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的宽容思想

宽容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之道,是儒家仁学思想的应有之义。儒家“尚仁”、“贵和”,特别推重宽容的实践价值意义;但又有非常强烈的排斥异端的思想,坚持宽不容恶的道德原则。儒家的宽容思想与排斥异端思想具有统一性。“排异”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或学派的共有思想特征;儒家的宽容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在宽容与不宽容之间,儒家追求的是适中、适度,反对“过”与“不及”。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德治”是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最典型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儒家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主要内容。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建立在民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儒家“以德为先”的思想,与党中央确立的“以德治国”的方略是内在统一的,研究这一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有现实意义。     

儒家的法律道德化思想

德体法用是儒家的德法关系论 ,引礼入法是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 ,原心论罪是儒家司法道德化思想。儒家法律思想中的“以礼入法”、“德主刑辅”和重视道德教化对当前我国立法、司法乃至精神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 ,但儒家法律思想在本质上是与当代社会的法治建设相冲突的 ,从总体上说 ,其影响是必须克服的。     

网络时代儒家伦理对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意义

本文立足于网络时代的大背景,着重论述了儒家伦理优秀思想对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启发意义,力图对儒家伦理优秀思想的现代意义、儒家伦理的继承和创新等内容有所揭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弘扬儒家伦理优秀思想,提高人的精神素质的途径。     

1980年以来国内先秦儒家消费思想研究综述简

中国古代的消费思想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先秦儒家消费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消费思想的主题,近来关于这些方面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所限,本综述只能从先秦儒家消费思想基本内容、先秦儒家消费思想与诸子消费思想比较、儒家消费思想的评价及对当前社会的意义、消费伦理思想等几个方面,对近三十年来的研究概况、主要线索和重要成果,择其要者,作简单介绍,供研究者参考。     

从《尚书·虞夏书》的"德治"到《论语》的"成于乐"

<尚书>中的"德治"思想是儒家"仁政"思想的重要源头,儒家"成于乐"的政治理想是"德治"思想的升华.<尚书>是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尚书>中的"德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早期儒家诚信思想与我国古代民法文化刍议

诚信原则具有普遍的民法文化意义。我国古代民法以习惯法为主,深受儒家伦理的支配。从早期儒家诚信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诚信是儒家伦理的重要原则。早期儒家诚信思想对我国古代民法文化具有深刻的影响。     

儒家人道思想的历史发展

先秦儒家的人道思想由孔子奠基,经孟、荀而确立;两汉至隋唐,儒家的人道思想在与神学的冲突中曲折发展;宋元明时期,理学在重振儒家人道思想的同时,也把正统儒学反人道的因素发展到顶点;明清之际对理学的扬弃虽包含着对其反人道因素的批判,但理学最终仍占上风,儒家人道思想就此而告终结。     

对儒家重德治亦不排斥法治观点的一些论证

重德治、轻法治,这是儒家的根本思想。但儒家只是轻视法治,而不是排斥法治。从荀子开始,"德主刑辅"的思想就成为当时的"新"儒家的一种重要观点。西汉以后,从贾谊到董仲舒,儒家的思想家们更是使"德主刑辅"的思想为统治阶级所采纳,并成为一种基本治国方略。从总体来说:儒家轻视法治,但并不排斥法治,而且在德治的基础上,还很重视刑罚的作用;西汉以来,德主刑辅的思想,无论是在治国的理论上,还是在治国的实践上,都是儒家的主流思想。     

《锦瑟》别解

<锦瑟>诗典故意旨尚可继续推敲,"锦瑟"二字系用典起兴.结合<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并序>推论李商隐<锦瑟>诗系为李德裕妾刘氏而作,并参照相关研究成果对<锦瑟>的形成过程作出了解释.     

从“悼亡”说到“自伤”说——论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

李商隐《锦瑟》主题阐释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悼亡说、自伤说与诗集自序说,三种说法均与何焯有关。通过对何焯的李商隐诗歌批评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与考证,可以探寻何焯对《锦瑟》主题的阐释及其流变,追溯自伤说产生的渊源。何焯以真切的生命体验与科学严谨的文献考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悼亡说到自伤说,从《锦瑟》扩展到李商隐的全部寄寓之作,建立了自伤型批评话语体系。     

叶昼《水浒传》批评思想的现代阐释

明代学者叶昼假托李卓吾之名评点的《水浒传》，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李卓吾评本，目前对叶昼的《水浒传》批评思想研究得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就叶昼对《水浒传》的创作思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人物形象及其个性的分析，进行深入而客观的阐释，从批评理论上肯定叶昼对《水浒传》研究的巨大贡献。     

魏晋时期之相人术与魏晋社会

与两汉时期相比,魏晋时期的相人术至少有五点重要发展,而且从各个方面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当时的社会状况、学术思潮、社会风尚、宗教等都对相人术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中可观察出我国古代术数文化发展史的两大特点。     

于阗国王李圣天事迹新证

前人在讨论于阗年代或王统世系时,根据中原正史记载和敦煌莫高窟画像与题名,对活跃于公元10世纪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事迹渐次有所表彰,但缺少系统和整体的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最新的研究心得,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对李圣天一生的事迹做一个总体的考察,包括其名字、称号、即位年代和所用年号、与敦煌的交往与和亲关系,遣使后晋与受封"大宝"等,希望大致描绘出他的历史全貌。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王充及其文章观重估

王充及其文章观在现当代得到的主流评价是很高的,但王充及其文章观是否真应该有这么高的地位却是另外一回事情。总体说,王充主张颂汉颂今,这对其文章功用观打上了巨幅的阴影,而其真实观也大多停留在经验真实的层次,他的文章创新观一味主张创新,却又违背了人类以故为新的创新常态。     

郭璞注《水经》考释

东晋著名博物学家郭璞,曾为《水经》一书做过注解。从《隋书·经籍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各正史“艺文志”及目录书、典志史中皆有明确记载。现存郦道元《水经注》中,也保留了郭璞注的部分内容。郭璞广泛的游历、渊博的学识以及他渴盼祖国南北统一的志向,是他注释《水经》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