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研究

县级财政在我国现行财政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肩负着重要职责。当前针对县级财政支出状况、财政支出结构和财政支出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积极发展县域经济、加快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解决县级财政公共支出问题的途径,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社会保障公共支出省际比较研究

在借鉴社会保障制度比较研究的经典理论和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依据中国31个省份的年度截面数据对影响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的因素进行了统计分析和模型检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各省级政府的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政府力量是造成各省社会保障公共支出水平差异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单位体制因素,再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因素。     

北京公共教育支出结构与调整策略分析

本文通过对北京1994年以来公共教育支出结构的系统分析,指出北京公共教育支出结构指标与北京经济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不完全相称,必须及时进行战略调整,确立公共教育支出的优先领域,并制定相应的调整策略。     

论我国公共支出中的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现象

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是指中高收入集团是公共支出计划的主要受益者,而低收入者从中收益甚微。国外学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数据证实或证伪了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我国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现象有三个特征,一是越是接近权力的群体其收入就越高;二是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非均等性比较严重,尤其表现为城乡巨大的差距;三是财政支出中,富人受益多于穷人。我国斯蒂格勒＂领导人法则＂现象产生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体制和制度上的。因此,我国首先要实现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其次,要完善我国的公共支出体制和机制。     

西部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和扩大公共支出刺激消费的政府责任——评《西部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支出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就是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公共产品供给还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具体表现在农民没有享受最基本的公共产品。为西部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让西部农民享受到基本国民待遇,是西部地区农村     

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非均等化成因分析——一个公共支出的视角

在经济学的语境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一种典型的公共产品,主要应该由政府来提供。改革开放后,由于过度强调医改过程中的市场化原则,政府在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严重缺位,直接导致了中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非均等化问题。公共卫生支出总量的不足和支出结构不合理,是造成城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直接原因,解决这一问题要求政府必须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局限性,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从而保证农村居民也能够平等地享受到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权利。     

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英文)

本文将Barro模型关于内生公共支出的基本特征引入chamley模型,考察了经济增长中的最优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问题。利用两阶段逆向归纳法,分别探讨了社会第一优和次优的税收与公共支出结构的一般条件,并通过一个具体例子给出了最优公共支出与税收的显示路径。最后通过数值计算,对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进行了估计。     

宏观税负、公共支出结构与个人主观幸福感 ——兼论“政府转型”

本文利用CGSS2006数据库,对政府转型下的宏观税负、民生财政支出和地区收入差距等与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1）宏观税负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影响;（2）总体而言,政府公共支出增进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3）从公共支出结构看,地方政府基建投资对于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效应,政府用于科教文卫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效应;（4）科教文卫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对市民与外来人员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公共物品的定义与演变

西方公共经济学中并没有不同于公共产品的公共物品概念。所谓公共物品,是指人们生来就有权享有的东西,其范围超过了西方公共经济学关于天然产品的规定,是马克思主义公共经济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维持生存权的公共物品日益依赖经济资源的投入,但是,今天的人们与古代的人们一样,仍然有权要求廉价甚至无偿获得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如土地,从公地演变为私地,再向公共土地演变的过程,其实也是公共物品所有权的演变过程。随着无产阶级取得公共权力,公共物品将完成它的返璞归真但又是最高层面的终极演变,也就是说,使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和全部文化在超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重新成为公共物品,进而使西方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成为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     

Are Public Expenditure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Child Outcomes in the U.S.? A Comparison across 50 States

Our article utilizes variation across the 50 U.S. state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and child outcomes. We find that public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are related to better child outcomes across a wide range of indicators including measures of child mortality, elementary school test scores, and adolescent behavioral outcomes. States that spend more on children have better child outcomes even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a number of potential confounding influences. Our results are robust to numerous variations in model specifications and to the inclusion of proxies for unobserved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s. Our sensitivity analyses suggest that the results we present may be conservative, yet our findings reveal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generosity toward children and children's well-being.     

论阐释的公共理性

阐释行为是人类对客观存在的一种理性认知,当这种理性与社会领域的公共性交融而集凝成人的公共理性时,在本质上它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物质世界进行理性认识的自觉意识;在实践上它是作为基本主体的人对自身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与建构的自觉意识。只有在公共理性这个场域,文本的意义才能得到正确判断和理解,阐释才能获取合法性的身份。在人类的阐释行为中,公共理性的目的:一是满足阐释主体的理性认知要求,让其成果为有理性的存在者所共享和公用;二是促进阐释客体达成意义的确定性,限制人们依据自由法则进行的形而上学式的阐释。由于在阐释行为的实践中存在着普遍的误读,阐释的公共理性因而具有范式价值和意义。在获取事实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认知、理解和确证混杂的、异质的、重合的乃至矛盾的文本意义复合体,为促使人们的阐释行为形成真理性的理性认知奠定范式基础。在确证知识的认知规范阶段,它在于反对虚无主义阐释,建构一种人际间的阐释理解关系,以自身的公共性发现文本的共性,进而形成关于文本公共性的理解和共识的范式路径。     

论公益征收当事人

公益征收法律关系的主体为公益征收的当事人.征收当事人属广义征收主体的一个类型.公益征收的当事人包括征收人、征收请求人、被征收人三类主体.征收人只能是国家,非国家的任何主体都不具有征收人的主体资格.能够成为征收请求人的主体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个人、私法人、公法人及其他的非法人组织等,但国家和外国人不得成为我国法上的征收请求人.被征收人主要是指私有财产权人,但在我国法上,集体土地所有人作为公有财产权人也是一类主要的被征收人.     

试论政府对公共危机的管理

任何国家都可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在对这些公共危机进行处置管理时,政府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本文通过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重塑政府危机管理理念,建立高效危机管理系统,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思路。     

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及其启示

公共伦理制度化已成为世界各国公共伦理管理的普遍趋势。本文重点介绍了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概况,主要涉及伦理立法和机构管理的内容。借鉴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我国的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做到对公职人员道德要求实事求是,分层次提出不同的要求;既要道德“自律,”更要强化公共伦理制度的“他律;”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应注重实效性,防止流于形式。     

论习惯形成与公共文明建设

一个国家公民的公共素养,表面看表现为道德和素质,实质上则是公民个人长期形成的习惯。习惯是一个人接受、训练并逐渐适应的行为方式。公共文明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在公民个体中进行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习惯的训练。由于习惯具有后天习得性、相对稳固性等基本特征并由此对公共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建设的参与者在习惯形成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公共文明习惯形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计划性和可行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个体为公共文明建设所做出的习惯改变不仅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外在要求,更应该成为每个人自觉提升素质层次、完善人格修养的内在动力。     

论公共收入的意义与原则

公共收入是公共经济主体所获得的用于满足公共支出需要的收入。它的意义与原则在西方公共经济学中也有涉及。但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要求,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它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除了满足公共支出的需要外,公共收入还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公共收入形式来达到实现对不同当事人施加影响的目的。在谈到公共收入的原则时,应考察的是现实中的公共收入实际遵循和在现阶段应当遵循的原则。     

Public Opinion On Taxes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This article analyses egalitarian attitudes as well as opinions concerning taxation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Australians would prefer to have their taxes reduced than to increase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services, if faced with such an alternative. Typical welfare programs have a low priority, but the public would like to see increased spending on education and science, health services, roads improvements, military defence, and fighting against drug addiction. An individual's opinions about government spending are influenced by his or her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with unemployed people and urban dwellers being more supportive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social programs.     

论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问题

挪用公款罪是刑法理论和社会实践结合的产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愈加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固然是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对于何谓"使用"公款及选择何种路径分析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理论界尚缺论证。法律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法律解释主要采用的是语言分析的方法,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一词进行阐释和剖析,既保证了刑法解释体系中文义解释的最高位阶地位,又能正确地探求法律意旨。"使用"作为挪用公款罪法律规范中的基本要素和细胞,应界定为"交换",既包括价值方面的交换,也包括符号方面的交换。用"交换"来表达挪用公款罪中的"使用",符合刑法规范科学性、合理性、谦抑性的要求,同时也使规范用语的边缘扩展变得明晰。     

论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立法是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为适应社会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行政主体立法制度,为有效控制行政立法,美国确立了较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目前,中国行政立法大量激增,但公众参与制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行政立法中公众参与的缺失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而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行政立法主体主导、公众参与有效、可行、适当超前的原则。在具体制度建构上应赋予公众立法动议权,立法草案一般应经过通告、评议法定程序,立法案正式表决前可交付一定范围内公众先行表决以供立法主体参考,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情况应于立法案通过后予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