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华侨在中国档案与族谱中的形象

民国时期是中国人向海外迁移的活跃时期,许多跨国移民(华侨)在移民接受地与移民输出地(俗称侨乡)之间来来往往、活动频繁,对侨乡乃至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当时的各种文本资料中都有所反映。通过分析民国时期官方档案与侨乡族谱中有关的华侨资料,笔者试图探寻民国华侨在当时中国政府文本及宗族记述中的形象。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官方文本与族谱资料塑造了不少华侨形象,反映了当时中国政府与侨乡宗族对华侨的观念与定位。虽然现实生活中华侨的形象更为多元多样,民国官方文本资料和部分族谱资料却一再地把华侨塑造为国家或宗族的热爱者,或是地方政治的受害者,显得单调而二元化。显然,国家、地方、乡族对华侨的经济资源有     

民国政府与海外华侨社会的制度化联系

通过对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联系和国民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双重互动考察,探寻民国时期政府与海外华侨的联系渠道及其制度化,从而探讨这种联系渠道制度化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大量华侨和留学生回国参政是民国时期海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直接联系的主要途径,而驻外机构、侨媒、侨报、华侨社团、华侨学校、留学生组织则是政府与海外华侨联系的主要渠道。联系渠道的制度化建立于民国国籍法的属血主义原则之上,是民国国内政治在国外延伸的主要方式,是侨务与外交一体性的主要表现,也对民国外交的制度化及其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这种联系跨越国家的边界,以跨越国家地理边界的种族的想象共同体拓展民国的政治、经济与外交资源,也反映民国时期侨务与外交在联系渠道制度化上的一体性。     

地缘认同:客家华侨与侨乡社会的心理共识——以清末和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华侨之所以能够强烈而持久地作用于侨乡社会,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心理因素是重要方面.本文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以全国著名的客家侨乡——广东梅州为例,探讨清末民国时期华侨影响侨乡社会的心理因素——地缘认同.客家华侨通过组织地缘化、居住地缘化、行业地缘化、信仰地缘化,将地缘认同渗透到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祖籍国侨乡社会而言,华侨的地缘认同强化着华侨对侨乡社会的认同,从而推动了华侨与侨乡的各项联系.华侨基于地缘认同而产生的对侨乡的情感,为华侨作用于侨乡社会提供了心理条件.     

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

清末械斗与政府应对问题,是学术界研究的缺失所在。清末政府应对械斗的举措之一是劝谕息争以遏其萌,其中政府与舆论界相互呼应,相得益彰;二是借助民间资源消解民间械斗,从而强化政府的控驭能力;三是借助军警弹压以控制事态,这是最主要的控制事态的手段;四是事后严惩以儆效尤,此乃立竿见影的治标之策;上述之外,清末针对械斗还有其它一些举措或建议,如强化法制、机构建设及提升地方官员的执法能力等。上述清末政府在械斗应对方面的举措,其经验教训在今天看来颇多借鉴意义。至于附带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应高度重视并防范械斗的矛头转向政府、收缴民间枪炮等武器及警惕械斗的职业化等。     

政府的起源、本质及监管——论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

在国家或政府起源的理论中,社会契约论影响最为深远。自经济学创立以来,围绕政府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政府在经济中通常可以充当三种角色,即无为政府、扶持政府和掠夺政府。要使政府能成为"善"的政府,一方面可以鼓励政府之间进行良性竞争,一方面是能够监督政府的行为。而政府的竞争是否是良性的,取决于政府是否能得到有效监督。     

扶持与约束——民国政府在民族保险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扮演

民族保险业在近代从零起步、蹒跚前行的过程中,一直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植倡导、立法管制以及税收约束,生动地诠释了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扶持与约束同在的双重角色特点。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羁绊,民国政府对民族保险业的扶持往往被事实上的各种约束所取代。政府扶持的有限性和与之相伴的过多的约束,是民国时期民族保险业迟滞不前、终难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清代闽粤的民间械斗看会党的滋生和暴力性质

有清一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和人口的大量流动,在闽粤两省人口密集地区及经济较为落后的开发地区,社会冲突不已.由于清政府吏治腐败,调处社会纠纷不当,致使宗族械斗、分类械斗和土客械斗等各种类型的民间械斗频繁发生.为凝聚力量,加强战斗力,械斗一方或双方往往歃血结盟,誓同生死,这样导致各种名目会党的滋生.既然清代闽粤会党是民间械斗的产物,民间械斗也就促使它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暴力性质,并进而加剧械斗的发展.这一点,我们从会党的名称、组织结构和隐语暗号以及会党挑起的暴力活动可以看出.     

民国时期青田华侨群体结构研究

青田华侨是江浙华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往多倾向于温州华侨的研究,而忽视了青田华侨群体的一些特殊性。民国初年青田县人为谋求生存机会,出现了第一次巨大的出国潮,形成了早期青田华侨群体。由于独特的地理与人文环境,青田华侨群体从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以及职业结构等方面都表现了显著的特点。本文通过以上三个方面论析民国时期青田华侨群体结构状况,以利于考察青田华侨群体的历史与未来。     

论张东荪民国初年的"小政府大社会"国家观

张东荪认为,政府是"不可少的恶",要求把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区分开来,让政府只负责对外、军事等少数事务,而由社会来执掌经济、教育、文化等各种职能.他希望社会发达,政府萎缩,认为理想的政府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张东荪批判了干涉主义、国家主义与保育政策,坚定地认为社会有自我运行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他还呼吁社会与政府对抗,冀此来限制政府,为民主政治奠定扎实的基础.     

试论清代闽粤乡族械斗

乡族械斗是一种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人的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是一种诉诸武力解决人际矛盾的野蛮行径,它是人类无力约束自己的表现。清代的中国已有数千年的文明史,闽粤二省虽然开发较迟,但也早已不是荒蛮之地。清代二省的文化水平很高,广东的潮州府:“士笃文行,家蓄图籍,人司礼仪,穷乡隘巷,弦歌之声相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人材之盛不亚于江南,每次科举考试都有一大批人登第。若以科举名额来衡量某地区的文化水平,广东和福建无疑是姣姣者。况且,在明清以前,闽粤二省的治安也是较好的。宋代的朱熹说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翻开闽粤各地的方志,诸如“海滨邹鲁”、“礼义之邦”、“士读诗书,家藏法律”之类的评价,不胜枚举。为什么这二个中古时期还是“礼仪之邦”的省份,迨至清代却翻然成为械斗最盛行的地区?清代官员说道:“臣闻械斗之风莫盛于福建漳、泉、台湾,广东潮州、嘉     

非政府组织的行政法分析

当今社会,非政府组织不但大量涌现,而且与政府组织一并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行政法角度分析非政府组织的地位、职能和作用,对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不和谐和冲突中更好地充当协调、中介角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论政府在文化部门中的角色

政府在文化部门充当的角色可灵活地描述为三种大的类型:文化遗产护卫者、文化组织资助者、文化教育提供者。第一,政府作为文化遗产护卫者,其主要职责在于为文化部门制定政策、法律法规,如资源管理法案、历史遗址法案、古代遗物法案,政府通过这些法案来保护文化遗产。第二,政府作为文化组织资助者,其角色是与政府护卫者角色密切相关的。政府对文化组织的财政支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政府直接拨款给艺术组织等文化部门,其次是政府授权于中介部门,中介部门进行基金分配。第三,政府作为文化教育提供者,通过教育系统,政府提供基础性的艺术、人文学科教育与专业的文化职业培训。同时,政府评估文化教育部门的教育质量。     

清代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开端——雍正朝族正制出现过程新考

自宋代以后士大夫与国家主张以宗族、乡约、保甲治理基层社会,明代发生宗族乡约化,清代进一步出现宗族保甲乡约化,宗族因受保甲、乡约的影响更加组织化.清雍正四年(1726年)出现的族正制正是这种宗族保甲乡约化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解析新发现的福建、浙江总督觉罗满保的两篇奏折以及朱批等资料,探讨了族正制出现的过程,并确定了族正具有宗族保甲乡约化的属性,进而阐发了对于明清宗族特点以及宋代以后基层社会体系发展历史趋势的看法.     

清代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培田吴氏族谱》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实行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乡族自治,曾经是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社会理想。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地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乡族自治的形式与内容不尽相同。所谓乡族自治,是指在国家法律和官府授权之下,对乡族事务实行自我管理;在聚族而居的社会环境中,乡族自治主要表现为家族自治。解读福建省长汀县培田吴氏家族的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闽西客家的乡族自治传统,与晚清地方自治有历史渊源。培田吴氏的家训、家法与族规,体现了家族自治的理想模式。培田吴氏的各大支派和社团组织,对乡族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了有效的管理。清末新政期间成立的"培田公益社",取代了乡约的行政职能,实现了从家族自治向地方自治的历史转型。     

社会教育在底层民众实现社会流动中扮演的角色——以清末民国时期的学徒教育为例

由于政府的介入,清末民国时期学徒教育非常发达.不仅表现在实施单位普遍设立,学徒人数大幅增加,而且表现在学徒教育法律的出台,新型学徒教育形式不断出现.这一时期的学徒教育,在一般规定和具体培养措施方面,与传统的学徒教育形成显著差异,开始尝试综合传统学徒教育与新式学校教育的优势,表现出传统学徒教育向现代学徒教育过渡的趋势,大批底层社会民众通过学徒教育实现了地域流动、职业角色变化和社会地位的升迁.     

1930年代中期新旧教育二元并存格局初探

民国时期,基础教育领域始终是新旧教育并存的二元化格局。以1935年为例,官方的全国性的调查统计认为私塾规模小于新式学校;但是从全国、到省,再到县区乡的调查数据显示:越往基层,私塾的规模也越大;民间研究也认为私塾超过新式小学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官方的统计。这说明民国时期私塾的能量被政府低估了。     

政府干预下的我国并购交易

由于不完善的并购法律体系 ,我国的并购活动出现了和我国其他经济活动一样的中国特色———政府直接干预 ;在我国转型时期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并购成败全然取决于政府 ,在目前的情况下 ,政府在并购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就《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一书中有关问题与刘平先生商榷

1854年广东爆发三合会大起事,并由此触发西江流域土客大械斗.过去对土客大械斗专题研究不多,刘平教授<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出版,是应予肯定的进展.该书把土客大械斗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人种"矛盾和经济矛盾.后者正确,前者则违背事实.所谓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差异已被有关实验报告否定.而该书就土客在语言、风俗、民风、民气上的差异所作的论述,亦大多悖于事实,书中涉及的史实亦可商榷.     

倡导、激励和保护:清政府的族田政策

清政府在继承明代有关定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了富有特色的族田政策体系,通过树立典型、强化宣传等方式倡导建置族田,虽也有废除参与械斗宗族的族田之举,但不否定其倡导的一贯政策;实行旌表、议叙等政策激励族田发展,对族田实行多项不同于一般民田的优待措施;建成了以法律保护为主的多措施并举的族田保护网,为族田的安全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清代族田政策具有鲜明特色,即在积极围绕族田支持的基础上,其政策走向法律化和近代化,义庄、义田地位逐渐提高,清政府支持族田的政策促成了清代族田高潮迭起的持续发展局面,但却给中国传统社会的延续提供了条件。     

海外华侨与福建人民政府运动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人民革命政府”运动时,闽籍华侨就是他们所凭藉的社会力量之一。本文试循着闽变的酝酿、起事、失败三个发展过程,对华侨同这次事变的关系略作考察。一爱困爱乡,关注祖困的兴衰和桑梓的福利,愿为祖国和家乡出力,是海外侨胞的赤诚愿望。辛亥革命以后,在闽籍人士杨树庄、方声涛治理下的福建,政治腐败,地方纷扰,乡梓凋蔽,侨属的利益毫无保障。早在二十年代中后期,就不断有华侨人士纰织“救乡会”,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