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戋札

囊年读史,每心有所得,或觉词义艰涩,辄手记之,积稿亦累累.十年动乱中散失大半.今重检剩简,名之曰“戋札,盖一得之虑云尔.史记“史记”一词,原指史书所记,并非书名,《史记·六国表序》及《天官书》提到“史记”的地方都是此意,《汉书》亦同.颜师古注《汉书·五行志》所提“史记”说:“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是不对的.《汉书》称迁著书为《太史公百三十篇》.称《史记》是后来的事.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再探《史记》的创作动因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史记》的创作动机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并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故此古今学者以"发愤著书"为《史记》定论,并把"李陵之祸"作为"发愤著书"的缘起,甚至有学者把《史记》的成功归结为"李陵之祸"。但从"发愤著书"说提出的时间、《史记》前后思想内容和感情基调的不同来看,这种观点又有不妥之处。《史记》的创作具有多种动因。     

论《史记》的小说艺术

<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文学成就.《史记》的史学价值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它的文学成就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并且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但是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是不够确切的.从文学角上来看《史记》中那些成功的,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应当属于早期的中国古典小说范畴.     

《史记》断限与缺补疑案之梳理

《史记》的断限与缺补是《史记》研究史上重大疑案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两千多年来学者们多有争论。关于《史记》的上限有两说,下限有四说。从目前研究来看,上限基本定论,下限虽有多种说法,但“太初说”占主导地位。《史记》的缺补问题是与《史记》断限紧密相联的。由于断限本身的不明确,也造成了缺补问题的许多疑点。这一疑案有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史记》的残缺,二是《史记》的补窜,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辨析。     

论《史》、《汉》重叠部分的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的差异

《史记》和《汉书》,是历史巨著,也是散文巨著。一些评论者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的纪传,是“承袭”、“直抄”、“照搬”司马迁的《史记》,很少改易,如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汉书》的文字,武帝以前事,大抵直抄《史记》文字,很少更动。”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因为《汉书》中有五十多篇文章的取材与《史记》相同,并且有很多地方确实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是,我们如果把《汉书》与《史记》的重叠部分仔细对照,就不难发现班固往往在关键之处,通过增补、删削、易位、改写等多种手段,在不太露痕迹的情况下,改易了《史记》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文章风格。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从《游侠列传》到《水浒传》

《水浒传》虽是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其思想倾向却和《史记·游侠列传》有类似之处.这一点前人评论《水浒传》者曾经讲到,我以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司马迁著《史记》的思想倾向,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游侠列传》里面.班彪、班固父子指责《史记》,说“是非颇谬于圣人”,主要即指《游侠列传》这类文章.汉明帝说司马迁不是“谊士”,王允说《史记》是“谤书”也都是指司马迁写《游侠列传》这类传记而言.在司马迁以后,历代的史书就很少再有《游侠列传》这样的文章了.特别是到了元明文化专制严酷的时代,官家的史书更不可能再有《游侠列传》那样的文字.但《游侠列传》这样的史家传统,却被小说家所继承了.其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的,就是《水浒传》.     

《史记》勘误七则

对于《史记》的点校，中华书局曾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于是才有了1959年版十卷本《史记》。但是，在翻阅《史记》过程中，仍时或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误被疏漏。本文所列举的十卷本校勘疏漏，大多为龙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水泽利忠《史记龟注考证校补》、陈直《史记新证》、梁玉绳《史记志疑》等未发现。偶有被发现者，倘觉其未加考论，仍有考论的必要。现在姑且冒昧将其列举出来，以冀商讨。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

宋人对《史记》的研究俞樟华宋人在《史记》研究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刊刻《史记》，使《史记》的流传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是首开《史记》评论的风气，为后代《史记》研究开辟新的领域奠定了良好基础。在宋代，刻印的《史记》版本甚多，有官刻的，...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李斯《上书秦始皇》的李善注和司马贞索隐的问题

李斯《上书秦始皇》,又题《谏逐客书》,载在《史记·李斯列传》、《昭明文选》卷第三十九.注释则有《史记》的崔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和《昭明文选》的李善注.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     

论《史记》的戏剧美

以《史记》所写人物、事件为题材而改编的戏剧很多，据杨燕起、俞樟华编《史记研究资料索引和论文专著提要》所收的和《史记》有关的戏剧目录统计，就有233部。这些戏剧，对《史记》中所写人物、事件，有的做了改动，有的是稍加改动，而有的几乎完全是照搬《史记》（按《史记》中的情节框架设计结构，把《史记》中人物的语言直接用作唱词或对话）。这种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史记》的内容丰富生动，为后世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历史题材，二是《史记》中所写的人物、事件有明显的戏剧性特点，易于改编成戏剧。在这两者中，后者更是主要的…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论《史记》中的战争谋略

战争是敌我双方智慧与勇力的大比拼,司马迁主张在战争博弈中以斗智为主.《史记》写了大量的战争谋略,是一部形象生动的战争谋略教科书.《史记》中的战争谋略既包括战略、战役层面的谋划,也包括外交层面的谋划.司马迁之所以能对战争谋略的叙写得心应手,是渊自他博览兵书而拥有的深厚兵学知识.《史记》与《孙子兵法》等兵书互为表里,兵书是理论,《史记》则是具体战例,二者互相印证、相得益彰.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论《史记》对《周易》的范式践履

关于《周易》和《史记》的传承关系,历来论者大多仅在于“通变观”。笔者不揣浅陋,发现《史记》中称引《周易》原文,著录其事其理,化用“经”“传”文辞的地方所在良多;更甚者,无论其宗旨还是体例也无不受《周易》的影响。谨循本溯源,略作探讨如下。 一 就整体而言,《史记》中对先秦典籍和诸家思想没有批判的唯有《周易》,并全面接受了乃父在《论六家要旨》中以《易传》之“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系辞下传》)为评述诸家总纲的方法,在《史记》中把《周易》作为表述思想和评判人事的准则。《史记》中对《周易》的运用有以下三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