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和路向

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是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时代诉求和战略重点。相对贫困标准确定难度大、相对贫困群体构成复杂且广泛、反贫"管理机构分治""政策体系分割""治理力量分散"、相对贫困治理联动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将深刻影响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进程和成效。联动性、协同性、普惠性、常规性和制度化等贫困治理逻辑决定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重点方向和突破口。由此,要制定层级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的相对贫困标准,培育和增强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的内生驱动力,整合城市社会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建立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管理机构、信息救助系统和政策衔接机制,建立要素共融、空间共建和发展共进的城乡融合发展联动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视域下的中国减贫“奇迹”

减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主题。中国的减贫历程呈现出三个特征事实:减贫在全球范围取得了"奇迹般"成就,减贫成就主要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高增长阶段,减贫历程与城乡二元结构转化过程相伴随。为此应在二元结构转化、经济增长和减贫成就之间形成逻辑内洽的分析框架。在逻辑推演层面,二元结构转化通过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农业生产率提高效应、人口结构变迁效应、财政资源配置效应影响农村减贫,前两者意味着经济增长,后两者则体现为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相结合是形成减贫绩效的主要原因。二元结构转化影响减贫的四种效应能够得到中国经验证据的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体制转型为效应发挥提供了制度基础。2020年之后,中国减贫战略将进入"下半程",即应依靠常规方式和长效机制的构建来解决城乡相对贫困问题,这在发展思路和政策取向上需要推动减贫战略与二元结构转化的再衔接。     

论2020年后农村减贫战略和政策的相关问题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意味着中国将从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为主要贫困形式的时代过渡。这既是贫困格局的变化,也要求未来减贫战略的调整。事实上,长期以来,区域差异、城乡差异、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异一直都是影响中国农村贫困的重要因素,不会因为绝对贫困的消除而消失。因此,2020年之后应对相对贫困的战略和政策并不意味着与消除绝对贫困的战略和政策完全脱钩,而应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以往的减贫战略和政策,形成前后一致的更为系统的新的减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这一新体系需要关注区域均衡发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差异等关键问题。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探讨了老年人口的福利和贫困问题:第一,主观福利问题;第二,从主观福利的角度,观察老年贫困问题。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笔者认为贫困的概念不仅仅指收入或消费的客观福利指标方面,而且表现在个人感受的主观福利指标方面。本文测算表明,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16.2%的农村老年人,11.5%的城市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按照本文的定义,这属于主观福利贫困。其中农村、女性、高龄老年人群中,贫困发生率最高。本文建议,中国新阶段减贫战略既要关注绝对贫困,也要关注相对贫困,还要关注多维度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了在2020年实现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战略目标,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统筹减贫的战略体系,完善减贫、养老保障、老年照料政策体系。     

现代化视角下中国农村的减贫逻辑和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贫困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即农村改革前30年的整体性生存贫困,农村改革后20年的区域性生存贫困和21世纪两个10年的结构性贫困。在不同阶段,贫困的性质不同,减贫的目标就不同,从消除饥饿,满足温饱到增加农民收入,并最终消除贫困。目标不同也导致减贫的手段不同,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加粮食产量到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促进农民收入增加。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通过推进贫困地区现代化,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在贫困地区现代化基础上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在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以后,脱贫的成效能否保持,贫困村和贫困户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有赖于贫困地区能否持续地推动现代化。     

中国减贫制度体系探索:考核评估的创新实践

回顾中国减贫发展历程,为提升减贫成效,我们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层级建立和完善了科学合理的减贫考核评估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精准扶贫工作体制,通过创新减贫考核评估体系,适时对扶贫减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督促引导贫困地区提高扶贫工作实效。在严格的考核评估机制下,我国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数量不断减少,减贫质量和效果明显提升,区域性整体贫困和绝对性贫困难题得到有效缓解,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升国家贫困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提供了机制保障。     

后全面小康社会我国贫困治理的任务变化与政策转型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进入决胜之年,2020年以后我国贫困的特征和治理任务将发生重要变化,必须在保持贫困治理政策必要的稳定性、连续性、过渡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时调整,实现"五大转变":贫困治理的政策目标从消除绝对贫困向治理相对贫困转变,政策重心从超常规社会动员向常规制度化治理转变,政策工具从运用强制性工具为主向混合性工具为主转变,政策类型从福利型政策为主向发展型政策为主转变,政策选择从财政直接减贫为主向发挥杠杆作用为主转变。为适应这些转变,需要实施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支持、优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与对口支援方式、对现有的扶贫政策进行分类梳理、加强减贫政策与乡村振兴发展政策的衔接等具体措施。     

后小康时代农村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特征、行动金字塔和模块

2020年以后中国的反贫困工作的重心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如何有效建立解决后小康时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做好反贫困制度的顶层设计是关键。研究发现:相对性、流动性、伴生性、层次性、高移化和动态性是后小康时代的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六个新特征。基于人类发展理论,从国际组织对基本需求的界定和标准中,能挖掘和提炼出一份"基本生活水平清单";未来反贫困的推进逻辑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反贫困行动金字塔模型":由"生存背包、发展背包和能力背包"三层组成,每次所放下的"背包"就是反贫困的实现目标;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战略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的"发展背包",预计10年,第二步的反贫困目标指向是解决贫困人群体面生活的"能力背包",预计5年。后小康时代的反贫困治理的制度体系设计雏形为问题导向式的闭环"6W反贫困制度模块":以贫困识别制度为逻辑起点,依次推向主体制度、资金投入制度、维度制度、评估制度,收官于国际产出制度,从而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农村反贫困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