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树悲凉意蕴成因论

枫树意象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枫树的自然特征是它从物象上升为意象的客观条件;它浓重的悲凉意蕴来自上古神话中的原型;<楚辞·招魂>开辟了枫林吟咏的先河;唐人悲感的文化心态升华了枫树意象,并使它在唐诗中最终定型;枫树的气韵之美和意境之雄,扩大了悲秋作品的情感张力;唐人对<楚辞>的接受,使枫树意象与伤春情境形成了完美的交融.     

以宋词为例简论诗词翻译中意境美的再现

诗词中的各种意象作为诗词意境美的载体,在再现原作风格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诗词意象又往往带有浓重的中国文化色彩,因此成为诗词翻译中的一大难题。本文提出诗词中的各种意象可据其与主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为重要意象和次要意象,作者以宋词为例,较系统地介绍了具体翻译实践中各种意象的译法。     

论"意象迭加"在庞德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运用

通过分析庞德的诗歌创作中"意象迭加"手法的应用及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翻译,通过比较"意象遮加"在中国古典诗词与英美意象派诗歌中运用的异同,剖析了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及其所受到的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庞德为代表的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接受虽然存在文化误读,但对当时英美意象诗派的发展和繁荣仍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王夫之美学命题视角论中国古典诗词意象翻译

以王夫之的美学思想为纲,据其对诗词意象的美学定义及概括的四种特点,即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和独创性,结合具体译例分析译者是如何在译入语中塑造原作的意象。最后认为诗词意象的整体性是解决如何译问题的关键,真实性为诗词意象的可译性保驾护航,多义性确定译作中应呈现的诗词意象及其表现形式,独创性解释了译作中“新”的合理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象主义对古诗翻译的理论启示

20世纪初期,出现在英国的意象主义诗派从汉语古典诗词中吸取养分,在诗歌创作中提倡使用简洁的语言,创造意象,并在汉语古诗翻译中实践这种理论。意象主义诗派的实践和理论反过来也给汉语古典诗词翻译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带来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启示。     

论词的形式美对词传播的影响

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古典诗词依旧传播广远,远远超过新诗。探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一直以来,其所具有的一整套公共意象被认为是主要原因。但除开公共意象,古典诗词本身所具有的一整套严格的音韵格律形式也是致使其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比公共意象的作用还要明显。以古典诗词中的词为例,试图单纯从形式的角度出发,并结合一些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词体形式对词体传播的影响。     

主体人格的物化——毛泽东诗词“水”意象论析(上)

毛泽东诗词绝大多数篇幅有水,水既是诗人浓烈情感的物化,又是作者理想意志的折光.从主体人格层面考察,水之意象蕴含着毛泽东的时间观念和入世情怀,蕴含着豪迈不羁与热情奔放的气势,蕴含着忧患意识与悲怆精神.本文认为,毛泽东诗词蓬勃如群鹤排云上,壮观像“江天水一泓”(《五古·悼易昌陶》).水成就了其诗词创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水也成就了毛泽东的人格与气质,所以说,毛泽东的个性之表现,不但在山雪梅松等意象上,而且“在水一方”.随物赋形的水在天地间浩然长存,而水意象所凝聚的思想、人格、气质也千秋永在,我们在研究毛泽东诗词的同时,从水意象及其系统中,或许会得到从别的角度无法得到的收获.     

唐诗宋词中的“红楼“意象与《红楼梦》意境述论

唐诗宋词中有不少的"红楼"诗词,这些诗词中的"红楼"意象内涵丰富,尤其"红楼"意象中鲜明而浓郁的悲情美与<红楼梦>凄迷的悲情意境有密切联系.可以说,曹雪芹是以个人的生命体验"介入"到了唐诗宋词的解读,自觉地将唐诗宋词中"红楼"意象所涵括的各种意态情志融入他的艺术创作之中,这更有助于形成<红楼梦>诗化的意境与风格.     

《渔歌子》在唐宋文人接受中桃花意象的退出

"桃花"意象在张志和的《渔歌子》中鲜明突出,与霅溪、松江等构成了渔隐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作者追求的理想栖息地。但在唐宋文人改编的《渔歌子》中,"桃花"意象逐渐淡出,或被其他花种取代,或直接退出。同时,其诗词中的渔夫形象也随之改变,诗词的整体意境也由单纯的欣赏型变为凝结着作者主观感情的复合型作品。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桃花"意象的复杂内涵,创作主体的自身经历和时代背景所造成的。     

古典诗词译释中的文化因素--古典诗词意境及文化底蕴的体现

本文围绕"古典诗词译释中的文化因素"这一主题,主要阐释了在古典诗词的翻译过程中,如何体现原作所具有的意境这一文化精髓.笔者分别从诗词的意象、情境、物境及语境等方面,对前人的译文加以比较,探讨了如何在译著中更好地表现意境的文化底蕴.本文的结论是意境的传达依赖于对原作意象、情境、物境及语境的忠实传达.     

意象派诗歌的文体源流及对新诗革命和新诗文体的影响

意象派诗歌是英语诗歌中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诗",但是只是对格律体英语诗歌作了并不极端的文体改良。由于意象派诗歌运动发生时先于中国的新诗革命,并在二十年代持续发展,对此期的中国新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影响了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意象派诗歌不仅促进了汉语诗歌的非格律化,特别是新诗革命时期中国的白话诗改革者出于政治及文化革命的需要,有意识地夸大了意象派诗歌对格律诗体的革命性,也从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新诗的过度口语化和诗体形式的过度散文化,对诗的排列的重视和意象的运用都使新诗更有诗性。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美在对形象的超越——李商隐诗歌意象探析

李商隐诗凄美动人而又晦涩难解,主要表现其心灵世界。其诗歌多用象喻,但这个喻体的本体却不出现,而是跨越本体直接说到这个喻体所引起的情思,得意而忘象。这正是义山诗的难解之处,也体现了其诗歌独特的美。义山诗超越了形象本身,又涵盖了一切形象,而这种超越形象的美是建立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系统之上的。在词藻、意象组合、意象创新上,李商隐都有其特色。     

约翰&#183;邓恩诗歌中意象的类比赏析

文章以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诗歌中的典型意象(圆规、泪水、跳蚤)为例,对中英诗歌中意象手法的运用进行了类比与赏析,并指出意象是诗歌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通过意象,读者可以感受诗人内心的万千思绪,从而深化对诗人作品的理解.     

汉英诗歌翻译中的意境转换

汉语诗歌,尤其是古典的格律诗体,是非常重视意境营造的,这一点与西方诗歌体裁的文字有着极大的不同。西方社会传统的理性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人就是写作优美诗句的时候,其方法也是思辨的,致力于生命哲理的苦苦寻求。这就使得翻译工作者在从事汉英诗歌翻译工作时,汉语诗歌中的意境转换成为翻译的一个难题。     

论弗罗斯特诗歌中自然意象的特征

作为一位田园诗人,弗罗斯特往往和自然诗联系在一起,自然就成了他诗歌的代言人和媒介.他诗中的自然有时候美丽迷人,有时候面目狰狞,令人骨寒毛竖,有时候它象征着人类在面临选择时的彷徨,有时候人们又会在混乱的自然中找到秩序与宽慰.他的诗往往给人一种读懂了的错觉,有一种"骗人的朴素".因此,不理解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自然意象,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他诗歌的真正内涵.     

玄妙之"象"与生命之"境"

古典文学界把意象当作意境的构成元素是值得商榷的.在实践上,意境理论不能概括所有的中国诗歌,存在大量有"象"无"境"之作;在理论上,意境与意象在适用范围、内涵、性质、形象的审美特征上各自有别.这说明,它们是并列关系.在文化变迁中,意境取代了意象,从玄妙难解走向生命体验,显示着意境对意象的超越,这也同样证明它们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因此,进一步加强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的结合是必要的.     

论李贺诗歌蒙太奇式意象组合的结构方式

前人对李贺诗歌的章法结构颇有微词 ,殊不知此乃贺诗歌独特的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的结构方式 ,这既与其先有意象、诗句 ,再组织成篇的写作方法有关 ,也与其在结构上的着意变革、创新相联系。其主要表现为蒙太奇式的意象组合、意象叠加等。     

意象重构与诗歌翻译

从意象的体验性、建构性与文化性出发,首先探讨了意象的认知特性及文化特性。意象的建构基于人类的体验认知之上,而人类的认知又有着共同的物理、生理和心理基础,所以意象以及意象的建构能力为人类所共有,可以作为沟通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桥梁。这解释了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中,意象都是诗歌的灵魂,同时也为诗歌的可译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诗歌翻译应该把意象对等当做最高准则,首先考虑意象的处理,并根据意象的文化特性作出适当的调整,尽量实现意象对等,以使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人们能够根据诗歌语言的线索重新建构诗歌意象,实现意象的再现。     

热爱风景的麦地之子——论海子的抒情诗

读过海子抒情诗的人大都会被他诗歌中一个个充满了原始生命力的意象所打动,他像一切热爱浪漫主义的诗人一样热爱着意象的创造。然而海子对此有着冷静的思考,他对当时的诗坛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中国传统诗人一接触到山光水色时那种寄情忘我的境界,在海子的土地情思中被抖落得一干二净。海子笔下的田园风光,是生命在静静毁灭中生长和燃烧的元素。在这个普遍丧失敬畏的年代,在神秘而伟大的麦地面前,海子这个＂感恩的麦地之子＂带着无比的惭愧无比的崇敬朝向麦地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