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别原则与利他主义——对罗尔斯差别原则的一个批评

罗尔斯运用社会契约方法来构建他的正义理论，而这事实上意味着以原初状态中立约人 的选择或同意作为其正义原则合理性的基础。但立约人的选择或同意是基于理性考虑的选择或同意， 也即是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追求的选择或同意，简言之，是基于利己主义理由的选择或同意。这就表 明，利己主义的理由才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最终基础。若是这样，则基于利己主义考虑的差别原则不 可能蕴含他所阐发的那些利他主义精神。欲保持理论的自洽，他要么舍弃契约论的证明方法，要么抛 弃他对差别原则利他主义精神的相关论述，但无论哪种选择都伴随有巨大的代价。     

论全球老龄化与代际公平的伦理问题

全球老龄化提出了代际公平的伦理问题,它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竞争,引起了老年歧视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逐渐瓦解。养老的代际公平实际上是养老的代际交换的公平。罗尔斯认为,代际公平的关键在于确定正义的储蓄率,而这只有在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中按照契约的方式来选择。诺曼·丹尼尔斯提出了一种罗尔斯式的审慎人生历程解释,它要求对人生的各个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对待,每个理性人都会合理地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其实质是把人生一个阶段的资源转移到另外一个阶段来使用。这种抽象的理论虽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对养老问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指南。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确立"以人为本、代际和谐、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基本伦理原则。     

论罗尔斯“原初状态”理论中的公民理性及其当代启示

罗尔斯在其正义理论中设计了一种公平的＂原初状态＂,在＂原初状态＂中,理性的公民在无知之幕的遮盖下一致选择的原则即为正义原则。可见,公民的理性选择直接影响社会的正义原则及由正义原则所构建的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对＂原初状态＂中的公民理性有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当代我国的公民教育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述评

罗尔斯把自己的正义观概括为两个正义原则，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是按照“词典式”先后次序安排的；两个正义原则是公平、合理的原则，是人们在原初状态中一致同意的合理的选择；罗尔斯试图求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形式上的平等（正义）与事实上的不平等（不正义）这一难题，因而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由于他没有超越资产阶级体系和采取一种非历史的方法，因而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答     

政治理性：认知理性还是公共理性——论桑德尔对罗尔斯理性观的挑战

在对正义原则进行哲学论证时,罗尔斯借助了工具理性和基于个人间的公共理性的观念,桑德尔批评罗尔斯的这种理性观念是先验的,是与他的先验人性论——自我观紧密相联的。桑德尔越过罗尔斯的理性观,进而提出了他自己的理性观——社群背景下的认知理性:在社群背景下发现自己目的和认识自己目标的能力。     

“康德式”建构主义：基于“程序”和“契约”的解读

“康德式”建构主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主流证成方案，具有形式性、普遍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这种证成基于人的实践理性拟定实践推理之程序，以此对历史、文化所给定的事实加以统摄。该证成方案始于罗尔斯，在罗尔斯政治哲学及其后学的阐发中发展出程序主义和契约主义两种解读方案。前者基于实践推理的程序本身为所建构的原则辩护，后者则把对原则的建构还原为对有待克服的实践困境的描述。这两种方案虽然在“康德式”建构主义的证成体系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本质上则是互为彼此的。程序是实践推理的内在要求，契约则是程序的外在表现。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维度

现代政治视域中的合法性关涉现代公民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应当服从的"合理的个人主义"的理性原则,而实践理性的基本机制是主客体间互为"扬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合法性核心命题是政治主客体之间互为"扬弃"的合法化机制的理性证成。一方面,政治主客体的客观地位需要通过政党政治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性进行"解释"而证成;另一方面,主客体互为"扬弃"的合法化机制需要通过对经验中的合法化范式进行逻辑的"改造"证成其正当性。     

合理抑或合乎情理——论罗尔斯对实践理性的结构性诠释及其困境

罗尔斯将实践理性结构性地区分为实践的合理性和实践的合情理性。这一诠释不但为当代政治哲学提供了推理依据,也为传统契约论引入新的诠释路径。该诠释认为,霍布斯所构造的利益契约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是合理性优先于合情理性的实践推理结构,罗尔斯则通过对霍布斯式实践推理的结构性倒转为两个正义原则重新提供了新的证成依据,但罗尔斯对两个正义原则的先行认肯则使其理论陷入循环论证。     

民事诉讼中恶意抗辩行为的法律分析

民事诉讼中恶意抗辩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对明知是真实的证据加以否定的行为。这种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不但违反了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影响了法律追求的公平、公正和效率。应从行为的主体上、主观上和发生的时间上对此加以界定;然后通过合理分担证明责任,根据现有法律加以制裁等方式来规制这种行为。     

罗尔斯的政治建构主义与实践理性的建筑术

政治建构主义是罗尔斯在后期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为了解决早期所不能解决的公共证成的难题。他的建构模式基本来源于康德,其最大优势在于可以实现学说的自主和获得客观性。和康德不同的是,罗尔斯选取的建筑基石是实践理性的原则,而非实践理性,另外,他的建构目标是一个自由站立的、扮演公共角色的政治正义观念;建构过程的完成标准是获得反思平衡。罗尔斯的政治建构模型可以解决异议和分歧,具有契约论特色,为多元社会中一种学说的自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佐拉·尼尔·赫斯顿的《摩西,山之人》中的“混杂”现象

用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混杂"理论研究赫斯顿的作品《摩西,山之人》,分析该作品中对西方经典圣经和黑人民间文化的杂糅以及对标准英语和黑人方言及布道词的混杂使用,并指出该作品对于边缘的黑人文化的重视来自于赫斯顿的文化相对主义视角,与此同时,赫斯顿也关注黑人文化与白人文化的协商和交流,突破了文化相对主义的保守性,这种彼此混杂的文化现象暗合了霍米·巴巴所述的"第三空间"。     

论提高文学素养对塑造和谐之人的功能作用

当代大学生是我国21世纪中高端就业岗位最核心的人群,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力军。高等教育要为大学生与社会之间寻求最和谐的发展与统一,必须加强文学教育。文学是一种社会话语,是一种强大的精神武器,是人类对自身赖以生存的世界的一种艺术掌握方式。文学与教育有着天然的姻缘。在推动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中,文学也应该有所承担。因而,我们就要从文学的角度,以文学的方式,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搭建文化平台。在教学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文学的审视功能、美育功能和情感教育功能,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素养,促使其成为和谐之人。     

交往行为理论视域下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

从古典社会契约论到罗尔斯,合法性理论转向了对程序正义的探讨,而哈贝马斯在扬弃了罗尔斯的程序正义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建构起通过交谈、对话和协商达成共识的程序正义。我们以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为五四宪法对新中国政治合法性的证成提供了论证思路。     

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理性"的界定与作用

rational(理性的)与reasonab le(合理的)是罗尔斯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词,但中译本《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对这两个词的译法刚好相反。文章首先指出这一翻译上的混乱并做了适当更改,然后通过考察罗尔斯对“理性的”与“合理的”的界定及其在《正义论》与《政治自由主义》中的作用,较为清晰地阐明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发展的逻辑线索。     

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诠释学意蕴——种基于反思平衡的解读

罗尔斯政治哲学蕴含一种诠释学的解读空间，这种解读能将效果历史意识引入其建构主义立场，该空间的大小则取决于反思平衡的彻底程度。如果反思平衡足够彻底，就足以在效果历史构成的视域循环中公平对待各种传统正义观构成的前见。围绕这一基点，罗尔斯在其前后期思想中分别发展出两种反思平衡形态，但这两种形态分别陷入不同困境而暗中引入基础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奥援，从而一定程度削弱了其政治哲学本应蕴含的诠释学意蕴。一方面，这表明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证成理据并非全然基于反思平衡，另一方面则表明罗尔斯政治哲学在证成问题上仍缺乏足够的历史哲学维度。     

罗尔斯对西方传统社会契约论思想发展的贡献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在西方社会契约论发展的总体历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继承西方传统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把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程序理性或发现正义的方法来演绎其作为公平的正义观,实现了西方传统社会契约论思想在现代的复兴.     

对罗尔斯正义观点的思考——读《正义论》有感

《正义论》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其研究的内容涵盖了涉及社会正义的广泛的领域,研究的社会正义问题更是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罗尔斯从道德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在研究社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中来探讨怎么样合理地划分社会利益和社会担当的问题。罗尔斯的这一思想引发了西方政治学、哲学、伦理学界对于"公共理性"与社会行为、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要求、个人价值与社会正义、社会多元与社会统一、自由与平等、民主与秩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广泛讨论。因此,西方政治哲学界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启了"罗尔斯时代"。     

公共理性的“困境”及其解决——剖析康德与罗尔斯的论证

人们经常使用＂公共理性＂这个词,但对其含义或许并未深究。康德和罗尔斯分别对＂理性的公共运用＂和＂公共理性＂做了界定和说明,前者肯定理性的公共运用对于启蒙的重要意义,并对这种公用坚信不疑;后者则认为表面上存在公共理性的＂悖谬＂。前者以意志自由为逻辑起点,巧妙地消解公共理性的悖谬;而后者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假设了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相对而言,康德的论证更具先验论证的色彩,而罗尔斯的论证却营造了实用主义的背景。借助他山之石,我们或将吸取其思想对中国现实问题之思考的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与康德情感思想比较研究

在情感思想上,在自制者与具有完满德性之人的区分、情感不是行为良好的保证等方面,康德与亚里士多德是有共同之处的。但在解释情感与德性、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则要比康德主义更具优势。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