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军方略刍议

曾国藩作为近代盛名的军事家、战略家和理学家,其治军方略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的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仁”、“礼”为治军之源,“忠”、“信”为行军作仗之本;二是实行“训”与“练”兼施之法,训营规,训家规,练技艺,练陈法;三是协调军队内外的各种关系,使诸将一心,万众一气。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研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曾国藩是爱国者

曾国藩,这个曾经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也因首倡办洋务而开中国近代风气之先,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之为汉奸、卖国贼,对他的研究也成为禁区,谁也不敢触及。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开放思想,已有人涉足这一禁区,开始研究曾国藩,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得出了若干有价值的结论,但是,对于他头上戴的“汉奸”的帽子,却仍然没有人敢于触动。因为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印象已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谁愿意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曾国藩与晚清社会风气的流变

曾国藩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带领一班“正人”在军旅、吏治和社会改造上开晚清社会风气之先,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晚清衰败的步伐,却无力从根本上解决晚清深重的社会危机。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

曾国藩的诗歌创作以他结束十年京官,出京创办湘军为界,前期仕途平步青云,言大志抒豪情;后期饱经沧桑,诗风趋向“冲淡之味”。他灵活化用古诗,加以改造为己有。曾诗有三种类型：“言志”诗高尚雅正,表现治国平天下的博大情怀;“怨愤”诗揭露社会黑暗,张扬着批判锋芒;“缘情”诗寄赠送别,感怀述事,抒发政治文人真挚的情感。     

青年毛泽东为何推崇曾国藩

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虽有时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发扬曾左先民的尚认称雄精神，以振奋湖南人心，推翻军阀黑暗统治。但他主要的还是从广义的修养方法着眼。效法其修身、活学与为文。他之所以“独服曾文正”，又主要是从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看中了曾国藩善抓“大本大原”，而这一点又恰恰是五四前后，中国一批有识之士所极其关注的改造社会的要旨：必须重视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进而“开启民智”，变换全国之思想，从而“雷电一震、阴晴皆开”达“沛乎不可御矣！”之目的。     

曾国藩与“桐城中业”

曾国藩是晚清“桐城中兴”的领袖。曾国藩所以要中兴桐城派,一是源于他在文学、学术思想上与桐城派的契合,二是出于借桐城文章以宣传程朱义理及洋务的政治考虑。曾国藩围绕洋务需要对桐城派古文理论进行了诸多改造,在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了学习西学的门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古文经过曾国藩的改造,体现出强烈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色彩,不仅成为宣扬“义理”、卫道护教的工具,也成了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手段,这有利于调动起对传统伦理秩序及文化恋恋不舍又冀学西学以自强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在曾国藩周围,以桐城古文及洋务相号召,形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学派别“桐城——湘乡派”。     

曾国藩诗文鉴赏论

曾国藩是明清八大家之一,他的文论独具特色,传承更有创新,是他作为政治家兼文学家自身的写照。在审美标准上,提出“古文四象”说,即文章的识度、气势、情韵、趣味,进一步发展姚鼐“阳刚阴柔”之理论;在论文风格上,推尊“魁伟”“峥嵘”,发挥姚鼐“神理气味”说;在文章意境上,崇尚“雄奇之文”;在社会功用上,曾国藩要求诗文陶冶情操,以构架文人“意适神怡”、疗治心灵创伤的精神家园。     

曾国藩官宦思想述评

本文作者认为曾国藩一反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提出了读书不一定要做官。然倘若做官，则应忠言直谏、以民为本；倘若做官则不要发财，以遗后人；倘若做官，则要珍惜官声，不要仗势欺人，不要养小“衙内”。最后，做官不要贪得无厌，要善于保存晚节。作者认为曾国藩虽为封建官吏，但其官宦思想仍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作文之道

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他认为,为文重在“行气”,即文章要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曾国藩家书》所阐述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湘乡派的创作主张。     

曾国藩治军思想探析

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和统帅,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曾国藩治军思想的内容:以“礼、诚”为本;“勤、恕、廉、明”为要义;军事训练与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并举。其治军思想的精华部分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初探

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治兵以儒学为根基,既秉承前人,又独具特色。其军事伦理思想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利国利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以“勤、恕、廉、明”为纲的将帅武德修养论;“克城以多杀为妥”和仁兵爱民的军事人道主义;“君命有所不受”的道德选择方针和自立自强、“师夷制夷”的自强御侮精神等内容。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曾国藩的军事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失与局限性,需要批判地继承。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试论曾国藩的教育观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曾国藩的教育理论及其方法。（一）“隆礼”：曾国藩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和旧宿，（二）“西学为用”：曾国藩教育思想的近代化成分；（三）知行并重：曾国藩的教育方法。作者认为，由于曾国藩处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政治风云复杂多变的时代，因而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印记的双重属性，并且在中国近代一部分士大夫乃至下层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     

曾国藩军事训练思想研究

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训练之才”自称,他在继承我国传统训练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训练思想。在其军事训练思想指导下,湘军经过较为系统、严格的军事训练,最终成为一支维护晚清统治的武装劲旅。除去其政治色彩不论,研究其军事训练思想对于全面推进我军军事训练转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

曾国藩以培植、宏奖人才自诩,他说,“君子有三乐”,而“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为一乐〈见己未九月《曾文正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对于曾国藩的知人善用,封建阵营普遍评价较高。曾氏的故旧门生尤多赞语。何璟在奏疏中说:“曾国藩昔官京朝,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罔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苏抚奏疏》)。郭嵩焘为曾国藩作的墓志铭说他“以美化教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见曾集附录〕。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云:“湘乡……尤善相士,其所识拨者,名臣名将,指不胜屈”。即如刚直自负的左宗棠,后期与曾国藩交恶,“彼此不通书问”(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在曾国藩死后,仍书寄联挽曰:“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我愧不如元辅”(同上)。今天,在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研究中,必须注意到,拥有雄厚的人才阵营是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论“生存论转向”的哲学表征

“生存论转向”表达了现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在对传统哲学的“反叛”中,现代哲学正是从“生存论转向”中“坚定出场”。它超越传统的知识论路向,开启生存论路向;摧毁“实体存在论”,开显“生存论存在论”;解构永恒“在场”的“非历史性”,凸显人的存在的历史性。     

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及其思想文化意义

曾国藩被认为是“一宗宋儒”,但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除了坚持宋儒的德性修养之外,还进一步拓展了其“周知庶物”的智性与刚直明强的血性方面。应该肯定,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充分表达了他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也体现出明清以来价值观念变革的时代精神风貌。     

曾国藩诗论发微

本文试图从诗论体系本身出发，以中外诗论史上的相关论述为参照，对曾国藩诗论甄辨梳理，阐幽发微，认为：曾国藩诗论主要包括“言情韵”─—诗歌本质论、具“识”养“气”─—诗歌作家论、“工律”“机神”─—诗歌创作论、识“貌”取“神”─—诗歌鉴赏论四主干，这独特诗论在中国诗论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世界诗论史上具重要的互补价值。     

浅谈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发展变化

曾国藩是最早的洋务派,但其洋务思想前后并不一致。他初入官场时恪守“夷夏大防”;60年代一改初衷,积极主张“师夷长技”,表现出一定的爱国热忱;然而70年代在处理天津教案过程中,又被舆论斥为“汉奸”、“卖国贼”。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前后变化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面对变局时的思想发展轨迹。     

曾国藩读书规矩

曾国藩。清代名臣。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清嘉庆十六年f1811年1出生于一个穷山僻谷的耕读人家。他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别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不被松。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曾固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它们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