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一个从批判到实践的社会群体——兼论托尼·本尼特的知识分子观

通过对西方"理想型"、"功能型"、"批判型"知识分子理论的梳理可以发现,不管是把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形象,还是被阶级或集团"收编"的工具,这些理论都试图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西方社会发展遭遇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和解决之道,试图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不同维度,思考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和启蒙大众两方面的作用。而托尼.本尼特的"实践型"知识分子观将以上三种类型的合理之处相互融合,努力构建具有积极实践精神的知识分子理论,这无疑为我们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全球化语境中,反思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恰当的视角。尤其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在融合当代性和借鉴西方的基础上重拾传统,建设"实践型"知识分子观,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汉语学术界政治哲学的兴起

近年来政治哲学在汉语学术界似乎成为一门显学.原因在于首先,政治哲学的理路与狭隘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取向对立,强调对根本价值问题("应然性"层面)的研究,这对于经历各种"批判理论"洗礼的中国学术界来说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其次,政治哲学关乎政治安排的基础性原理,它超越现实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契合了中国儒生的传统.最后,政治哲学也是对"应当如何生活"的哲学追问,在"人文精神失落"、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时代,政治哲学为学人探索"安身立命之道"提供了某种方式.一些学者也开始尝试在当代的问题意识中和当代条件下对中国传统文明做"创造性转化"."亦中亦西"与"亦古亦今"相得益彰的发展之道,也预示着未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的方向.     

知识分子激进传统的社会学反思

本文剖析了五四以来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四种激进传统,即科学主义、浪漫主义、天启心态和民粹主义,认为将知识分子的终极价值理想一概诉诸社会运动,往往将导致乌托邦救世主义或极左思潮的泛滥,因为这些价值思想作为民间的道义力量,只能对现存秩序起一种舆论上的制衡作用。文章认为,对传统的道德宗教不能完全否定,现代市民社会的秩序即有赖于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和公共精神。     

知识分子与政治

由于道德主义的困扰和内在连贯的分析框架的缺乏,知识分子社会学在学科传统内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窘境。目前,对“知识分子”主流定义的本体性假设正在受到质疑,而知识分子作为一种边界划分的过程和后果以及有关知识分子的阶级性等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定性的问题上存在着教化与颠覆这两种不同的基本立场;而关于其意识来源,传统的研究结论则可以被归纳为经济决定论、社会决定论、场域塑造论与参照群体论。近十年来,新一轮思想社会学的兴起对传统范式构成了一系列挑战。本文认为,作为一种回应,通过将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由自变量重构为因变量,有望在知识分子研究领域形成一场以分析社会学为导向的变革,而知识场域、惯习、自我概念、亚文化认同与知识轨迹等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提出一个初步的政治认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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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人格的近代裂变

传统人格是指历代中国人所憧憬的圣贤,它是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相适应的理想人格形象,信而好古,重义轻利,以夏变夷是传统人格所具备的三种基本品性;近代中国是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定的变革时代,处于古今中西交融点上的传统人格必然要发生裂变,变通随时、亟亟谋利,必通西字就成为近代思想家所赋予给古圣先贤的三种新品性。近代思想家对传统人格的改塑是与当时政治变革、经济变化、文化变迁密切相关的,传统人格的裂变也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种标志,当然,所说的裂变只是对传统人格加以改造,并不意味着一种新人格出现。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书讯

贝尔格莱德"国际政治与经济研究所"于1986年出版了P.西米奇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一书.西米奇的著作解释了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文明之外,在具有明显政治权威文明的传统封闭社会中获得成功的原因.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出现及其优越于西方思想之处是以下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的结果.第一个进程是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第二个进程是中国革命进程的彻底性.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辟了在保持本民族特征的条件下实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道德人格塑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领域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但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知识分子在社会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也要深刻反思。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基础上，知识分子应高举起“人格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两面大旗，崇尚五四以来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才能实现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目标。     

传统文士人格与“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

传统文士在春秋战国崛起时,对道与势的态度经历了由对道的恪守到对势的依附的转轨过程。汉以后,由于儒术的强化、引导、依附权势成为传统文士人格的普遍特征。“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就是这种特征在西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自然显现。与文学史上其它文士集团相比,“二十四友”的附势心态表现得最为典型。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王劲，苏培新秦汉以来，政治在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中一直居于中心地位的现象，决定了历代知识分子无可争辩的对国家政治现实抱有高度的热情，特别在近代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旋律，人们更是把富国强兵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     

政客情怀

正如今的"政治家"是一种职业,而在百年前,政治身份更接近于一种属性。它凭借的不是某种专业才能,而是对社会、对未来的满腔热血,无论政治信仰如何,那一代人成为中国社会转折线上的不落辰星——因为他们大多仍有着文人情结。在此时期的政坛,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某些走势的主导,尽管那些政治人物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文人,但其本质上却仍或多或少地呈现着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文学的焦虑

中国文学潮流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有着非常明显的同构关系,考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我们可以清晰的画出文学思潮受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清晰图谱。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文学越来越感到一种焦虑,过去那种处于社会思想中心的优越感随着这种转型正一步步走向边缘,那种对社会政治、民族生存、生活价值等等的宏大诉求本应成为理想的一部分,却在当下的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政治语境中显得高、大而空,给人一种虚无的感觉,同时,那种"文以载道"的传统却被某种经济价值的语境逼到了某种可笑进而可怜的程度。文学的生存面临极大挑战。同时,网络的出现使社会思潮以另一种形式演绎当代的政治自由与思想狂欢,文学在走向边缘的时候,另一种生存姿态正悄悄降临。当今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与网络政治的兴起无疑给文学另一种启示,只是,这种发展趋势还在初期阶段,很多作家只是处在尝试阶段,但另一批不为严肃文学认可的网络写手却已经在茁壮成长了,从这一点看,文学的生存焦虑倒是无足轻重的,相反,那种传统的表达方式是应该自我反思了。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

知识分子是谁 ?他们该去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知识分子研究当中的核心问题。知识分子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 ,同时深切关怀国家乃至全人类 ,永远保有一种对于生命意义、终极价值和跟宇宙世界接触的追求 ,承担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追求方面 ,现代知识分子应当不怕闯入思想禁区 ,亦不再在学术—人文理想、道德—历史尺度的二维空间内逡巡 ,而是勇于直面知识分子“智慧的痛苦” ,高于浪漫 ,超于现实 ,超越传统的认知模式 ,自觉地将社会理想与专业理想结合起来 ,这也才是知识分子的本分。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     

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政治观之比较

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而自由主义则是西方历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学说,两种迥异的学说影响了两种不同的政治文化。中国政治讲究"合",追求大一统,而自由主义注重"分",注重权力的制衡;中国无宗教背景,因而在内在自律上不如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由此而来就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强于中国人;儒家重集体,集体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而自由主义看重个人,个人的价值、尊严、利益等成为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传统艺术走上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现代性建构道路。通过对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筹备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京剧现代转型的机制、特点与得失。从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梅兰芳与京剧的改造中可见,近代中国传统艺术探索出了一条以新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以“中西结合、古今共用”的艺术理论为革新理念,以推动艺术成为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革新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型道路,由此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了现实平衡,成为了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时尚。因此,梳理和分析近代京剧的改革史可以为当下探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提供指引。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

关于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新世界观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这段历史的研究,一直是极富理论兴趣的思想史课题之一。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什么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答经常诉诸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政治主题的发展: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各种政治方案作为救国之道均被证明为无效,中国人只能走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政治史而言,这无疑是一种很有说眼力的解释。 然而应该看到,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一切可观察现象的背后,不可否认地存在着一个文化冲突的深层过程,即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重…     

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化"论

"党内民主化论"是近年来一些政治学者为探索中国实现政治民主的具体途径而提出来的、在尊重执政党权威合法性与现行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基础上的政治发展战略设想.它主张通过发展党内竞争性的民主机制,来引导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相对于民主问题上的西化论而言,它更具有温和性、渐进性与务实性.本文试图考察这种思想主张的基本观点、产生的背景、内部两种观点的区别与各自的可行性、知识分子与决策层对这一思想主张所作出的反映,并进而分析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可能产生的影响.     

浪漫理想与事功精神——英法知识阶层的差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本文认为,法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始终高举着平等、博爱、理性王国和人道尊严的理想旗帜,倡导破除传统、彻底改造社会的普罗米修斯式使命;而英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相对来说则是相当尊重传统,具有虔诚的宗教精神,愿意从琐屑、平凡和枯躁乏味的具体工作中建功立业。因此,事功精神和浪漫理想形成了英法知识阶层整个心态世界的鲜明对照。作者指出,法国主流知识分子对中国“五四中”以来文人学者的深层影响,主要体现在无神论的反宗教情绪、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以及乌托邦救世主义等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