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社会”与“小家庭”——精准扶贫的情感治理经验探析

脱贫攻坚是一项历史性工程,既包含国家政策之纵向构建,亦涉及社会成员之横向团结。实践经验表明,精准扶贫以制度治理为依据,以技术治理为手段,以情感治理为辅助,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路径。情感不仅能加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还可以为基层工作开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情感力量。中国乡村社会原子化趋势虽不可逆转,但传统村社情感活力依然强劲,乡村并不会在城市化进程中消亡,合理引导、激发群众情感,可为精准扶贫成果巩固及后续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内生动力。但在基层情感治理中,治理者需尊重个体情感表达,推动基层情感治理观念由"融情"向"懂情"转变。     

“生活政治”治理:精准扶贫工作新转向

贫困是一个公共性与日常生活性交织的议题。精准扶贫在解决了公共性的绝对贫困之后,应该转向贫困者的日常生活世界。当前,贫困者在传统和现代两种生活方式之间游走与徘徊,他们一方面怨恨现代性摧毁了以前生活中获得的意义感,另一方面痴迷于消费等同于自我价值的现代性逻辑,同时又在现代性的融入中受阻。由此,处于一种"回不去的过往,走不到的现代"的选择性焦虑与困惑之中,即一种"生活政治"。对此,未来贫困治理策略应该由宏观社会政策转向微观社会服务,破解贫困文化;由社区建设转向社区教育,打破不合理的消费逻辑;由国家责任主体转向家庭和社区,重塑共同体的作用。     

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创新探究

近些年来,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呈高发态势,给农村各项事业与党的执政形象及执政基础带来巨大危害。村干部"微权力"腐败尽管类型各异、成因复杂,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机制的滞后或缺失。要破解我国村干部"微权力"腐败治理难题,必须建立健全农村村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农村基层法治机制、村干部权力监管机制和村干部保障激励机制。     

基层政府“微腐败”及其整体性治理

随着高压反腐的纵向延伸与国家治理重心的下移,基层政府“微腐败”已成为基层治理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难题。从生成机理看,基层政府“微腐败”是内部权力主体行为的整体效能不足、外部政社互动羸弱等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在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又面临着纪检监察与地方发展的目标差异、职责同构下行政发包的刚性压力、制度设计中规则的矛盾冲突等所导致的“碎片化”困境。因此,需从主体协同、权责匹配、政社互动等方面着手构建一套整体性的治理方案,以消解基层政府“微腐败”治理中的“碎片化”现象。     

规范乡村权力运行是治理“微腐败”的治本之举——河南省淮阳县开展“微权四化”廉政体系建设的调查与思考

河南省淮阳县在推进乡村廉政体系建设过程中,实施了权力清单化,推进权力内容的全部公开透明;履职程序化,推进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监督科技化,推进权力监督手段的飞跃式提升;问责常态化,推进失责追究的常态运行。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遏制了农村的微腐败,提高了乡村机构的办事效率,展示了科技反腐的前景,保持了乡村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赢得了民心。这些做法,对在新时期更好地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搞好乡村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精准”取向下的财政扶贫资金发展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设立以来,经历了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历史变迁,走出了一条"精准"取向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推动我国扶贫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引下,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财政扶贫资金"输血式救助"和"造血式开发"的双重功能均得到了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精准投入和使用的基础日趋坚实。但基于精准性对财政扶贫资金效益和效率的评估结果表明,在现有资金投入规模下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率尚未达到最优。在脱贫攻坚收官的历史性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使用及监管的理论和机制创新,为未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精准发力做好准备,推动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早日实现,为世界贡献贫困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康复”残疾人精准扶贫模式及其运作路径研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残疾人“精准扶贫”是一项迫切任务。在“精准扶贫”的总体框架下,鉴于残疾人群体的自身特点,残疾人 “精准扶贫”具有其特殊性与特殊实施路径。基于协同治理视角,把残疾人精准扶贫和残疾人康复工作融合起来,建立“+康复”残疾人精准扶贫新模式,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供给侧革新,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接,确保残疾人精准扶贫的针对性、全面性和高效性,是全面建成小康、“精准扶贫”战略中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之必须。对推动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的良性发展,无疑具有极为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精准扶贫 建设旅游扶贫示范村的探索与实践——石榴沟村“三步走”打造平山县全域旅游石榴特色乡村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全域旅游已成为一项国策,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有力武器。河北工程大学精准扶贫驻平山县营里乡石榴沟村工作组,紧紧把握平山县作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积极推进“旅游+扶贫开发”的重要机遇,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创新打造平山县全域旅游石榴特色旅游扶贫示范村,积极探索实践生态保护、旅游扶贫的新路子。     

农村“微腐败”发生的诱因及治理对策——基于全国3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农村“微腐败”治理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借助“主体—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中小样本的实证研究,可以揭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因果机制。研究发现,权力集中程度和法纪意识是影响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关键因子,而权力集中程度高、横向监督制度失灵、法纪意识薄弱和“官本位”思想则是农村“微腐败”发生的核心组合条件。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微腐败”发生的多种组合路径中都包含着权力集中程度条件,即村干部腐败是以权力过于集中为基础。完善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强村级监督制度同巡察制度的衔接配合、注重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学习、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民主治理的能力,是强化农村“微腐败”治理的重要路径。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巡察治理“微腐败”的价值、困境及策略

巡察治理"微腐败"对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助力精准扶贫战略全面落地、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在实践中,巡察治理"微腐败"面临"微腐败"易发多发与巡察力量有限的矛盾、巡察人员易受"熟人社会"影响、"微腐败"隐蔽性强与巡察获取信息有限的矛盾、基层腐败干部涉黑涉恶增加了治理难度等现实困境。应通过加强巡察队伍建设、创新巡察监督方式、搭建大数据监督平台、实现扫黑除恶与"微腐败"治理有机结合,有效开展市县党委巡察工作。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精准治理：地方治理的精准转向及其悖论——地方治理能力的视角

精准治理因为其靶向治理内涵而成为新时期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这一理念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治理任务上面。精准治理本质是复杂、高成本的治理模式,对地方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本研究从治理主体、治理疆域、治理体系、治理手段、治理客体五个维度考察地方治理能力与国家治理任务之间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精准治理的适应性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既是解决转型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阶段发展形势的过程。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与创新路径——基于精准扶贫正反案例的分析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折。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局。本文基于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正反案例,对我国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推演模式进行横向归纳;从精准识别、精准落实、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角度,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进行纵向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