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     

建立健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回顾了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的相关文献,分析了福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成效与问题,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原则和思路,探讨了省级生态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设计了一套以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以各地对省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贡献大小为评估标准的省级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分配的具体方案。     

我国雾霾治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研究

当前我国雾霾污染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雾霾治理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我国雾霾污染治理存在着治理模式落后、治理对象单一、法律规范缺乏、地区协同不足等问题,体现了我国雾霾治理制度和治理方式的不完善,制约了雾霾治理绩效。需要采取以经济手段为主、多种手段并用的市场化治理措施,加强雾霾治理的制度建设,建立地区间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雾霾治理的有效性。     

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影响,我国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在碎片化的问题,治理效率低下。流域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生态服务功能的公共性,决定了流域治理必须从碎片化走向协同,这是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建设流域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为此,要构建流域内各级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跨区域协同决策、协同执法、协同司法、执法与司法相衔接等协同治理体系,构建约束和激励并举的机制,将协同理念融入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使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获得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全社会的支持。随着流域、区域协同发展的加强,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具体事项范围应更加广泛,相关体制机制应适时完善。     

大气污染治理的府际协同问题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雾霾天气出现频率增加、污染范围扩大凸显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对其实施有效治理已迫在眉睫。大气污染具有跨域性,它要求相关政府之间进行合作治理,并形成持续协同的机制,以实现整体环境最优化。从"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生成逻辑来看,京津冀地区府际合作治理大气污染存在协同乏力、制度掣肘等问题,具体表现为治理激励不足、治理组织虚置、治理标准不统一、相关法律不完善、补偿机制缺失等。利益需求的差异性和治理方式的不协调,也不同程度地影响京津冀合作治理大气污染的效果。从价值共识、组织共建、法治互动、利益共享等维度实现动力激励和制度保障与约束,是府际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内在要求。     

长三角地区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伦理研究

我国分布广泛的江河湖海的水环境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水环境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开展对于我国现阶段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为了让我们生存的水生态环境能够保持稳定,使水环境不再被破坏,水资源不再被浪费.外在上使用各种经济的手段进行补偿,内在上注重伦理观念是生态补偿的思想内核.研究当前水环境生态补偿的伦理依据、伦理问题以及伦理意义,可以抓住生态补偿机制的本质内核,在根本上推动机制的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水环境问题突出,是我国水环境迫切需要治理的地区之一.在长三角地区开展生态补偿机制的实践对于促进长三角区域实现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学视野下的雾霾协同治理机制

雾霾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形成的复杂性和污染的溢出性、边界模糊性等特点,决定了单一政府难以独立形成治理效果,协同治理雾霾是解决雾霾污染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治理模式自反性认同的基本趋势。雾霾协同治理由操作层、机制层、平衡层组成,克服当前雾霾协同治理困境的主要路径有:建立操作层协同联动的治理机制;构建操作层合作主导的补偿机制;构建雾霾协同治理的法规约束机制;建立雾霾协同治理的长效监管机制。     

“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需求与发展方向

建立并逐步完善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十四五”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长期以来,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补偿标准模糊、主客体识别不够精准等问题,从而降低了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效率.“十四五”时期,必须将解决现有问题凝练为制度建设的政策需求和发展方向,将生态补偿制度建设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深度融合,进一步提高生态补偿效率,建立健全多元化、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要吸收借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的方法与思路,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在生态补偿机制中的应用,确立既能兼顾公平和效率,又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标准.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标准与机制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生态补偿已成为保护和维护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经济手段,确定补偿标准技术方法成为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瓶颈.自然保护区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的最有效方式,边界明确、法规健全,是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最典型的区域.通过对云南省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集体林地和人口现状、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调查研究,进行了56个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和机会成本核算,首次建立了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最高标准、木材采伐价值为最低标准的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确定方法,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原则的政策建议.     

后退耕还林时期生态补偿的难点与问题探析

后退耕还林时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过程中出现诸多难点与问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条件的区域对生态补偿的依赖程度并不均衡。第二轮退耕补贴周期后林木收益可期,退耕农户尤为关注林木的采伐利用问题不容回避。现行退耕还林政策尽管规定退耕农户拥有多种形式的林权,但他们要实践这些权利并实现预期收益却受到采伐收益权有限性和补偿收益不确定等诸多制约;同样,受森林公共产品属性和评估价值体系建立难度的影响与限制,生态补偿较难界定主体和建立区域性跨流域补偿格局。因此新时期生态补偿对象的确立和范围的扩大、现有采伐利用的突破、市场化规制的引入,补偿标准公平性原则的体现等难点问题将为今后退耕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提供更具应用实践性的视角,使退耕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兼顾公平、效率、弱势群体保护等核心原则,才能更好维护退耕还林的有效成果。     

完善闽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立法思考

当前闽江流域生态补偿存在着补偿主客体模糊不清、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资金营运不规范等诸多缺陷.完善机制,立法先行,加快闽江流域生态补偿立法,应当着重从制度上解决"谁补偿谁"、"补偿多少"和"怎么补偿"三个基本问题,即要明确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及其责权利,合理确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和计价办法,规范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运营机制,实现生态补偿体系"科学化、规范化、市场化和法制化"的立法目标.     

张家口、承德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探讨

本文在对张承地区生态补偿进展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分析了张承地区生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有助于协调张承地区和京津地区的利益关系,促进张承地区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张承地区具体状况的分析,提出了张承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框架,确定了生态补偿的主客体,建立了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模型等,为中国建立区域间生态补偿提供理论借鉴和应用模型.     

生态有偿服务机制域内应用之探讨——以长江上游生态保护为逻辑基点

长江水系横贯我国东西,环境状况影响着半个中国.长江上游地区近年来的生态形势不容乐观,尽管国家已经采取了各种治理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就是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基于环境服务的使用支付理念而设计的生态有偿服务机制,为我国的生态补偿制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通过对该机制的分析,能够从中获得有益于我国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的启发.     

西藏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需求探索

生态补偿长效运行机制,是解决西藏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措施之一.目前,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制约西藏生态补偿机制长效运行的关键因素.在国家生态补偿立法尚不健全、地方生态补偿机制立法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西藏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已成为西藏生态补偿实践的必然选择.     

生态补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基于区域分工视角

分工深化形成以生产生态环境服务为主和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的区域分工.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性导致的"搭便车"行为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原因.实现经济效率与环境公平的统一,要求那些消耗大量资源对生态环境产生压力的经济发达地区对那些生态脆弱却提供生态服务的经济不发达地区提供生态补偿.国外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成功案例表明,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目标是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核心是生态补偿标准.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立法研究

“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减排制度设计有利于统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需要,也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环境治理的制度创新。当前,我国碳达峰碳中和与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还面临区域能源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产业发展协同性不足、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困境与区域法律政策协同性不足、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性不足等现实问题。从我国区域能源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区域环境治理重点领域及协同机制的现实来看,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在东部地区协调立法处理好经济与环境问题,统筹协调好西部地区区域规划问题,通过立法方式实现区域资源配置一体化;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法律路径方面,应以制度形式固定产业集群化发展成果,完善绿色供应链制度以实现产业协同融合,建立互通交流的数字区域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在区域协同立法层级关系与区域法律政策发展路径方面,应在辅助立法原则下保持协同立法的谦抑性,形成超越“部门”与“地方”的特别法;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法律路径方面,应明确区域环境治理协同的权利义务,实现应急情...     

集体林权改革后的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在实现林业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目标上高度一致,公益林生态补偿是实现林权改革既定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林权改革为生态补偿市场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现阶段由于我国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明显滞后于林权改革步伐,如公益林的划分和补偿范围的界定不合理、补偿方式和资金来源单一、补偿标准低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林权改革的进程和成效.我国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公益林补偿范围,导入市场机制完善公益林生态补偿方式,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实现合理充分的补偿,更好地为林权改革保驾护航.     

生态利益补偿的法制保障

生态利益补偿是指为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公平,保障可持续地利用生态系统服务,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协调各生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经济和生态利益关系,抑制消极的生态破坏行为,激励积极的生态保护行为的制度安排。本文通过对我国现有的生态利益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和实证分析发现其不足,以期用健全我国生态利益补偿的立法体系、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生态补偿制度、探索生态利益的市场化补偿等方式为建立良好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提供法制保障。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建设可行性研究

本文在对主要发达国家实施生态农业补偿政策及其取得成效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提出加强补偿制度的立法工作和执法力度、补偿手段市场化及完善农业生态补偿的保障制度等建议。     

我国草原生态补偿制度探析

我国拥有草原60亿亩,占国土面积的1/5。据统计,目前我国90%以上的草原都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场退化面积达20亿亩。草原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离不开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阐述了我国建立草原生态补偿制度的必要性以及草原生态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完善草原生态补偿机制提出了五点建议,希望能对草原生态补偿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