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及防控的文化解析

作为文化发展毒瘤的犯罪亚文化与犯罪之间关系密切.在转型社会中,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文化发展失范,大量犯罪亚文化滋生,对黑恶势力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犯罪亚文化角度分析涉黑犯罪,不能仅停留在对涉黑犯罪原因的简单分析,而应该看到犯罪亚文化对涉黑犯罪主体内在价值侵蚀及其对引起涉黑犯罪发生的内因性性质.通过这种更深层次的分析,才能有效遏制黑恶势力犯罪蔓延和发展,积极从文化角度构建黑恶势力犯罪预防路径,消除黑恶势力犯罪产生发展的文化根源,即涉黑犯罪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从而预防该类犯罪.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生成及其认定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是网络犯罪与黑恶势力犯罪日益交融的结果。在司法机关的高压打击和网络便捷等因素影响下,信息网络的工具属性日渐被黑恶势力组织利用。伴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借助网络空间作为犯罪“场所”的新型黑恶势力犯罪悄然而生。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具有“进化”的特点和“异化”的表现。“进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特征进一步弱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的行为特征出现软化;“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黑恶势力犯罪的组织形态“无形化”,二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的“产业链化”和“节点化”,三是黑恶势力犯罪活动实施空间的“虚拟化”。当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仍套用传统黑恶势力犯罪的认定标准,在组织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等认定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致使司法机关无法精准应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所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为此,有必要立足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的新特点和新变化,确立“形式+实质”的认定标准。     

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

传统社会全面“数字化”引发网络犯罪的全面爆发。黑恶势力犯罪借助网络的发展出现网络化和网络异化,由此形成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确定性的特点决定了法教义学应成为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在法教义学类型化思维的视域下,网络黑社会与网络恶势力仅在非法控制特征方面存在区别。鉴于网络因素导致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在组织形式、行为手段等方面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诸多差异,司法解释及时作出了相应调整,但这种象征性立法存在执法不足的功能不彰加之司法机关机械性释法,导致实践中处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方面存在芜乱。基于法教义学的立场,刑法理论应以规范的客观解释论重新检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刑法条文的关键词,对网络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特征的认定宜采取实质判断。在网络黑恶势力犯罪非法控制特征认定方面,应以该组织是否对网络秩序形成控制作为标准。鉴于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手段多采取滋扰型软暴力的现实,针对软暴力的认定,宜作体系化思考,在结合主观特征、客观特征与心理强制特征的基础上综合判断,并坚守滋扰型软暴力只有在黑恶势力实施的情况下,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的政策调控底线。     

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犯与实行犯之刑事责任问题

黑恶势力犯罪中组织犯的刑事责任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其一,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犯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其二,在认定黑恶势力犯罪组织犯刑事责任时注意实体与程序法的紧密联系。另外,对于未成年人参加到黑恶势力犯罪中的情况如何定罪和量刑,涉及间接正犯问题。     

中国犯罪治理模式的文化研究——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

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犯罪治理活动主要是在运动式治罪和日常性治理这两种犯罪治理模式的组织、设计与引导下运作和开展的。从文化视角出发、以文化的规范性为分析工具,着重对运动式治罪模式和日常性治理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或话语四个层面上对前述两种犯罪治理模式进行文化规范性反思与解读,从而开放出"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这一关涉犯罪治理发展规律的重要问题。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以澳大利亚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为参考

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涉案财产处置面临着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难题.其原因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即公检法三机关职能分工失当、涉案财产甄别专业性阙如以及"性质不明"财产的举证困难.无法解释财富制度作为澳大利亚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有效手段,溯源其运行机理,可以为我国破解司法实践难题提供启示.为了回应甄别涉案财产专业性的实践需要,可以考虑在我国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引导公安机关采用金融调查手段对涉案财产展开侦查.面对区分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紧迫需求,法院可以以"差额法"为鉴,引入步骤明确、实操性强的涉案财产计算方法.同时,可以参考无法解释财富制度,在存在"性质不明"财产的涉黑案件中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转化犯及其立法例刍议

转化犯问题在我国法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目前,法学界对其概念、特征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转化犯的特征重在其法定性、罪质趋重性。加强转化犯及其立法例的研究,对我国的刑事司法具有重要意义。     

治理理论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本文探讨了何谓服务型政府。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了在治理背景下中国政府改革的总的方向和目标必然是服务型政府。治理理论为政府改革提供了良好机遇和有益视角,应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转变政府职能。本文试图运用治理理念来揭示和分析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出路。     

论英国的地方治理模式和挑战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发起了一场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地方治理运动。"撒切尔主义"的改革理念、以及众多学者赋予地方治理多样性、统治性、网络化和过程化等理论内涵,引导英国地方治理走向"私有化"、"授权型-社区治理"和"新地方主义"治理模式。在改革中如何超越传统去寻求地方治理的合法性,建构适应于新型地方治理体制的责任机制,提升地方治理参与主体的能力,成为当今英国地方治理面临的挑战。     

犯罪治理中的企业参与论析

参与式犯罪治理模式日渐兴起,企业的身影逐步出现在各国的犯罪防控活动之中.历史反复证明,有效地防控犯罪不可能完全凭借国家力量,而是应当积极借助全社会的资源(包括企业)进行综合治理,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断扩展也为企业参与犯罪治理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监狱机构利用社会力量开展帮扶教化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之后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罪犯的矫正活动之中.这类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企业参与犯罪治理活动有助于填补国家行为的空隙地带,提高了犯罪治理的整体效率,补充甚至增强了国家的权威.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反思与探索

作为一种当前备受推崇的新型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并不是万能的,它也存在诸多困境与发展瓶颈.剖析合作治理的内在缺陷及所处困境,可以提出有效的应对之策,即通过提高合作治理能力、优化合作治理结构、建构合作治理机制、培育合作治理文化等措施完善合作治理模式,从而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     

创新方法论

我们正处在创新时代。如果说 2 0世纪的 5 0 -6 0年代是讲求管理效率的时期 ,70 - 80年代是重视品质管理的时期 ,80 - 90年代追求的是“弹性工作制” ,那么我们现在则处于一个创新的时代 ① 。当今世界一切经济价值、经济增长和战略实力 ,实际上都来源于智力和创新。智力是创新的源泉 ,创新是智力的充分展现 ;创新离不开智力 ,智力通过创新而实现其价值。一、什么是创新方法论 ?科学哲学中曾涉及到两类方法论 :一类是科学研究 (或科学探索 )方法论 ;另一类是科学发现方法论。1 科学研究方法论科学研究方法论 ,简称科学方法论 ,有着悠久的历…     

论斡旋受贿犯罪

本文认为,刑法第388条规定可以称间接受贿或者斡旋受贿,不过后者更能体现该种行为的特性。虽然第388条的规定只是受贿罪的形式之一,但有必要将该条规定独立作为斡旋受贿罪。本条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当根据特殊关系说进行理解;而刑法规定“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值得研究;本条犯罪的主体应限定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内。     

公司治理、价值创造与投资者信心

在我国股票市场上,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司空见惯,不给投资者回报天经地义,这一切源于上市公司缺乏规范的治理结构。治理结构残缺或畸形,使公司价值一落千丈,投资者信心丧失殆尽。本文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后果及其危害作了分析,建议政府尽快修订和完善现行法规,以正本清源,改良股市“生态”,规范上市公司行为,使股市摆脱边缘化困境。     

环境犯罪论

环境犯罪是违反环境保护法,严重污染或破坏自然环境资源,使生态平衡、人身安全或公私财产受到威胁或实际损害,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环境犯罪形成发展的成因在于:当代人的逐利行为、环境法律的缺陷、环境行政执法机制的缺陷。入世后,环境犯罪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因而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控对策。     

执政论

执政就是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反映和调节不同群体利益的过程,是掌握这一领域(政治领域)的意思。执政必须具备某种性质才成其为执政,这种属性包含有合法性、权威性、公共性、公理性、政治性等。由于执政者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和行政两个方面,因此,执政与社会的关系界限和执政与行政的关系界限以内,就是执政的范围。从政策过程的基本视角看,执政是决定“做什么”问题的过程(即决策或政策形成阶段),完善这一过程的体制无疑是民主体制;而行政是具体“怎么做”或“如何落实”执政方针的过程(即政策执行阶段),这一过程的完善主要依赖于政府官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