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建构性话语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和平与发展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价值，是确保人类生存和生活需求得到满足的基本前提；公平与正义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是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的根本保障；民主与自由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价值，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世界各国自主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将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才能真正认清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政治祸心，推动人类社会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以“大统战+”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和世界发展战略的高度所提出来的新理念,为解决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云不散、区域之间文明隔阂与文明冲突依然存在、世界经济逆全球化思潮逐步抬头诸因素的影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诸多的风险与挑战。“大统战+”既能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资源充沛、联系广泛等独特优势,又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借助相关积极力量,其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着力形成“大统战+宣传”“大统战+文化”“大统战+经济”和“大统战+社会服务”等工作合力,推动世界人民勠力同心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主体响应能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重大时代命题的回答,需要全世界不同主体积极参与和响应。但是,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共时性矛盾、部分国家基于镜像思维导致的价值理念冲突、全球治理能力与现实诉求之间不平衡等因素,深刻影响着部分国家、政党、国际组织等主体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响应能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的行为实践,国际社会必须明确不同主体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强化核心主体的集体认同、增强中坚主体行为的定向凝聚性、推动国际组织体制机制变革、增强传播主体的正向驱动性等路径,最终发挥现实的人的能动性,有效改善并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响应效果。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实现人的本质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路径——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哲学的考察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潜存着实现人的本质的逻辑线索及其相应的价值旨归和实践指涉,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实现人的本质的价值遵循和实践路径。以人本逻辑战胜资本逻辑,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态全新超越,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强化的理论价值;针对国际社会“异化”症结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实方案,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发展的社会价值;在追求代际公平中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且充实的历史价值。通过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深化国际组织建设、促进国际秩序转型,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的个体本质、社会本质和“类”本质的实现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普遍认为，伴随着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时代。风险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类无时无刻不处于因风险而引发的生存困境与危机之中。风险社会具有世界风险的特点，对人类生存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中国思维、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其内在的逻辑。世界风险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成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是其生成的内在实践逻辑；人类对自身风险生存的自觉与反思是其生成的理论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是一种理论创新。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因而是治理世界风险社会的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类解放的终极形式，其最终实现必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为了尽可能贴近人类社会现实，早日求得“人类解放”，中国共产党极具洞见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虽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理想共同体，但却共同蕴含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的根本要求、“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的关键旨趣、“消灭现存状况的运动”的实践逻辑以及“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这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人类社会现实，共同构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前提和价值取向，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通达“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方案。     

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

追求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城乡融合发展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共同参与现代化建设并分享现代化成果。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个人与共同体的生产关系进行考察，科学揭示了共同体形态演变规律，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前者的进一步深化发展，为共同体构建提供行动指南。共同体思想与我国县域城乡融合存在契合之处，具有现实指引作用，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演进逻辑及当代意蕴

新时代“共同体”已然成为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确立符合时代精神的共同体意识。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作出的全新政治方略,既印证了现实呼吁,又体现了历史趋势。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构建经历了多次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其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为支撑、以共享发展理念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路径并且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目标。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信息化的浪潮之下,发展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任务十分紧迫。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阐释与中国方案

面对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的二十大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必须深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语境。既往的全球化建立在“虚假的共同体”社会生态基础之上,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身的社会生态系统,表现出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国家经济主权面临威胁、传统历史文化遭遇解构和生态环境陷入危机等一系列“脱嵌”问题。而作为“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全球共识性价值目标和典型的中国实践,注重构建国际经贸合作的社会生态,并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作为实施基础,能够为构建未来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基础提供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

作为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人类社会价值重塑和实践重构的双重使命。"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是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诉求的话语实践,始终围绕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旨义、建设"五个世界"实践目标和构建立体化的传播路径而展开。"一带一路"话语体系构建是推动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变革的中国探索,对有效促进中国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提升和"一带一路"实践进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与实践取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重申“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基于百年大变局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是一种日臻成熟的科学理论,符合中西方学者关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理想愿景。从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传播范式经历着“大众传媒扩散范式—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理念再生产范式”的转换。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已进入多元主体参与范式的媒介环境,在价值理念上从“以事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在传播渠道上从单向型转向多维型;在叙事方式上从事实型转向故事型;在话语策略上从独白式转向对话式。     

马克思的“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日益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于着眼人类的总体福祉,重新找回被遗忘的“人类意识”,形成共在共生的发展理念.19世纪中叶,马克思在回答“人类是谁”“人类将往何处去”这一时代之问时,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观照和价值关怀,这突出地体现在其“类哲学”上.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维度对人的类存在、类本质进行了规定,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角度探索了人的异化和扬弃、社会的分化和整合的进程,从而为今天守护人类的共同价值底线和重建人类社会的共同体秩序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基础.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处于马克思“类哲学”的思想延长线上.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人类社会发展所提出的一项全球性倡议与创新性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应对当前全球风险挑战的需要,更与世界历史从封闭、孤立走向开放、联合的规律性趋势相一致,是世界历史向更高阶段发展过程中一个可能的“过渡阶段”。在“过渡阶段”中,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间关系是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焦点所在,并集中表现为两制国家间关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对两制关系内在对立性的超越,在差异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中推动世界历史不断前进,促进社会主义蓬勃发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共产党宣言》世界历史理论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

《共产党宣言》在政治宣言语境中发展和深化了世界历史理论，分析了世界历史的内在矛盾，将之展开为“双重逻辑”即资本的增殖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权力逻辑。从当代视野看，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的对抗性，是全球混沌、世界冲突的根源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全球治理、人类共同命运等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上都具有深刻统一性。从社会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今阶段的客观要求。而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正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中，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得以彰显。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之批判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现象明显，这种批判话语将公共卫生安全、国际贸易、宗教信仰等非政治问题政治化，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中国发展对内展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和力量、对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论及其实践强化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防备和规制心理。拥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利用信息强权和话语霸权对华进行泛政治化批判，以期剥夺、打压我国正常发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中国的应对思路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落实“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践行，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以中国之治推动世界之治；利用好网络信息传播新技术，揭露西方批判话语的虚伪性，以贴合西方文化基因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演进与实践旨归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是全球化运动的客观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及提法都由来已久,但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提升和体系化构建,并使之成为指导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中国全球治理实践中不断由理论转化为现实,重塑了国际秩序与世界发展新态势,也使人类超越了从前各种自然性或自在性的共同体,走向一种更具开放性、自主性、建构性与自为性的新型共同体,尽可能自由自觉地把握自身命运。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智能时代“两个和解”思想的价值意蕴研究

“两个和解”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必然导致的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矛盾而提出的重大命题。“两个和解”的最终实现要经历曲折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推动“两个和解”的进程存在策略与路径的差异。“两个和解”在智能时代具有更加丰富的价值内涵,而全面加强和着力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则是实现“两个和解”的全新的实践形态。     

从疫情防控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族人民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是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巩固疫情防控的主体地位、奠定认同基础、提供集体依托等。疫情之下挑战重重,要明晰疫情应对中的制度优势,坚持从党的统一领导、全民参与、舆论引导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巩固疫情防控中的“巍峨长城”,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疫”。     

马克思的“类”概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类”概念是马克思早期分析人类社会的重要范畴之一，这一概念科学地描述了人的类本质与类生活、人与自然以及他人的类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重要内容与当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有诸多契合之处。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世界形势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从“类”概念的角度深入思考社会现实中可能呈现出的各种异化状态对于反思与扬弃这些异化，达成人的自由与解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