义时期的“立宪主义”代议民主制度,直至今天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逻辑必然过程。     

论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的辩证统一

本文阐述了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的基本规定和理论依据，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的相互关系和社会作用，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的辩证统一理论的现实意义等内容。指出，社会历史过程既是社会化的过程，又是非社会化的过程；人既有趋同于社会的倾向，又有分离于社会的“私有化”的倾向；社会化社会历史产生“合力”，非社会化使这种“合力”回归到主体并使社会历史必然性得以自觉实现。总之，人的社会化和非社会化犹如社会历史发展的双翼，只有从这两方面的统一去理解社会历史活动，才能真正理解和完整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主脉。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德法并举：小康社会治理之经纬

江泽民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德法并举治国模式的选择对小康社会的治理来说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德法并举是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是加强我党自身建设的需要 ;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为此 ,要加强对法治与德治自身及二者并举这一重大现实与历史课题的研究 ,为建立、发展、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献计献策。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统一的原则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法律和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部分 ,是调节社会生活的两个最基本的重要手段。在当代 ,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相统一应坚持互补原则、主辅原则、互促原则、时代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目标统一性原则 ,使法律、道德、自然、社会、人相互协调 ,充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推动社会的进步。     

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 ,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面貌和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一种把德治仅仅理解为用伦理道德来进行统治的狭隘看法 ,而实际上德治要求的是政治统治应该符合伦理道德 ,它包括行政伦理、经济、法律及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全面准确地理解德治思想的基本理论内涵 ,是我们正确评价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关键。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法治的道德基础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最终之工具,其内在的道德品质即法律的德性基础影响并制约着法律自身的权威性和社会调节的效力,也决定着和谐社会实现的可能性。从实践的角度看,无公正即无秩序,恶法之治势必无法实现社会之和谐。法治唯有与道德紧密契合,执法者树立起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才能大大降低公众对法治行为的反对意见,从而有助于提升法治本身的合法性基础以及社会调节功能的实现,无疑也能发挥法律社会调节的实际功能。本文着重分析了法与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当前我国法治过程中德性匮乏的突出问题,最后就强化法的德性基础,增强法的有效性与社会调节功能提出了对策建议。     

德治是基础 法治是目标

通过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内涵的分析可知,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是当下我们要追求的首要目标.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使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同时,要准确地理解德治与法治的含义,避免片面强调法治或德治.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命题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置于同一体系之中。一体建设可以从逻辑前提、运行机理和路径选择三方面展开,一体建设的逻辑前提是在同一体系下厘清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内涵,一体建设的运行机理需要探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者的逻辑关联和重心定位,一体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