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在中国的殊遇与碰壁——评茅盾的三篇小说

张华教授在《易卜生在中国的殊遇与碰壁——评茅盾的三篇小说》中指出:茅盾是受易卜生影响的现代作家之一。他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扬易卜生精神,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探索“娜拉”的解放之路。因此,他的《烟云》、《创造》等三篇小说虽有易卜生的影子,但却是体现了自己创作个性和思想探索的作品。     

天使的蜕变:解读易卜生与耶利内克笔下的娜拉

在易卜生的<娜拉>诞生百年之后,极具争议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与之遥相呼应,续写娜拉的命运:<娜拉出走以后>,娜拉从玩偶之家中出走后从天使蜕变成妓女.从二人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社会影响入手,解读娜拉这一角色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胡适、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与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

易卜生的作品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影响巨大,而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又充满了误读、曲解和断章取义。究其原因,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作为该剧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对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胡适和罗家伦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剧中一对次要人物——林敦夫人和柯乐克——的形象和关系进行了改写,对海尔茂的人物设置也有所变动。这些误译和改写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却至关重要,因其遮盖了易卜生原著对人物设置、结构安排的精巧设计,简化了原著对"浪漫""幻想""现实"等问题的深刻反思,由此,这部译作中的误译和改写对《娜拉》在中国的接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人们忽视作品的艺术性而更关注其思想性;并使人们在关注该剧思想性的时候,又集中关注其社会改革的方面,即女权主义的因素,相应地忽视了易卜生思想中更深刻而复杂的内涵。     

论五四时期的“易卜生热”及其文化逻辑

本文首先梳理易卜生在20世纪10-20年代被翻译到中国的情况。一系列纸面的知识生产和舞台的话剧表演,逐渐建构了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独特位置。接着讨论五四时期促使"易卜生热"生发的历史语境。从思想革命、戏剧改良、写实主义等角度,揭示选择易卜生的文化逻辑。易卜生能够被五四知识者选择作为文化资源,因为他正好契合了五四文化精英们的期待视野,提供了他们能引以为用的象征资本。"易卜生热"是五四的知识/权力机制的具体体现。追踪和重构易卜生跨语际进入中国,被传播、被言说的历史,为更细致地思考作为话语实践的"娜拉"故事,如何受到现实环境、对话机制的影响与制约,提供了基础。     

超越——娜拉形象的审美实质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娜拉形象的主要意义在于她体现了“易卜生主义”的“叛逆精神”。本文认为娜拉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其意已远远超过人们对她所作的种种社会学批评,同时也超过了易卜生对她的期望。娜拉所体现的普遍的艺术精神,亦即她所具有的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主要不在于她是“叛逆的先驱”,而在于她对现实的超越和未来的向往。基于此,本文对娜拉的最后出走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     

中西文化语境中的女性命运

鲁迅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和易卜生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下对女性解放及其命运的不同理解。娜拉的反抗被鲁迅从社会整体性去理解,显得尤其弱小与无奈。鲁迅更强调社会整体改变是女性解放和出路的基本前提保障,因此判给社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易卜生从西方个性文化的角度强调个体觉悟与反抗的重要性。二位作家的不同选择看似纯主观的活动,但更具有内在的文化必然性。     

被书写的叛逆:质疑"娜拉精神"

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和"五四"叛逆精神的表征,在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未被觉察的精神变异,从而显示出女性解放话语的裂痕.从易卜生笔下决绝的"女儿娜拉"到进入中国的软弱的"妻子娜拉",表明"娜拉"作为一种被书写的叛逆精神浸染着浓厚的传统色彩,而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女性新文学作家对于娜拉的自我书写,则显示出与时代主流话语的疏离.     

娜拉与中国“五四”文学女性形象比较研究

"娜拉"形象出自挪威现实主义戏剧大师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1918年,《玩偶之家》登上了中国舞台,一时间,"娜拉"成为了中国"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楷模,对中国"五四"文学中叛逆女性形象有着原形意义。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通过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作品中叛逆女性形象的代表类型的分析与比较,再次探究与思考了这一经典文学现象。     

一部对经典的重构？——解读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的“双性同体”意识

具有强烈女权色彩和社会批评意识的耶利内克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她的《娜拉出走以后》好似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重构。但耶利内克的本意并不是要颠覆经典中的娜拉形象,而是要从女权的角度构建一个新的娜拉,回答出走后的娜拉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抗争。本文试图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意识,从而揭示耶利内克对两性关系的审视和思考。     

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1828—1906)的《玩偶之家》在现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影响之大,是今日读者难以想象的。易卜生的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尤其是《娜拉》(现译《玩偶之家》)极大地满足了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追求变革的需要,因而受到热烈的赞赏和追随。一些当事人曾高度评价易卜生造成的这种影响。博斯年这样说:“……据我看来,胡适之先生的《易卜生主义》,周启孟先生的《人的文学》和《文学革命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同是文学革命的宣言书。”1925年,茅盾在《谭谭<玩偶之家>》一文中说:“易卜生和我国     

易卜生戏剧中婚姻男女地位与关系的变迁

《玩偶之家》、《群鬼》和《海上夫人》是易卜生戏剧中比较集中探讨婚姻中男女地位和关系问题的戏剧。这三部戏剧揭示出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经历了和谐(《娜拉》)——对立(《娜拉》《群鬼》)——无奈(《群鬼》《海上夫人》)——新的和谐(《海上夫人》)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描写了和谐婚姻关系对家庭、孩子的重要性。娜拉、阿尔文太太、艾梨达三个女主人公的塑造,反映出易卜生对人生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     

再论“娜拉走后怎样”——对一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易卜生——一个响亮的名字。意大利著名戏剧家皮兰德娄曾说:“在莎士比亚之后,我毫不迟疑地把易卜生放在第一位。”他的“社会问题剧”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玩偶之家》既是“社会问题剧”的代表作,又是其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作品。该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在世界文学女性画廊中,是一个独具风采的成功的艺术形象。自从1879年诞生以来,娇小的律师夫人已经飞遍了全世界的舞     

当代娜拉的困惑——美国当代女性小说一瞥

易卜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名剧《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出走而告终,标志着她与丈夫为代表的男权中心社会的决裂,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呼喊。然而一百多年后,娜拉出走后的道路却是崎岖不平的。 美国当代文学,从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玩偶之家》艺术的三个层面

本文从艺术角度对《玩偶之家》作了阐释。文章认为，易卜生找到了“完满的定在”，从而使剧本具有最大可能的涵蕴性和包容性，获得“一粒砂中看见世界”的艺术效果；娜拉圣诞前夕的复杂心态不是语言所能牢笼，易卜生以圣诞舞会为契机，让她直接用舞蹈语汇倾诉自己的内心，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震撼力；娜拉离家出走是娜拉性格发展的必然，触及的又是“精神上的地质形态”中的原始地层，因而“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但她们和她们所表现出来的娜拉精神对世界文学和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子君与娜拉们的命运——兼及对《娜拉走后怎样》的理解

一九二三年冬天,鲁迅以《娜拉走后怎样》为题,向北京女子高师的学生们作了一次著名的讲演,以易卜生并未解答的娜拉走后的状况为题,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鲜明地提了出来,进而作了深刻的回答。鲁迅鲜明地指出,娜拉走后“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便是回来。因     

论电影《伤逝》中的多重镜像——兼谈鲁迅小说的电影改编

在电影《伤逝》中,子君与娜拉、涓生与子君构成了多重镜像。子君由于爱的匮乏而大胆地学习娜拉的举动,重复娜拉的话语,在镜像娜拉的启示下,她开始发现了自我。子君在获得爱情后,依附于涓生,很快忘却了娜拉。而涓生则将自己的启蒙理想投射到了子君身上,子君其实是他心生的幻象,以此来向现实抗衡。平庸的子君形象是他自卑心理的呈现,他要离开子君,就是想要抛弃旧我,获得新生。电影的改编是一种全新的创造,导演需要在把握原著精髓基础上进行艺术形式的转换。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词.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     

的过去与现在--易卜生与克莱尔·路丝同名剧作比较

19世纪挪威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表现了妇女对自身生存处境的觉醒,20世纪美国作家路丝的娜拉则表现了日趋成熟的女性意识.她不但反省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统治,而且揭示了它对男性自身造成的伤害.     

《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中娜拉的语言分析

在《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中,娜拉的语言因语境和谈话对象的阶级地位与性别的不同,而在话题选择、句式使用、语气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变化反映出娜拉在现实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和两性格局中的真实处境。语言成为阶级斗争和性别冲突的舞台以及权力争夺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