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的实施难题与破解路径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主要目的和最大特色就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稳定承包权,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独立出来使之放活,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然而,放活农地经营权,涉及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利关系、土地经营权是否可以抵押、土地流转方式对抵押的影响、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抵押风险等一系列政策、法律和实践操作难题,只有采取有力措施破解这些难题,才能推进"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浅论"三权分置"背景下农民利益保护机制的构建

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是对以往集体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二权分离"的农地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是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努力方向,也是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农地的产权制度内在的缺陷导致了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也致使农民切身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土地权益严重受损,既影响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进程,也延缓了农业现代化步伐.因此,需要从保护农民承包权、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构建农民突出补偿机制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从而推进农地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基础模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今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制度条件。“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成为未来农地流转的基础模式,即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实现土地的“成方连片”,农户对承包权的保有以实现财产性收益。从法理上,以“经营权流转”为基础的流转方式能够适应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股份合作社、土地信托等典型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也能够化解在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与农民失地这一矛盾。     

土地经营权的权利属性探析——兼评新修订《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

土地经营权是承包地"三权分置"政策中提出的概念,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将其法定化,但未明确其权利属性是物权、债权或者物权化债权。土地经营权的债权说、物权化债权说在解释论视角下无法全面实现"三权分置"政策的预设功能,用益物权说可弥补二者的不足,因而具有理论优势。土地经营权应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以出租等方式产生的债权性农地利用权不属于土地经营权。借助于民法典物权编立法之机,应当明确土地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权利内容与风险防范

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进程中,我国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突破"集体所有权—承包经营权"的结构而自发形成了"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结构,实现了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第二次分离。新的权利结构在政策层面已得到肯定,但法律层面的支持尚且缺位。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农地承包经营权分离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后,承包权应主要包括承包地位维持权、分离对价请求权、征收补偿获取权、继承权、退出权等内容,经营权则主要表现为对承包地的自主生产经营权和对经营权进行抵押、入股等处分的权利。为了防范经营权一权独大甚至吞噬所有权和承包权,农地"三权分置"中应当严格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坚守农地用途,合理控制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期限、分离价格和流转规模,防范农地"非农化""非粮化"流转,并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进行确权登记,实行农地经营权登记生效主义。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土地信托法律关系构造

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既不可能在法律上分离出承包权和经营权,也不能派生出其他用益物权,进而土地信托财产权不可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信托是土地所有权人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形成的法律关系,信托财产是所有权人以信托合同设立的土地信托经营权。土地信托经营权是集体土地的一种经营模式,在法律性质上属于用益债权。土地信托法律关系的委托人、受益人、受托人分别为土地集体所有权人、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信托公司。土地信托的设立与运行需要明确法律程序,保障受益人成员权的具体化实现,同时保障受托人的信托经营权。土地信托模式下,土地证券化是第一步,而进一步探索农民股东化是题中应有之意,是农业供给侧改革的重要路径。     

物债松动视角下的土地经营权构造:分离与新设之间

新中国土地政策从人民公社、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向三权分置的演进,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的要求.然而,效率驱动下的"三权分置"并没有完全解除对土地流转的限制.我国宪法和土地政策都要求土地经营权必须在与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承包权形成稳定三角架构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其权利构造.而基于传统的"物债二分"思维,无论是片面赋予土地经营权物权抑或债权属性,都不能在顶层设置上完全实现促进土地有效流转的目的.只有在权利的分离与新设之间构建承包地流转与保障的平衡机制,才能建立起土地经营权的法构造与"三权分置"政策目的之间的有效联系.     

“三权分置”下农地权利性质与权能安排——基于法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分析

农地“三权分置”是中国深化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亟需在统筹法学和经济学观点的基础上，完善司法解释和政策设计。法学解释强调所有权优先，经济学解释强调经营权可交易性和相对稳定性，两个学科对农地权利的解释存在差异，也存在平衡点。本文提出农地的“三权”的权利性质可解构为“所有权—兼具成员权属性的用益物权—次级用益物权”，其权利体系安排为：所有权是一种上位权利，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的财产权，用以保护成员按份共有集体土地、享有农地流转和转用增值收益的权利；承包权是兼具成员权属性的用益物权，是农民关于农地共益权和自益权实现的载体；经营权是次级用益物权，应完善其权能并防止过度资本化。     

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对策与措施

当前影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村土地产权的清晰性与稳定性不够.建构清晰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应进一步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权能,赋予承包者完整、稳定的土地承包权.另外,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体系,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长效机制,也是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举措.     

我国涉农民事权利入民法典物权编之思考

农民集体所有权立法,应明晰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客体和权能、农民集体的组织形式、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得丧变更和权利行使与救济,同时依法认肯农民集体统一经营的法律地位。集体所有权的完整权能赋予、农地流转导致的规模经营、"三权分置"下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是构建新型土地承包经营权时必须面对的现实内容。宅基地使用权的立法改革,亦当以宅基地使用权的得丧变更为逻辑进路,立法重点是对宅基地租赁使用权予以体系化之制度设计。     

小议“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关于“政治权力”的一项基础性研究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政治权力,它既可以表现为既定政治体制的制度化规定,也可以表现为一定政治主体在既定政治体制环境下的具体运作的动态过程.从经验主义和规范主义出发,从形式层面对政治权力作二元界分,即划分为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并作深入分析、探究,不仅必要而且具有现实的意义.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既有联系,更有区别.二者的现实作用既有对立冲突的一面,又有功能互补的一面.     

德沃金"权利论"解读

德沃金认为,在英美政治社会中,法律的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而是源于人们对它的特殊的尊崇。这种尊崇的根源是权利,因权利使法律自身获得了道德性,而道德又给予了法律特别的权威,也给予了我们对法律的特别的尊敬。德沃金的权利论是在批判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其用权利独到地解决了占支配地位的理论所不能解决的法律的有效性和法律的发展问题。德沃金所讲的权利是宪法中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德沃金看来是道德权利,而且是针对政府的道德权利。德沃金认为,在所有的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平等权利,政府应该平等地对待其治理下的每一个人,不应该有所歧视和区别对待。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正是德沃金权利论的核心所在。针对当前中国不断凸显的社会公正问题,德沃金的权利论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穷人经济学"的健康权透视: 权利的贫困及其治理

舒尔茨的"穷人经济学"为"和谐中国"建设打开了一条历史与逻辑地考察贫富问题的通道。"穷人经济学"的中国式借鉴,为我们剖析特定境遇下的收入分配制度及其演化而成的贫富分化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穷人经济学"与健康权的对接,为我们在"健康权是一种基本人权"的命题下,严肃审视其中具有标本意义的穷人的健康权问题提供了新的范式。从权利贫困观到强化穷人的能力建设,既是现代文明的映照,又是时代发展的升华。旨在使穷人获得、巩固和扩展其健康权的能力建设,本质上就是国家制度特别是分配制度设计优化和建设强化的过程。     

“主体”的虚拟与“权利”的缺失——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研究

农村出现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名不副实,而集体土地所有权虚拟的深层根源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基本矛盾——农民个人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非土地所有者,即集体"主体"虚拟。集体权利主体的多级性法律规定,集体行为事实上被"代理人"的意志支配,以及承包经营权、国家行政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蚀等导致集体土地权利的缺失。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选择是设立农民集体大会,重塑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     

“信息”与知识产权对象

"信息"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信息不应是信息论意义上的信息,而应是控制论意义上的信息,即具有"同型结构+意义"双重结构.这有其法学上的规范意义.具备"源于人、有价值、法定性"条件的信息即可成为知识产权的对象.     

春秋时期“左”“右”职官尊卑考辨--以《左传》等史料为考察依据

方位词“左”、“右”在封建等级社会中被赋予上下、尊卑文化色彩。同样,其组合成的各类左、右职官必然具有尊卑、大小的文化内涵。春秋时期虽然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官吏制度,但许多诸侯国的职官名称中却大都包含方位词“左”、“右”来表示其职位与权力的高低、贵贱。依据《左传》等有关史料,分析和考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以及各个时期尚左、尚右的文化心理及其职官尊卑状况。周王室、郑国、晋国、齐、郑国、鲁等官职以右为上;宋国的官制尊左、尊右因时世不同而有变动。     

对“无限防卫权”法律规定的反思

我国新刑法关于无限防卫权的规定有悖于权利有限说 ,容易弱化对不法侵害者应有合法权益的保护 ,诱发更严重的暴力犯罪 ,导致防卫人与犯罪人两败俱伤的结果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防卫权发展的总趋势。在司法实践中 ,应限制这一权利的行使。     

再议"普世伦理与民族文化话语权"

在一个价值多样、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里,普世伦理的建立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更现实的意义.道德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普世伦理寓于各民族、各社会、各国家的具体伦理之中,而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难题、多样的民族文化需求又为建立普世伦理提供了文化资源和内在驱动力.但是普世伦理也有其基本的边界,这种边界就是,在尊重人类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和价值选择,尊重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话语权.     

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之声——评《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语义分析》

在20世纪的西方法学中,"权利之声压倒一切",至今权利问题始终是其政治辩论和法律生活的主题.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行政法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也取得了诸多成就.在行政法主体研究领域,《行政相对方权利的语义分析》一文突破传统的行政法学研究模式,以行政相对方权利为视角,对行政相对方权利这一行政法的基本范畴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构建了行政相对方权利的理论体系,弥补了传统行政法学研究的空白.     

"可行能力"与中国少数人权利之保护

用可行能力可以分析少数人的权利内涵,可以解决少数人权利保护中一些理论争议,在少数人权利研究中有着诸多的可能贡献。可行能力兼具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价值;直接表征了少数人的全面自由,他们的可行能力的实行不受他人的干预;可行能力也许还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平等保护与多数人权利之保障的问题。国家、多数人及少数人自身应是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主体,言论自由、经济条件、文化多元、宗教信仰自由等可作为中国少数人可行能力的培育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