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独:真正的“中国工夫”

真正的中国工夫并非中国武术,而是道德修身工夫,而"慎独"正是这种道德修身工夫的集中代表。长期以来,受郑玄、孔颖达和朱子的影响,"慎独"一直被唯心化地理解为单纯的道德内省,而实际上,与《中庸》的"显微无间"、《大学》的"诚中形外"的解读一致,"慎独"的真旨乃是生命的"合内外之道"。在集"慎独"说之大成的刘宗周那里,通过回归大易的"内生外成"思想,"慎独"的"合内外之道"被得以最终证成,并意味着一种业已本体化和体用兼备的中国工夫的真正诞生。值得注意的是,晚清的曾国藩通过"慎独"所取得的"内圣"与"外王"兼举并隆的人生成就,为"慎独"的"合内外之道"提供了坚实有力的验证,也见证了看似形下的"慎独"工夫所内蕴的超越历史时空的形上之无穷和永恒。     

工夫消解本体——论张九成的《中庸》研究

张九成是理学向心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通过"工夫消解本体"方式实现了心本论的构建.就"工夫消解本体"来说,它在张九成<中庸>研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张九成通过对"戒慎恐惧"、"慎独"、"诚"内心修养工夫的重视,消解了理本体,形成了心本体.张九成与陆九渊建构心本论的方式有明显区别;张九成对<中庸>的研究是秉承儒家的旨意、从儒家立场出发的,它在张九成思想体系的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     

未发立体：冯从吾工夫论探析

本体与工夫的合一，是冯从吾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也是其工夫论的起点。对此，冯从吾以理学传统的体用不二方法。将本体与工夫统一起来，使工夫成为本体之用。同时为了保证本体的具体落实，真正做到承体起用、由用见体，冯从吾强调工夫应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开展：一方面是要在心体、未发处做工夫，具体表现为静中体验未发气象，这是工夫的主轴，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则要在意念发动处做慎独与诚意的工夫。     

作为工夫论的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兴起

宋明理学家的生命历程往往伴随着以工夫验本体的体验过程,朱子的“中和之悟”就含有自身修养工夫对本体、心性理论的修正。在朱子的工夫论中,强调“心是做工夫处”,要在心上实现“心与理一”。当朱子学被官学化、权威化后,元明朱子学者依照朱子所讲做切己工夫,以期达到“心与理一”,这一时期的朱子学具有“工夫论化”的特征。但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像薛瑄、吴与弼那样用客观的理检验主观的心,陈白沙、王阳明都在做工夫时感受到心与理难以合一,最终放弃以客观的理作为标准,而转回主观的心。正是由于朱子学对于阳明来说首先是工夫问题,才促成了阳明学对朱子学的转向。     

评牟宗三对胡宏和朱熹工夫论的阐析

现代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在研究宋明理学时 ,把胡宏和朱熹作为对立的两方。在工夫论 (修养方法 )上 ,胡宏主张“先识仁之体”、“以放心求心”。牟宗三非常恰当地将此方法概括为“逆觉体证”,并认为这是理解真正的道德行为所以可能之超越根据的唯一方法 ,它与朱子“格物穷理”的认知方法有本质差异。经过对胡、朱两人理论体系进行对比剔剥式的研究 ,牟宗三确认胡宏一系在宋明儒学中具有极高的独立价值 ,推之为“正宗”圆教。牟的阐析有独到之处 ,但有些观点也还有可商榷之处     

即本体即工夫:张九成对《中庸》的解读——兼与郑熊先生商榷

张九成对心本论的建构并非始自《中庸说》,《中庸说》以戒慎恐惧,涵养未发的工夫论贯穿始终,这一工夫论恰是他心本论的具体落实。他的慎独、涵养未发的观点是对二程主敬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因为在解经方法和立言宗旨上的不同,《中庸说》遭到朱熹的诟病,冠之以阳儒阴释。这恰恰反映了张九成的心学宗旨。     

心镜与史鉴——王船山历史工夫论发详

王船山对心性工夫与历史关系给出了不同于道学传统的思考。他通过对道学以心为镜譬喻的批判以表明:人只能在其有限性视域下依照心志意向做出善恶是非判断,而不当让事物向人显现出无历史性无情境的意义。他主张通过对历史与经典的诠释,呼应其所处的时势,将自身的伦理——政治实践融入历史之中。达成之道在于:设身处地地进入历史情境,共其忧患,让历史中那些思考与决断的可能性向自身开放,成为自身生存的可能性与生命经验,综参时、势、经、义,以求得中道。船山认为君子只有不断以此方式返回经史,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实践智慧,通达内圣外王之道。     

朱熹"心"论

在宋明理学家中,朱熹因主“性即理”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但他并非不言心,其心论思想异常丰富,本文从知觉之心、主宰之心、虚灵之心、已发未发之心四个方面对心的含义做了剖析,指出心是朱熹修养工夫之落脚点,从修养论、工夫论的立场观之,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关键的地位。     

杨简心学工夫论

杨简心学的工夫,基本上是沿着内外两条道路进行,最后统一于心。向内,杨简心学工夫沿着毋意、反观之路,去体认"本心"的完满自足及其自现之后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一致性,到达"永"的境界。并在时时警醒,事事诚敬之中,保有"永"的境界。从而使"本心"上升为"心",获得了普遍性、超越性和绝对性。这是体认工夫。向外,其工夫由家孝到德行最后到国治,成就己心。为此,杨简不仅借助《易传》的心学阐述,具体指出人们在各种社会场合中所应有的合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正确范式;而且通过孝德教化、打击犯罪、为民办实事等政治实践来化民移俗、治理社会,从而使"心"获得载体而得以体现。这是践行工夫。     

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现象学精神的精髓是"面向实事本身",庄子工夫论所体现的精神与现象学的精神有深刻的契合之处。胡塞尔现象学理论集中体现为现象学精神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直观"与"意向性"理论,有利于揭示庄子工夫论的现象学意蕴。     

朱熹与张栻的学术交往及相互影响

本文对朱熹与张栻的三次会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展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友谊和学术交往状况,揭示了二人之间的学术渊源,并在此基础上,着力讨论了二人在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影响,以力图加大人们对二人关系的认知深度.     

朱陆之辩的缘由

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是非恩怨,是中国思想史绵延数百年的大公案.本文试图解释,他们的思想分歧越演越烈,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争夺道统继承权的产物.这一假设不仅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势推断的结果,而且也有证据支持.其中的关键证据就是,当朱熹听完陆九渊的一次学术演讲之后,居然在春寒料峭的时候冷汗直冒.另外,我们还运用社会生物学的成果来探察朱熹和陆九渊的人格结构,从而认为两人的个性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分歧.     

科学视域中的朱熹与康德

康德和朱熹都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深厚的科学素养,由于两人所依据科学的时代差异,他们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在处理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时表现出"分"与"合"的不同取向.他们对东西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陈亮和朱熹的史学观之比较探析

古往今来,许多研究者把南宋思想史上的著名学术公案——陈亮和朱熹之间的学术争端归结为“王霸义利”之辨,这固然是正确的,但论战双方在治史态度、治史方法和治史价值方面的重大歧异,则是二人争论的原点,亦是他们思想观点难以弥合的最基本原因。     

朱熹与李退溪仁政说之比较

朱熹的仁政说与李退溪的仁政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两人都主张,要实现仁政的王道政治理想,必须要有德才兼备的君主去实施;为了使仁政能顺利实施,必须限制君权。其不同点在于:朱熹仁政说是客观之理所必须,李退溪仁政说是内在本性之必然;朱熹仁政说不无手段之嫌,李退溪仁政说是目的本身。通过对二者异同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朱熹、周必大关于欧阳修《范公神道碑》的论争

欧阳修 《 范公神道碑》因范纯仁等刻石时擅自删去范、吕解仇之记载,既引起了欧阳修的不满,又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朱熹与周必大就曾对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两人观点孰是孰非? 本文以史料为据,对此问题作客观、公正的评析。     

朱熹与苏轼出处态度之比较

朱熹曾激烈地批评过苏轼,但他接受与认同苏轼对于士君子出处问题的论述,其人生履践也与苏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表现在:他们都具有狷介之个性与独立之人格,关注个体的自由自主,而本无意于仕宦;又不忘社会责任,出而从仕后,忠君忧国,直言敢谏,勤政爱民,惠民一方;内心既充满矛盾,渴望归隐与闲适;但又能坦然面对政治打击,独立不惧,气节不改。而相异之处,则主要为政治境遇的不同与事业追求的不同。他们的出处态度,兼顾个人与社会,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矛盾的清醒思考,显示了他们作为哲人的睿智深邃与人格魅力。     

朱熹史学思想三论

朱熹是集两宋理学思想之大成的伟大思想家,他在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多有创见。首先,朱熹从辨本末、别义利的要求出发,反对将史学置于理学之上,同时又从格物穷理、经世致用的角来倡导史学研究;其次,朱熹阐发了历史发展观是由道、文、势、人、气数和命运等复杂系统的思想所构成的;其三,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除有义理和功业两大标准处,还从人物的心术、气象、资禀、本领、见识等方面入手,评判人物标准严格而不乏宽容,通达而有所坚持,堪称知人论世的典范。     

朱熹哲学的生命意识

本文试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朱熹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通观,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生命成为其哲学最本质的内在链结.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与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