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诗语词超常嵌合及其审美功能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它有其独特的抒情方式。这种抒情方式影响着诗人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和运用。英国诗人雪莱说过:“诗使它触及的一切变形”。这种“变形”,实际上是诗人根据自己的主观审美意识,对语言符号实现其审美变异,使常规语言在他们笔下被强化、浓缩、颠倒、扭曲、断裂等,从而将普通语言符号转化为诗中的艺术符号。     

从<惜诵>看屈原的"发愤抒情"说

中国诗史上第一次使用“抒情”一词的是屈原的《惜诵》,虽然屈原没有以文学评论的形式来阐述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看法,但他的“发愤抒情”之说,的确对后来的司马迁“发愤著书”、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以巨大的影响,与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儒家的“诗言志”着重于政教的、讽谏的社会功能,那么屈原的“发愤抒情”说则是侧重于诗的主体个性的情感抒发与渲泄的作用。     

诗人的“角色”与诗的个性

诗人创造了诗,诗人是整个创作过程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诗人的体验和感受无论通过什么形式在诗歌作品中呈现,都必然以明显的情感特征反映出诗人主体精神的影象.从这个基点上看问题,诗人在创造的同时,他也必然体现为一种“角色”.所谓诗人的“角色”就是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由诗人主体精神形成的艺术“人”化形态,是诗意创造及传达的通道.诗人的“角色”是诗人个性的物化显现,对于诗的表现具有决定意义.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对于强化创作和阅读中的“角色”意识、理解诗的个性特征都是很有益处的.     

论臧克家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正> 艾青说过:“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诗歌作为反映生活的艺术形式,以社会心理为主要表现对象,通过人们的自我感觉和自我意识,来概括时代愿望与要求。这种艺术特性,决定了诗歌以塑造典型的抒情主人公为使命:它主要不是描绘具体的现实生活画面,而是着力抒写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感受。自由的想象、浓烈的情感和深远的意境,形成了诗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诗人在创作中并不追求具体的情节结构,而是努力把笔触伸向自己的内心,以富于韵律的语言来传达情绪的内在节奏,以感觉意象的组合来展现具体的情致与心境——这就形成了以意境为核心的抒情主人公典型化的表现体系。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论徐志摩诗歌的绘画美

对于徐志摩的诗歌,人们多以韵律的轻盈、意象的新颖美妙以及艺术风格的飘逸灵动论之,至于其中蕴含的绚丽色彩、风格各异的绘画艺术却没有人提出来专题探讨。本文从诗歌意象的组合、色彩与个性情感的关系、西洋画与中国画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绘画美的动态表现四个方面进行论析,阐释徐志摩作为天才的诗人与学者,如何在诗与画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中寻求契合点,成就其诗歌艺术的绘画美。     

从新月派的节制情绪到新生代的冷抒情

诗是主情的。但在中外诗史上，都有主张对情感予以控制的诗歌流派。在西方诗史上，从19世纪初浪漫诗歌的主观抒情到30年代开始出现的诗由主观抒情向客观化描写的转化，直到本世纪初艾略特极力主张的非个人化诗论，形成了诗歌艺术表现的新潮流。在我国新诗史上，新月派在艺术表现上节制情绪，倡导新古典主义诗风，直到80年代中后期，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举起客观主义旗帜，在艺术表现上主张冷抒情，同样形成了诗艺发展的新流脉。从新诗现代化角度探讨新月诗派和新生代诗人这方面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工作。反叛自我表现新月和新生…     

怎一个情字了得——读哈斯乌拉的《马背恋情》

草原抚育并造就了诗人,成为诗人无法忘怀的精神家园,诗人也以全付的情和爱作为自己真诚的回报。哈斯乌拉《马背恋情》所表现的正是这种诗人与草原融为一体的深切感情。在哈斯乌拉那里,深厚的“恋情”常常延伸为一种使命感,希翼和奉献意识。其独特的抒情方式所形成的独特艺术世界,以实喻实,以实喻虚,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使读者直捷感受到一个富有生命力的世界,生生不息,情意盎然。     

唐代送别诗结尾模式综论

唐代送别诗的结尾往往是诗人着力用心雕琢的一笔,蕴含了诗人最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表现是复杂的,可以分为“盼见问归”、“伫立怅望”、“长忆相思”、“想象追随”、“劝慰勉励”和“祝福规劝”等多种表现。唐人送别诗的结句大都如空谷余音,不绝于耳,令人赞叹心仪,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及生活告别语,形成了送别诗独具特色的结尾艺术。     

借鉴的艺术——“诗画一律”新探

诗和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画能观而不能言 ,诗能言而不能观。造成这一差异的最直接的因素是两者使用的符号不同 ,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诗以语言文字符号表情达意 ,画则以线条、颜色来表现。中外理论家又指出 :在这两种不同的艺术中还存在着相通之处。“画是一种无声的诗 ,诗是一种有声的画”① 这是十七世纪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所言。中国宋代诗人苏轼也指出王维的画是“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可见诗、画都在某种程度上冲破了符号局限 ,拓展了表现天地。本文试图从诗画互通的客观条件、主体意识和文本表现三个方面加以探讨。一、客观条件1、毛…     

《诗经》情感研究三题

众所周知,情感在文学作品,尤其在诗歌中,是占有至关重要地位的。它是诗歌艺术成败的关键。俄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曾经指出：“感情是诗情天性的最主要的动力之一,没有感情,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歌”①。郭沫若同志也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②由此可见情感确...     

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论现代汉诗的现实出路

本文就现代汉诗的出路作了探讨。认为 ,诗是艺术地表现平民性情感的语言艺术 ;现阶段理想的诗人应是坚持“民间平民化情感性艺术写作”的写作原则 ,“作凡人 ,写凡人的诗” ,具有力求人品与诗品统一的作人观 ,只有这样 ,方能改变诗界现状。     

论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

汉代骚体诗的情感表现具有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从多样性与丰富性来看,骚体诗可归结为帝王之歌、臣子之歌、隐士之歌、文人才女之歌以及远嫁异域女子之悲歌,它们虽在总体上承袭了屈骚“主悲”的情感基调,但由于诗人各自身份地位、人生遭遇不同,因此,诗中情感极富变化,极具有个性色彩。从艺术性来看,汉代骚体诗打破了楚骚固有的表现模式,根据诗情表现的需要,灵活决定诗体形式,句式灵活多变,格调呈现多重意蕴。骚体诗以其情感表现的多样性、丰富性与艺术性证明了它是汉代抒情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郭沫若与闻一多浪漫主义诗作研究

“五四”新文学时期,郭沫若和闻一多虽同为浪漫主义爱国诗人,但两人的作品却存在诸多差异,尤其在抒情方式和诗体格式上更是“各唱各调”。对两人诗作的比较研究,可以探索诗人的经历、学识及艺术个性与诗美观念确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在个案分析上可以勾勒出这个时期中国新诗的走向和风貌。     

豪愁国愁和己愁诗仙诗圣与诗囚--比较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

"愁"是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常见题材,在唐代诗歌中咏愁诗占有很大比例.唐代三诗人李白、杜甫、孟郊诗中的"愁"因产生时代和诗人性格原因所致,其所表现的情感内涵,也大不相同:李白多是"豪愁",杜甫多是"国愁",孟郊则多是"己愁".而且他们写愁的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排闷解愁方式也各有差异.     

李白诗歌的意象特征

解放以来,许多论者都喜欢用西方文艺理论中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评论古代作家。于是,李白被划为“浪漫主义”诗人。许多年来,对于李白的诗歌艺术,常常囿于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生动的比喻、强烈的主观色彩等方面进行论述。这种评论方式对于揭示李白诗歌艺术个性,是很不够的。笔者试图从我国古代诗论家和现今西方文学评论家所云“意象”角度,来探讨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意象是诗歌创作中,通过一定的组合关系,表达诗人特定的意旨而让读者得之言外的语言形象。意象是诗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首诗实际上是由声律和意象组成的。而     

论"风俗诗"及其独立地位

本文提出的“风俗诗”,是指选取风俗题材并集中表现风俗事象、凸显风俗文化的诗作,它与以风俗事象起兴和借风俗素材抒怀的诗歌有质的不同。中国诗歌发达的《诗经》时代和唐宋时期的诗歌创作表明,风俗诗历史悠久,数量宏巨。作为裹藏着民族文化基因、情感之根和时代精神的风俗表征的“风俗诗”,拥有其他题材的诗歌所难以承载的厚重内涵。风俗诗自鸣天籁的艺术风神,也为追求自然高妙境界的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唯有独立意义的“风俗诗”,才能使这一类诗歌恰切归位。     

对公刘早期诗作抒情构架和意象特色的考察

公刘虽然早在四十年代就已发表诗作,但他的诗得以产生较大影响并终于一举成名,却是新中国诞生后五十年代头几年的事。 公刘这—时期的诗作有其独特的感情蕴含和艺术表现特色。就艺术表现言,诗人也经历了一个寻找自我并日渐成熟的过程。应该说,写得较早的《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里的一些诗,尚未形成鲜明的个性,艺术上也较粗糙;从收入《黎明的城》的“西双版纳组诗”和“卡佤山组诗”起,尤其到了《在北方》诗集,公刘的个性就显呈出来,艺术上也自如、成熟多了。本文就以这后一部分诗作为主要内容,对他当时创作的表现特色作些考察。     

文化资本的获取和转换--从另一个角度观照初唐应制诗的嬗变

应制诗在物象选择、抒情方式、诗旨等方面的高度模式化使其成为一种符号和工具,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有本质的相似,朝臣竞相获取这一文化资本并力争转换为政治权力。“场域”中资本转换的规则和机制由帝王调控,帝王不同的志趣、文艺观和美学观使不同时期的文化资本各有特点,通过朝臣的创作使作品的风格呈现出微小的差异。应制诗作为一种置换权力的资本,不能用来对诗人作人格上的价值评判。     

免唐五代的悲剧气氛与词体的成熟

晚唐五代的悲剧是沉默的、弥散的、深的、幽约的。这就需要诗人们改变对待情感的态度,寻找一种更细腻的方式来摹写时代在自己意识深处留下的难以捕捉的存在悲情。情的物化、情绪审美化的抒情态度和方式,使李商隐诗和温庭筠词在晚唐独树一帜。更重要的是,当这种新鲜而细腻的抒情手法融入到词体中后,深刻地影响了词的发展,加速了词体婉约蕴藉风格的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