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机制与和谐亚太建设

国际机制是和谐世界构建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和谐互动的基本手段。构建和谐亚太是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切实步骤,积极参与并完善亚太地区有关合作机制．是保障中国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共享和平与繁荣的重要条件。当前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存在若干不足。未来中国与其他相关方仍需立足地区实际,稳步推进本地区相关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和谐地区建构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依托。     

试论国际机制与和谐亚太建设

国际机制是和谐世界构建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和谐互动的基本手段。当前亚太地区的合作机制建设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也存在若干不足。未来中国与其他相关方仍需立足于地区实际．稳步推进本地区相关合作机制建设,通过和谐地区建构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战略依托。     

“包容性增长”的科学内涵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包容性增长”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确证,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形式,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炼和升华。它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战略需要,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它强调必要经济增长速度基础上的社会公平、公平与效率的“质”的统一、人民群众享有权利的实质性增长、社会建设的多维度展开、和平与发展、参与与共享的国际诉求。“包容性增长”的提出是一次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它正在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史生成和逻辑展开,它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国情、世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的反映,又是解决时代主题的重要思路,它准确地切中了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     

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驳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总体上发展比较顺利。近年来,经过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中俄双边关系在不断推进和深化,两国确立了“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然而,由于受俄罗斯人的历史记忆、中俄实力对比差距、中国自身的失误及国际舆论的蛊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有一定的市场。主要表现为“中国崛起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崩溃威胁论”三种形式。文章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理念为分析视角,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和合文化的内涵,认为历史上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内敛型国家,现在选择的是和平崛起、共建和谐世界的外交战略。文章对“中国威胁论”进行了驳斥,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对俄罗斯构成威胁。     

生活政治：边境社会有序秩序的生成原理——滇越边民地方性社会构造的“本己观”探讨

秩序是一个多维概念,基于不同层面,有不同的意义和内涵表达。国家秩序是基于国家“大一统”意志来建构的,而跨境民族则依据族群自有的惯习来维持共同体秩序。国家秩序与边民秩序经常处于一种不调和的状态。边境民族地区有序秩序的生成必须坚持边民“生活政治”的理念。国家在进行整体性边疆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过程中,要还“心”于民,充分尊重跨境民族自有的行为逻辑,决策咨询对象尽可能地“下移”到地方边民,让边民感受并充分享有作为国家公民的自觉意识,进而积极参与到国家边境秩序的建设中来。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和谐为主旨.近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人们逐渐疏离了和谐观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帝国主义"话语,从而使国人在世界秩序观念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改革开放之后,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观念已经不再适合发展需要,逐渐让位于以和为主的国际秩序理念.中国人对和谐世界理念从背离到重新肯定,与百年沧桑变迁的历史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和平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从普世的层面来说,和平指的是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之内部的和谐相处关系状态。在比较具体的层面,可以将和平放置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以及现实处境的场域中来做充分注意文化差异性的思考。和平是一种宁静的状态,是一切公共关系、秩序的最高原则。真正、持久的和平必须建立在一种珍视和平价值的文化基础上。人类必须建设一种浓郁的和平文化,使之成为比竞争文化更为基础性的自觉。世界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诉求,必须由世界人民通过对话、交流、融合建设起来。和平是所有人类的根本需求,是最值得珍视的人类社会状态,保持和平,需要建设和平的文化,也需要国际秩序保障机制的改革建设。     

“宗教生态”，还是“权力生态”——从当代中国的“宗教生态论”思潮谈起

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社会实质,不仅仅是宗教生态问题,而是宗教信仰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其问题的深层,则是当代中国的权力生态问题,而非局限于基督教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宗教的发展及其宗教信仰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实际上是一个权力生态、社会生态问题。就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趋势来看,重祭“华夷之辩”的旗帜,急于引申华夏传统以建构正统的信仰方法,实际上是忽略了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之公共性与社会性。就其本质而言,与其说要给民间信仰或民间宗教一个发展的空间,不如说,如果要解决当代中国宗教信仰存在与发展的矛盾关系,关键在于开放宗教关系,还宗教与信仰的社会实践自由,给宗教信仰一个公共实践、公开交往的社会空间。从当代中国宗教信仰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权力生态及其国家定义的信仰等社会学问题。     

“帕措”认同与国家在场——西藏“大坝”移民村的权力结构分析

通过对西藏林芝地区移民村落大坝村的帕措势力分布和村民委员会主任选举过程的调查和分析，以村委会的权力结构为中心，探讨了国家影响和帕措势力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国家所主导的权威和秩序怎样在一个有紧密血缘纽带的西藏村庄展开。认为：“帕措”认同是大坝村“权力文化网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大坝村权威存在和展开的基础，也是国家影响向基层延伸途径和渠道。大坝村的帕措势力是村内起主导作用的村治力量，这个村治力量主导村庄权力的运转，形成较为固定的村治特点。大坝村委会的权力结构体现了国家影响和村民“帕措”认同的双向制约。     

“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纠结

“国学”究竟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还是中国学术,即近现代学术是否应当包括在内,是百余年来数次“国学”论争悬而未决的问题。民国时期有关“国学”究竟是“国故学”的缩写还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的争持,透露出了这个问题的内在纠结。由于反对“整理国故”的声浪渐高,支持者中的新派学人强调“国学”的全称应为“国故学”,“故”字不可省略,以彰显其批判性和进步性;而反对把国学当作没有生命力的古董来看待的学者,则提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不仅包括古代学术,还理应囊括现在与未来,“国学”应当是一个不断生长的开放概念。在反复的辩难中,“国故学”与“中国学术”的概念争持,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时间的界定和价值的论断,因关乎具体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而出现互相渗透乃至颠倒的现象,对我们今天的“国学”讨论依旧极具启发。     

世界和谐秩序范式的伦理维度——西方永久和平观念的形而上学性与批判

战争与和平的论题是关涉到生存论层面的论题,道德与政治在生存论上的原初同一性,使西方政治哲学立足于伦理这一基础与视阈建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成为可能。古典哲学以“自然正当”推出城邦内外的和谐,康德哲学则以实践理性原则规划了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自然正当”与“实践理性法则”的形而上学性,使西方传统的永久和平观念沦落为空洞的政治宣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念诉诸物质生活领域,从而他的世界和谐秩序理论的伦理之维具备了现实而可靠的基础,构成了对传统永久和平观念的批判。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和平”崛起战略与中国的国际制度参与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相对综合实力的迅速增加，中国与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文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建设性的参与国际制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出探讨，认为中国融入国际制度是缓解大国崛起下安全困境的有效机制，是和平崛起的重要平台，是通向世界大国的必经之路。     

“无体之体”与天道的本性

通过对庄子哲学的阐发,王船山发现天道是一个充盈未决性与不确定性的浑沌系统。在保持自身的浑沌无定与开放性的同时,这个系统为人的自由思想与行动预留了巨大的空间：人本身因其对世界演化过程的参与,而不再是宇宙的被动造物;相反,世界的进程由于有了人这一不可或缺的参赞者,而将自身提升到新的层次。“无体之体”乃是天道的本性,它揭示了天道秩序的两个维度,即造物无物与有物自造。故而天道作为“没有造物主的创造性”,似乎是使动者,但这个使动本身仍然不过是引发事物的自我创造的自发性本身。     

评"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

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国际影响,导致"中国威胁论"的泛滥."中国威胁论"有多种表现并由多种原因导致,其实质是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对待"中国威胁论"应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态度.中国先后用"和平崛起"理论和"和谐世界"理论来宣示自身发展的正当性、和平性和互利性."和谐世界"理论是对"和平崛起"理论的发展和超越.     

论中国软权力建设中文化因素的作用

文化是“软权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目前,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扩张使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着严峻挑战,软权力差距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最明显的弱点。因此,中国必须重视以文化为核心的软权力建设,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是提升软权力的源泉,从软权力的视角,重新审视优秀的中华文化价值,并不断提升中国在软权力竞争中的实力,增强其对世界的辐射力、影响力、亲和力和吸引力,为构建和谐世界做贡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研究

和平与发展是时代发展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体现了中国以"和平"和"发展"为核心要义的外交理念,凸显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和平的重视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宗旨,是中国地缘政治经济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思想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智慧及价值理念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天下为先"的思想及和谐共处的价值观,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使传统的全球治理难以为继,世界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秩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和国际视野,符合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它是中国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和维护者身份转变的结果,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局势的准确研判和宏观把握。我们应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和时代价值,通过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此同时,充分发挥该思想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向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而推动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     

论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先后出现了"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等种种论调.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当下,近来海外又出现了对中国发展"不确定论"的疑虑和担忧,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和平发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以及中国和平发展对未来国际秩序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当前中国发展所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