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

有关渤海历史的文献资料,主要见于中国古籍之中,其次是散见于日本古籍之中。我国史学界有系统地利用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探讨渤海的历史,约始于本世纪之初。1929年夏,黄维翰先生撰辑《渤海国记》,“网罗群籍,旁及海外”(该书《自叙》),用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充实了渤海历史的内容。几乎与黄维翰先生撰写《渤海国记》的同时,金毓黻先生撰辑《渤海国志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遍览中外载籍”,广泛搜集了日本古籍中的渤海史料,“自谓过前人之所     

关于渤海首次聘日使的姓名和官阶

近年来《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关于渤海国的文章中,有不少篇都谈及渤海聘日的使者,特别是谈到第一次出使日本的渤海官员。但是,由于对一段文字的理解的不同,使这次出使的人数、姓名、职务,被叙述成多种情况。这一问题又直接影响到对渤海国的官阶、人物的认识,因而有必要予以讨论,以求统一。日本国史《续日本纪》第十,记录的武王仁安八年渤海送往日本的《武王致日本圣武天皇书》中有一句“谨遣宁远将军郎将高仁义游将军果毅都尉德周别将舍航等二十四人赍状并附貂皮三百张奉送”。这句看似寻常的记录历来被作为第一手资料,借以生发出许多枝蔓,而对这句未加句读的史料又历来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日本文学翻译在拉美

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1987年第二期《文学》杂誌上,发表有田道原子的文章《墨西哥的日本文学翻译》,介绍并分析了日本文学在拉美各国的翻译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田道原子认为:对于日本文学的英译和汉译,是近年来日本文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而对西班牙语的日本文学翻译却无人过问。而西班牙语译的日本文学,其读者不只是局限于西班牙一国,其影响所及是包括巴西和少数欧美殖民地之外的全部拉丁美洲三     

从古代文献看渤海国的族属问题

关于渤海国的族属问题,当前中外史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建立渤海国的民族和渤海国的主体是靺鞨人;也有人主张是高勾丽人。虽然渤海史的资料比较少,但是我们依据现有的中外古代文献的有关记载,加以综合比较,还是可以得出有充分根据的结论来。 渤海国的族属,中外的古代文献本来有明确的记载。渤海同时代人杜佑在《通典》中,就有如下记载: “高宗平高丽、百济,得海东数千里。旋为新罗、靺鞨所侵,失之。”① “李　伐高丽……其后,余众不能自保,散投新罗、靺鞨,旧国国土,尽入于靺鞨。高氏君长递绝。”② 这两条材料中的靺鞨就是渤海。《…     

新旧唐书《渤海传》考辨

近几年史学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渤海史的论著,笔者在拜读这些文章时高兴地感到,今天研究渤海史的广度和深度,皆超过前人;但又觉得,因为作为探讨渤海史主要依据的新旧唐书《渤海传》一些记事有差错,或表述不确,所以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仍存在分歧。拙文想就四个问题略陈管见,就正于读者,特别祈请与我持不同认识的同志指正。一、关于渤海的族属关于渤海的族属,《旧唐书·渤海传》载:“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历来史家据此认为,渤海源于靺鞨,是以靺鞨人为主体发展起来的。从近年国内发表的文章看,大家皆主靺鞨说,     

日本对渤海国的认知与研究

渤海建国后不久就与日本建立了密切的往来,二国保持使臣的互访关系长达200余年。古代日本主要是通过渤海使者来认识渤海国的,但因语言、地域、交通等方面的限制,日本对渤海国的认识上存在着诸多的曲解和误读。渤日交往中断后,日本有关渤海国的记忆就被尘封在仅有的几部史料中。近代以来,因军事占领等现实需求日本三次掀起了研究渤海国的热潮,相关著述随着渤海国考古发现的进展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而层出不穷,日本的渤海国认知因而趋于全面和客观。     

佛像发声故事在中日文学中的流变

中日两国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大课题。中国文学中的佛像发声故事传到日本后发生了较大变异，并对日本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类故事从中国文学最简单的片段式描写发展到了日本文学中的比较复杂而完整的叙述，而且发声主体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尽管两国的此类故事颇有相异之处，但是通过对文本的解读及梳理，仍可以清晰地判明其内在的关联性，认定这些故事应属同一系统。本文重点以《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和《日本灵异记》为例，论述佛像发声故事在中日文学中的流变。     

杉谷寿郎教授访华

应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日本研究》编辑部的邀请,日本和歌文学会、中古文学会常务委员、《日本研究》特邀作者、日本大学杉谷寿郎教授,于1987年6月7日至8月21日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杉谷教授为辽大日本研究所做了题为《从“咏柳”和歌看日中两国古典文学交流》的学术报告,双方就两国古典文学交流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华期间,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李芒会长、吕元明副会长分别会见了日本客人。杉谷教授尚与京、沪、辽、吉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亚洲汉文学研究述评

亚洲汉文学主要是指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以及古代渤海国、琉球国等地区的汉文学。20世纪亚洲汉文学研究试图打破民族、学科壁垒,进而对亚洲汉文学进行通盘考察和科学、系统的描述。亚洲汉文学研究的出现,是20世纪亚洲汉学研究的重要动向,也是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日益深化的结果。     

关于渤海植棉问题

有关渤海的“显州之布”和“沃州之緜”问题,多年来在中外史学界引起密切关注。有些学者把“显州之布”说成是棉布,有的则认定“沃州之緜”是木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使我们感到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证和商榷。本文的要旨在于说明:“显州之布”是麻布而不是棉布;“沃州之緜”是丝緜而不是木棉。关于渤海“显州之布”问题,1937年《满铁农事试验场》报告书中最早提出了“满州可能从古有棉花栽培的历史”的推断,它引用了《盛京通志》里所记的“沃州之棉”。1956年金毓黻先生在《关于渤海国的三个问题》一文中说:“据各书所记,渤海国生产情况:农业     

一笔可贵的文学遗产——读《黑龙江历代诗词选》

龙吟诗社编的《黑龙江历代诗词选》已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选入了由唐代渤海国到民国初年的112人的353首诗词,大体上汇集了黑龙江这块土地上有诗词创作以来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凡入选的作品,均有作者小传,进行了注释,以帮助读者加深理解。这本诗词选是一笔可贵的文学遗产,和已问世的《黑龙江古代文学》、《北大荒的文学艺术》一样,都是我省文学建设的打基础工作。它对我们认识黑龙江的历史、民俗、文化和诗词创作,从而继承优良传统,创作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作品和诗词作品,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的《雪国》研究

中国是川端康成文学研究的重要国度,其代表作———《雪国》的研究成果尤为丰硕。中国的《雪国》研究的特征是:起步较晚,以社会学批评观点为主的研究阶段较长;日本等国研究成果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推动了中国川端康成文学的研究进程;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成果丰硕、研究前景广阔。中国的国情及传统文化对中国川端康成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渤海国族源考——以中国、日本、朝鲜史料为据

七世纪末，大祚荣“渡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①，在今中国东北地区，建渤海国。后经略二百余年，遂以“海东盛国”之名，称誉东亚。近年，有关渤海国之研究，颇热于日本、韩国、朝鲜及俄罗斯诸国。然论及渤海国族源问题却多有异议。择其要者，大致有...     

关于近现代环日本海交流史的研究

一、近现代环日本海交流史研究的必要性环日本海的交流由来已久,早自渤海国时代就开始了。渤海国建以后,由于同朝鲜半岛南部的新罗相对立,便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意识地力图与位于更南面的日本进行交流。当时日本正式对外开放的港口是九州北部的筑紫太宰府,但由于航海技术及其它问题的原因,遂常常在出羽、越后、能登、越前等各港口进港。渤海国商船多由珲春出港,驶向北陆等日本海沿岸。自公元727年首次来日以后的180年间,仅据有记录可查的,渤海国来日就约35次,日本也13次派遣了遣渤海使。主要进行貂皮与日本丝织品的交易,促进文化、经     

千年因缘凝笔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评介

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至于两国在文学方面的联系,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屈原的《天问》中即有内容反映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记载的“印度诸天搅乳海”的神话(参见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第69- 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 987年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两国的文学交往更加频繁。中印文学的交流不仅有了文字记载,同时还有考古实物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深受佛教和印度文学的影响,前人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论述,但是专门、系统地对中印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②薛克翘先生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 0 0 3年4月出版)一书…     

论渤海国社会性质

论渤海国社会性质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刘毅渤海国的社会制度应属于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哪一阶段？或者说渤海国的社会性质该如何判定？这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十分关注而又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有关渤海国社会性质的论点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意见：①封建说...     

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

安史之乱与日本联渤攻罗战略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禹硕基在日本与渤海国二百余年邦交中，双方往还四十七次，其中渤海遣使三十四次，可见多是渤海居主动地位。然而细察日本遣渤海使，会发现，在日本派往渤海的十三次使节中，有五次集中在７５８—７６３年之间，几乎每年一度...     

珲春的渤海遗迹与日本道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县,在唐代,隶属于渤海国东京龙原府。龙原府(今珲春县八连城)是渤海五京之一。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于公元785年(唐贞元元年)曾将国都由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迁到龙原府,“贞元时,东南徙东京”①,龙原府遂极一时之盛。珲春境内的渤海遗迹,显示了当时的繁荣。穿过珲春境内的通往日本的渤海“日本道”,是渤海与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日本进行友好往来,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早在本世纪初,珲春的渤海遗迹就引起     

“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沈阳举行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扩大东北地区在国际上的影响,加快辽东半岛对外开放的步伐,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将于1992年9月25日至9月29日,在沈阳举办《中国东北与日本》国际学术研讨会,除国内学者外,尚拟邀请日本、港台地区的学者参加。会议的议题分为三个部分:(一)古代中国东北与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从历史角度,说明东北早在远古时代就已与日本通交。特别是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更为中日文化交流增添了光彩。(二)近代中国东     

大钦茂王时期的渤日交往史事新探

大钦茂王是渤海国十五代王中的第三代王。在位期间渤日交往非常频繁,共遣使日本十一次。日本方面,在此期间共遣使渤海达九次之多。(参见附表)从渤日交往的总过程来看,渤海向日本共遣使三十四次,大钦茂王时期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日本国共派遣使渤海使十三次,而大钦茂时期占了九次,可见这一时期是渤日交往的最高峰。有的日本学者称这为“日渤的蜜月时代”。关于这一时期的渤日交往的问题,中外学者的论著中虽然涉及很多,但是有些问题还有进一步加以探讨的必要。例如:大钦茂在对日交往时为何曾自称“高丽国王”和“天孙”?日本奈良朝廷及某一时期的史官为何也曾称“渤海”为“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