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

当前,面对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所面临的挑战,广西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应对措施,但是还存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主要还处在政策阶段、缺乏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广西应重点解决资金、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等问题,从立法的模式和层级、立法的内容等方面加强立法。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立法问题研究

各国都十分注重加强能源立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在出台专门的"气候变化法"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构建和完善以正在制定中的<能源法>为核心的能源法律体系,成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制度路径.作为能源领域的基本法,<能源法>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法律体系中具有引领和主导、衔接和协调的制度功能.在<能源法>中,我们应当坚持"能源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设计安排能源环境保护的制度内容,体现和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价值目标.     

生物多样性适应气候变化法律问题初探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有减缓和适应两大类,面对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适应气候变化已经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尤其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无法回避.生物多样性问题如何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各国国内法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法律、法规虽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有所规定,但是法律法规的指导思想、实施机关、实施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需要在战略思想、法律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做好准备.     

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立法

能源的利用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很大的联系,低碳经济理念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碳排放高居不下的问题。在低碳经济时代,中国的能源立法应该作出回应,以生态化为目标,以低碳化变革为路径,并从传统化石能源立法和新能源立法方面做出不同应对。     

论气候变化法的科学基础——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

社会建构因素削弱了气候变化法科学基础的确定性,并导致国际气候变化法表现出目标分散、减排方案过于弹性、软法化倾向加剧等问题。因此有待从事实性因素、主体性因素、制度性因素方面强化对气候变化法科学基础的认知,使气候变化法的科学基础从自然科学界和官方的科学结论真正转变为公共信念,从而进一步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使国际气候变化法实现以下转向:第一,立法目标更集中于应对气候变化本身;第二,确立自主贡献与强制性义务相结合的减排方案;第三,在强化遵约机制的基础上消减软法化倾向。     

低碳城市建设与《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低碳城市建设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战略措施。低碳城市建设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有序推进。以法典模式制订《低碳城市建设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尚欠缺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框架法模式制订《低碳城市建设法》或《气候变化应对法》或在单行法模式下设计低碳城市建设相关制度,均要求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时从立法名称、法律原则和基本制度等方面回应低碳城市建设的制度需求。     

南南合作视角下“中非合作论坛”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和特点

“中非合作论坛”历来关注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可持续性发展议题,“中非合作论坛”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方式和特点,是世界看待新时代南南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会议通过的《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是中非在共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议题下就自身发展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题提出的重要举措,也是中非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性立场,更集中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中国与非洲在“中非合作论坛”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路径,体现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价值,也反映出中非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趋势。“中非合作论坛”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既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特点,也体现出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议题下的国际合作趋势和价值导向。     

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适应行为：山东证据

国内外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对山东省齐河县小麦主产区3个镇301户农民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和适应性行为的实地调查表明,87%的农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48%的农民主要采取了调整农时、增加投入、调整作物品种等主动适应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依靠以经验判断为基础的农民认知气候变化及其风险,不能满足适应气候变化的需要。为此,必须发挥政府在教育、宣传、指导等方面的作用,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行为的合作。     

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处理的中国方案探讨

国际法上的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问题由来已久。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针对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问题讨论的不断深入,该问题已经从对适应机制和减缓机制的依赖中独立出来,成为国际上应对和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独立机制。当前,国际上对于气候变化损失损害的讨论存在三个层面的争议,我国应当结合自身国情和实际诉求选择相应的立场。一方面,应当从国际、国家、地方及个体多维层面出发,构建整体性的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预防机制,提升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和预防能力,减少潜在损失损害。另一方面,应当积极构建由保险、基金和临时性援助组成的综合性救济机制,以确保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救济各类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经济与非经济类损失损害。预防机制与救济机制彼此辅助、互相支持,共同建构起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处理的中国方案。     

国际气候变化博弈与我国适应性的经济政策研究

由于各国利益的差异性,国际气候变化博弈主要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三个层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居于核心位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集中在减缓方面,且进展缓慢,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非常重要。经济政策可以影响和优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我国应该制定有效的财政、金融和产业政策,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