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斥与限制——"语言批判"维度的两种形而上学观

维也纳学派与前期维特根斯坦都以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为哲学路径,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为旨趣,他们在"语言批判"的同一维度上形成了拒斥形而上学与限制形而上学两种趋向,得出了两种不同的哲学结论.雏也纳学派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目的是想廓清形而上学的活动范围,并摆正它在哲学中的位置,而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的限制,则是为了捍卫更为重要的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形而上学犹如康德所说是一种像空气般不可或缺的东西,它永远不可能"告老还乡".     

哲理本体与艺术思维的会通--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和文艺理论

在用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清晰的思维方式阐明中国先哲的人生观的同时,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直觉智慧也予以高度重视.他用糅合道家、玄学和禅宗的"负底方法",讲述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人生境界和文艺理论,形成抽象哲理逻辑与心灵体验的艺术思维交融互补的思想.所涉及的原创问题有:哲学真际与艺术本然,人生觉解及其境界,负底方法与诗的言说.     

“形而上学终结”之后的哲学主题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将如何自存?如果承认哲学仍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的基本问题与任务将是什么?这是当代哲学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作者以对"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这一著名命题的分析为切入点,阐发了以"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哲学的基本主题,哲学在存在方式、主要内容和思想功能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这表明,"形而上学终结"之后,哲学仍将生机勃勃地存在并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哲学放弃了"唯我独尊"的"女王"的荣耀,却成为了推动人的思想创造和生活幸福的一种朴素而真实的力量。这是哲学所达到的十分重要的新的思想自觉。     

“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格物致知”新解

从现代认知哲学研究的角度看,"格物致知"并非一种过时的传统思维方式。它展现了直觉思维的本质特征和内在机制,揭示了直觉与逻辑之间隐蔽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的隐性知识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对于"格物致知"的重新解读,也有助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与交流。     

存在与境界

本文对冯友兰新理学关于存在与境界的思想作了阐发，指出：冯友兰用纯形式的逻辑分析与逻辑构造的方法所推绎出的“真际”本体，在逻辑上先于“实际”的世界，并相应地先于人的存在，这一在人的知行过程之外规定存在的本体论路向，使其未能真正摆脱传统的形而上学；而其人生境界说则首先定位于人的存在，在“觉解”程度最高的“天地境界”中，人与宇宙大全相合一，从而打通了天道与人道、本体世界与人的存在，建立了本体论与价值观的联系。作为终极意义存在的天道与作为人的存在最高形态的天地境界，都具有不可言说的一面，哲学言其所不可言说，一是使用“正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二是使用“负的方法”即讲形而上学所不能讲；天地境界所涉及的已不仅是“说”的问题，而更多地是“在”的问题，在“转识成智”的智慧之境中主体的存在融合了其境界，而境界又在主体的“在”中得到确证     

论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冯友兰运用西方逻辑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宋明理学。他通过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道体与乾元,太极与无极等范畴的分析提出了共相与殊相的理论,建立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他对实际与真际、理与气范畴的分析中,强调逻辑的先在性,这虽然有“理在事先”的偏颇,但是他对理学范畴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在哲学方法上他认为有正负两种方法,正的方法是逻辑的方法,负的方法是直觉的方法,他主张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他的哲学的落脚点是解决人生的觉解和精神境界问题。冯友兰哲学开辟了中西哲学融通的道路,代表了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趋向。     

儒家“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探析

中国哲学史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依经立义"的话语言说方式,既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话语盲说方武和学术研究范式,也是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研究范式.它作为一种以"经"或"经典"为依托,以"义"为核心,"借事明义",发挥其中"微言大义"的话语言说方式和学术范式,既是一种经典诠释的方式和方法,也是一种学术传承和理论创新的实现形式.尽管其中既包含着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又包含着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然而,它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言说方式,历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合理的内核,如果剥去它政治伦理的外衣,祛除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等非理性因素的芜杂,经过现代转化应当成为我们构建属于自己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体意识、民族气派、民族语言、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话语言说方式的重要资源.     

冯友兰语言哲学思想探析

维也纳学派对形上学的批判和拒斥是冯友兰进行语言哲学问题探索的直接动因。为了回应维也纳学派的批判,冯友兰在语言哲学层面做了两大工作：其一,证立“真正的形上学”的命题,由此为重建形上学奠定了基础;其二,发明“负的方法”,由此回应了如何说不可说者的问题。冯氏的语言哲学思想有助于破除逻辑实证主义的狭隘语言观、知识观;其关于以“负的方法”言说和确证“不可说者”的思想,体现出其在语用学的层面洞察到语言与实践、存在的内在关系。其思想局限在于：将真正的形上学的命题归结为分析命题的做法存在诸多争议;其语言观有一定的工具主义倾向。     

新理学和它的方法——读《新知言》

冯友兰抗战时期所著的“贞元六书”中,《新知言》是专讲新理学b方法论的,冯先生不满足于《新原道》对道统的叙述所确立的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他更希望通过“方法”把新理学放在现代世界哲学的广阔范围内加以考察。《新知言》首先从知识分类着手,讨论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试图给哲学划界;然后把哲学分为两种:普通所谓的形上学和真正的形上学(或“最哲学的哲学”),并且把真正的形上学的方法描述为两种即“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正的方法又叫逻辑分析法,负的方法实际上就是直觉的方法。《新知言》回顾了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几位大哲学家的方法论原则,如柏拉图的辩证法、斯宾诺莎的反观法和康德的批判法等,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哲学观的考察和批判,以表显新理学的正的方法和逻辑经验论的逻辑分析法的异同,书的最后两章是论述负的方法即直觉方法的,这种负的方法在新理学整个理论体系的最终建构上起着关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