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杭州《重建葛仙庵碑记》

杭州西湖抱朴道院存石碑一通,立于大门之外,为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重建葛仙庵碑记》(以下简称《碑记》)。《光绪杭州府志》第九七卷著录《碑记》之名,援引《武林访碑录》曰:“万历四十年二月,沈应文撰,王国祯书。”所录立碑时间和碑文撰者、书者姓名,均与原碑相符。碑文芳于处已漫漶不清,但大部尚可辨读。今摘其要者释之。一、葛洪生平和卜居西湖初阳台《碑记》曰:葛洪“初,学举子业,仕勾漏县令。以平复功升关内侯。耻爵禄不及其弟,弃职不受,归而     

也谈项斯籍贯

卞歧同志的《项斯籍贯考》一文(载《浙江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考定项斯是浙江台州人,言之有理。但唐代的台州领县有五,以今名述之,即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卞文以台州作为项斯的籍贯,还不够具体,兹略作补充。宋初僧愿鸿所撰的《永安县遇明禅院碑》在叙述遇明禅院的地理环境时云:(遇明禅院)“前枕寒溪,后连翠窦,桃源天姥,顶湖括苍,烟霞一开,远近如画,项斯之宅可寻也……”(见《光绪仙居县志》卷21古迹、金石上)仙居五代时称永安。遇明禅院即后来的三学寺,在今仙居县东二十里处。此碑立于宋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而项斯会昌年间(公元841——846)尚在世,其间相距仅一百多年,碑所言当可信。又元代黄(氵晋)(1277——1357)为项斯后裔项良才所撰的《乡贡进士项君墓     

两块石碑,两段历史

万佛堂在义县西北大凌河北岸,是辽宁境内最大的佛像石窟群.传说这里曾经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尊佛像,万佛堂因此得名.这座石窟开凿于北魏太和三十二年(公元499年),经过1 500多年岁月的侵袭,佛像只剩下了400多尊.关于万佛堂的佛像已经有了太多的介绍,我们今天换个角度,说说万佛堂的两块石碑. 第一块石碑为《营州刺史元景造窟题记》,简称《元景造像碑》,位于西区第五窟,碑刻全文400多字,现在仅有200字可以辨认出来.即使不考虑《元景造像碑》的历史价值,单是碑文遒劲有力的书法,便可让它在中华碑林中占有一席之地.清末康有为称这块碑为"元魏诸碑之极品";梁启超更是说它"天骨开张,光芒闪溢",并在为其拓片题跋时写到"其书由八分蜕入今楷,痕迹尽化而神理固在."《元景造像碑》中的元景就是万佛堂石窟的主持凿建人,时任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刺史.但是元景可不是普通的刺史,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叔叔.他的姓氏"元"看似像汉人的姓,其实这是汉化政策推进的结果,当时规定,鲜卑族姓"拓跋"的都要改为汉姓"元".     

郑和访问满剌加次数考证及评价——历史与环境分析的个案

郑和下西洋期间究竟几次访问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这一直是郑和研究中具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对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明太宗实录》和《郑和航海图》等历史文献及太仓《通番事迹碑》、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等碑刻记载的比较,并结合马六甲海峡地理特征、季风活动规律和郑和船队航线、航程的考察,本文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都曾到访过满剌加国,最早抵达满剌加的时间应是明永乐四年(1406)一二月间。本文同时认为郑和到访满剌加的次数不仅反映了满剌加在下西洋过程的航海地位,而且对于明朝经略马六甲海峡地区,掌握东南亚地缘战略的主动权,促进满剌加国国际化转型起到了杠杆和催化剂的作用。     

晚清小说中孙中山形象塑造的成功尝试--黄世仲《党人碑》略论

小说《党人碑》塑造了孙中山的艺术形象 ,并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进行了大力赞颂 ,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举。本文对小说《党人碑》进行了探讨 ,以助人们对该小说的了解。     

“丰碑”自古不是碑

“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坚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     

《辞源》对“荐福碑”的解释有误

《辞源》（修订本）对"荐福碑"的释义是："唐宗文明元年立大献佛（曦按，'佛'当作'福'）寺，武后天授元年改为荐福寺，中宗景龙中起塔，高十五层。有欧阳询所书荐福丰碑。家彭乘《墨客挥犀》：'范文正（仲淹）守邵阳，有书生上诗甚工，自言平生未尝饱，天下寒饿无出我右者。时盛行欧阳串更（欧按，欧阳询官至太子率更令）字，荐福寺碑墨本值千钱。文正为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冲。时人语日："有客打碎来再福，无人骑鹤上扬州。"东坡嘲穷措大诗日："一夕霞轰荐福碑。"（《类说》四八）马致远有《半夜雷轰荐福碎》剧，即…     

戾陵堰、车箱渠所在位置及相关地物考辨

三国魏镇北将军刘靖创修的戾陵堰与车箱渠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引水灌溉工程。它奠定了蓟城时代水源开发的基本格局,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标志性地物。戾陵堰与车箱渠的基本情况,以《水经注》所录"刘靖碑"及其"遏表"的记载最详。本文依据古今文献,结合考古发现和遗迹踏勘,对《水经注》的记载加以考释和辨析,为进一步确定戾陵堰、车箱渠及其相关参照物(梁山、刘靖碑、高梁水与■水等)的具体方位及相互关系,进而说明堰体与渠道的形制规格、水利价值及对后世影响等,提出若干见解。     

大禹陵和禹王庙

大禹陵和禹王庙是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座落在出绍兴市东南约六公里的会稽山香炉峰北麓。大禹陵(见封面照片),相传是夏禹的葬地。《吕氏春秋》载:“禹葬会稽,不烦人徒。”《墨子》说:“禹葬会稽,衣裘三领,桐棺三寸”。《旧经》云:“禹陵在会稽县南一十三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段。但确凿的落葬点,迄今未详。现有“大禹陵”碑一通,背山面西,上覆一亭。碑字为明     

谈“踏破贺兰山缺”和岳飞的《满江红》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众口皆碑的《满江红》词,是否岳飞所作,成为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其所以关心,是因为有的学者提出了《满江红》是明人拟作的观点。而词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又是否定岳飞所作的主要根据之一。其说今可概括如下:一、在绍兴初宋金对抗的时代,岳飞之夙愿是恢复中原,“取故地上版图”,英雄的平生志愿,妇孺皆知。然而在《满江红》中,岳飞并不“直捣黄龙府”,却要踏破远在西北西夏境内的贺兰山,这不仅弄错了地理力位,而且违背了岳飞的一生行事,可证此词决非岳飞所作。二、宋高宗时,西夏与南宋并无战事,贺兰山也非战场,直到明代中叶,由于鞑靼入侵,明孝宗派大将王越征讨,才在贺兰山发生抗击鞑靼的战斗,取得了对鞑靼人的胜     

李白的诗美学思想及其盛唐特征

从陈子昂提倡"风骨"论到李白再次提出"风骨"论,形成了初唐到盛唐的一股美学思潮.李白以美学史家的巨深眼光,充分认识到美学史的发展状况,善于进行思想的融合.他推崇建安时代的"风骨"美学,成为他的理想目标.天然、清新是李白的又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它要求审美形态回归本体.它宣告了六朝美学的终结,同时宣告了另一个美学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它具有盛唐时代特征.     

“修辞立其诚”新辨--兼论周策纵持议之失

“修辞立其诚”历来被解释为修辞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对此,周策纵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反对意见,即“修辞”与“立其诚”为平行之二事,意为修饰语言文辞和建立诚实,与修辞并无关系。然而,周文的三个主要论据均存在关键的纰漏,并不能充分证成其论断。从文本语境的角度考察,“修辞立其诚”原是政治语境下的言说,关涉的是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思想;它与作为内圣工夫的“忠信”并列,表外王工夫,意即为政者修缮教辞以显立其已有之诚。当然,修缮教辞以显为政者之诚也是一种修辞,只是它特指行政事务,不应被泛化为一般的修辞学原则。     

王维长安诗与盛唐气象

王维一生绝大部分生活于长安,他的诗歌、绘画、音乐的才能又都体现于斯。在后盛唐大诗人中,获盛名早于李杜。从高华流美一面看盛唐诗,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代文宗"。除了应制诗显示京华歌手宏亮华润的才能,其他的长安诗昭示了盛唐的青春气息,更广阔地展示了长安风采与盛唐气象。他以长安骄子的情怀,描绘了长安人生活各种方式,跳荡着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礼器"的文化阐释

郑玄、孔颖达等训诂大师皆将《礼记·礼器》篇名及篇首“礼器”之语诠释为“礼能使人成器”。这种解释与孔子“君子不器”的哲学命题相悖 ;孔子和儒家认为人乃“天地之心” ,礼是人治国、修身之器 ,故“礼器”不得解释为“礼能使人成器” ;儒家坚信一个真正的君子不能仅有一器之用 ,而应该成为博学通才。“礼器”当为古汉语判断句式 ,意思是“礼是器具” ,可以理解为“礼是人修身之器”。     

少年中国学会与1920年“改造联合”

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与觉悟社、人道社、曙光社和青年互助团等五个宗旨相同的团体在北京组织"改造联合",提出了"到民间去"的改造目标与方向,成为五四运动之后进步团体走向联合的一个重要标志。少年中国学会在"改造联合"会议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而且作为该会代表的李大钊关于各团体标明本会主义的提议,对改造联合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揭起的共同主义之争,成为学会分化的最重要的原因。     

美藏唐琳集评本《韩诗外传》的文献与文学价值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明天启年间唐琳校点本《韩诗外传》一部.该本系据程荣《汉魏丛书》本翻刻,是清初常熟藏书家钱兴国与曹炎递藏的善本.该本共载录了唐琳与五位晚明评点家对《韩诗外传》所作的二百五十余则评语,是明代唯一一部集评本《外传》,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这些评语对《外传》的艺术特点进行了精彩的揭橥,使这部静默已久的西汉元典焕发出文学的光芒.     

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

与明清两代相比,《正蒙》元代注本较少。元代注本大致有沈贵珤《正蒙解》、郑原善《补正蒙解》、朱隐老《正蒙书说》等,均已佚。据贝琼《潇峰祠堂记》记载,沈贵珤《正蒙解》原仅14篇,缺《王稀》《乐器》《乾称》诸篇。郑原善补足其缺,经胡炳文为之作序刊行。今据《新刊性理大全书》等古籍,辑出沈贵珤撰、郑原善补《正蒙解》佚文12条。经初步研究,朱熹三传弟子沈贵珤之《正蒙解》虽多宗朱熹,但间有特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略论唐末沙陀将帅李克用

李克用是时势造就的一位＂英雄＂,他在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猛烈冲击了唐朝封建统治基础的历史背景下得以登上历史舞台,表演了重要的＂功臣＂角色。但是,沙陀族的出身以及功高名盛又使他备受朝廷的猜疑、掣肘甚至军事打击,使其势力发展受阻,甚至被削弱,使其在汴、晋相争中日趋转向劣势和被动。后世史家对于李克用的评论多少带有＂大汉族主义＂成分,因而常常有失偏颇、公允。实事求是地说,李克用对于维护唐朝封建统治还是贡献很大的。     

唐代“五谏”考略

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唐代五谏的考察,得出唐时的五谏为中国古代谏诤制度中五谏的集大成者。考略五谏在唐代的实施情况和实施效果,以及谏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为今天的民主生活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