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

试论北宋名相吕夷简的政治“操术”陈峰吕夷简是北宋中期最有影响的宰相之一,在仁宗朝曾三入中书,前后主政达二十余年,这在北宋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抛开吕夷简生前死后褒贬不一的政绩不谈,其从政“操术”,即政治权谋也极为突出,影响是相当大的。《宋史》本传称：“其...     

张载“复三代”政治思想探析——以《经学理窟》为中心

面对北宋中期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张载针对当时“积贫积弱”、矛盾尖锐的社会现状,在其著述《经学理窟》中提出了“恢复井田、封建和宗法”的“复三代”政治蓝图,试图以此方法来改变北宋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本文从《经学理窟》入手,对张载的“复三代”政治思想进行分析,论述其政治思想中的进步与不足.     

两宋政治地理格局比较研究

两宋疆域可依不同地域的特殊行政制度、地理区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项条件分为数个“综合政治区”。但其分划方式与区际关系在两宋则大有区别,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地理格局。构成北宋疆域的各个“综合政治区”,主要是以分工的方式形成“圈层式”结构。各区之间互相依赖,利于中央集权,却难以各自为战,故屡衅于外力。而南宋的“综合政治区”则各有独立生存的条件,是在不同区位行使相近职能的政治区,从而形成“分块式”结构。这种结构提高了应付对外战争的能力,但凝聚力较弱,中央集权程度远逊于北宋。     

强兵、富国、安民是蔡襄改革思想的核心

过去谈到蔡襄，一般人只知道他是北宋时代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自从1987年莆田市举行全国第一次蔡襄学术讨论会后．学术界开始对蔡襄一生进行比较全面的探讨。蔡襄是一代贤臣。从许多事实来，蔡襄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政治改革家，是庆历新政的干将；在经济方面他又是经济理论家和经济实践家．是关心人民疾苦的封建时代的清官；又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本文侧重分析察襄的“强兵”、“富国”、“安民”思想，并对他为它几十年的政绩做深入的探讨。蔡襄是北宋时代的政治改革家，他对北宋社会内外矛盾的尖锐化非常担忧．对北宋开国至仁宗…     

北宋雅俗交融背景下笔记特征论略

北宋社会处在“雅”“俗”两种文化比并交锋的发展阶段,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给笔记在北宋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笔记文体一方面与儒家礼教的宣传相合,记载了大量军国政要大事,另一方面又增添了许多谐谑趣闻和政治笑话,颇富世俗意味。这种“雅俗平衡”的叙事策略使笔记文体在北宋得以成熟繁盛,并成为后世笔记文体的范本。     

论朱陆“无极”之辩

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道学。道学原本儒学,尊崇孔孟,但它在儒家伦理政治理论基础上建立起以“天理”为本体的哲学体系,却是原始儒学(传统儒学)所没有的。道学至南宋经朱熹充实光大,是为理学。理学与北宋道学亦有不同。其特点之一,便是吸收了北宋周敦颐的太极阴阳五行这一套宇宙生成论。其中“太极”被朱熹解释为     

宋代《春秋》学研究方法探微

自西汉以后,传统儒家经典便居于“宗教圣经”的权威地位,后世学者只能信仰注释,不能怀疑非议。到北宋时则学风大变,宋儒“不惑传注”、“唯理是求”,突破“师承家法”桎梏,以独见为荣,以雷同为耻,纷纷“以己意说经”,甚至出现“改传易经”的现象,研究门径各异,又显现出明显的家学、师承特色。具有政治教科书性质的《春秋》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得到宋儒的重新重视和发挥。研究方法的改革创新,成为宋代春秋学取得斐然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析王安石的法律思想

王安石是一位曾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曾为挽救北宋王朝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局面,进行了一次著名的熙宁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是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来的重要的法律思想。他说,“夫聚天下之众者莫如财”,维持国家的政治统治,最重要的是要有财。“理财”,是王安石改革的核心思想。他希望通过“理财”,挽救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     

李元昊“僭号”与北宋中期文人谈兵论析

北宋中期以李元昊“僭号”称帝为中心,出现了文人谈兵勃兴的现象。文人所谈兵事内容广泛,包括宏观的“文武之道”,也包括具体的军事制度与应敌策略。北宋中期文人谈兵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学术背景。北宋中期文人谈兵,呈现出鲜明的儒学特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1800—1870年间法国社会思潮的冲突与整合

1800—1870年间的法国,一方面是工业化启动及其基本完成,另一方面是政治上处于不断革命与动荡之中。古老的封建残余十分顽固,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激情以及工业化带来的新的激情不断催生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一心一意谋求秩序的统治集团一次次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人们大都持毫不妥协的见解,稳重深刻的意见常常受到冷遇,这种情况直到1870年代才发生重要变化。法国工业化时期的历史远比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还很少有人能看清国家将走往何方,它的资本主义是在摸索中发展起来的。     

社会转型期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研究

政治认同由主体、客体和外部环境三要素共同构成。作为执政党,农民的政治认同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农民对利益的满足和权利的保护成为核心要求,公平正义成为价值选择,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也出现了影响因素多样化、存在层次性与地域性差异等许多新特点,党面临着多方面的考验。因此,提高农民政治认同的正确路径是：构建政治民主、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构建认同的政治文化、促进农民政治社会化;优化国家制度安排,满足农民利益诉求。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从理论研究来看,我国学者多视角、全方位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立法规定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及刑法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从司法实践来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却远不尽人意,在被害人权利的实现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随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经济求偿权的实现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如刑事和解、国家补偿和社会援助等,这些活动为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践经验。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论北魏宗室阶层对政局的影响

北魏宗室阶层专指拓跋始祖神元帝力微的全体后裔,身为天潢贵胄,他们是北魏政权的坚强柱石和统治集团的核心力量。宗室是皇权主义的附庸,其对政局的影响取决于二者的具体关系。北魏前期,宗室残存"直勤"对等的君位继承资格,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皇帝对宗室,特别是皇子皇孙,保持既任用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孝文帝改革宗室家族制度,根据服纪远近配署统治权益,势力膨胀的有服宗亲成为皇权的牢固支撑。宣武帝反其道而行,利用出服疏宗制衡近属。孝明帝兼用近属与疏族,却无法调解双方的纠葛,激烈纷争导致帝国的崩溃。宗室徘徊于亲族与权力之间,是王朝政治生态的特殊产物。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着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逐步流失,执政党政治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应对挑战,我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努力,进一步加强我国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建设。     

宋朝厢军职能新探

厢军是宋朝的常备军,除具“役作、工徒、营缮”等职能外,还具有明确的对内镇压和对外防御的军事职能。其主要表现在驻守各地的厢军作为一种现实的军事力量,与禁军一起发挥了防御和戍守的重要作用;厢军的军事职能在宋朝军事制度上也有较充分的体现,在北宋中期以前厢军实行了更戍制度,有效补充了各地禁军力量的不足;厢军还是北宋巡检系统中的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由于厢军军事职能的存在,必然会参与对外防御和对内镇压的军事行动,而且在对外防御的战斗中不乏骄人的战绩。厢军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其军事职能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不仅取决于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且同政治状况、官员素质关系密切。     

社会转型期我国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及执政党的应对策略

社会转型期,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呈现出两重性特征,执政党必须正确引导,积极促使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向主动化、制度化、组织化和决策参与化等方向发展,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维度。     

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发挥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和重大战略任务。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之一。必须加强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构建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