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模式创新与制度保障

西方国家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证明,政府、企业与非营利组织是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三元主体.为充分发挥中国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有必要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制度化模式.本研究根据我国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状况及其制度环境,提出了"政府主导、项目带动、网络联动、整合发展"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创新模式;并从登记制度、扶持机制、志愿参与、社工人才建设及评估机制、监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的六项制度保障措施.     

社会组织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综述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重点研究领域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前人通过对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学理研究或实践总结,提出大量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历程回顾、研究范式、存在局限及未来发展方向的观点,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经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本质上在于政社关系,关键还在于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尤其在灾后重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其参与灾后社区治理的深度,更直接影响社区灾后重建的结果,而要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基层社区的多元治理,则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摸索出一套合理有效的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苏州路径”

多元共治是当下社区治理的基本趋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社会组织应当根据自身与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及其角色定位,明确社区治理参与路径,既要以载体本位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区治理,也要以参与者身份诉诸各主体力量,寻求参与的路径支持,从而提升其参与社区治理效能。通过多方联合,苏州市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功能定位、发展战略、参与模式、服务机制等方面已有初步的路径探索,但也面临着社会认同度不高、主体意识不强、社区治理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实困境。对此,需要在夯实多元共治的基础上,多层面、多维度对社会组织的社区治理参与路径予以优化。     

新时代西藏社会组织培育:功能、困境和路径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组织是国家治理机制建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西藏自治区是我国反分裂斗争的前沿,面临的社会治理情况复杂。一方面,社会组织具有推进西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功能:它是西藏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内生动力,有利于摆脱多重发展困境的现实诉求,探索本地社会组织培育的在地化尝试。另一方面,西藏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现实境况主要是缺口巨大和偏向性生长明显。本研究认为,西藏应始终坚持以提质增效作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策略,完善党建工作机制强化社会组织的政治可靠性,优化制度环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完备性,拓宽参与路径促进社会组织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耦合性,推动健康有序发展的社会组织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城市夹缝空间的绿色力量: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生长的社会政策逻辑

社会政策强调社会福利的给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环境公共福利的供给日益成为影响城市和社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应运而生,作为保护城市生态与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社会组织,其增进社区环境公共福利的作用值得关注。本研究选择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南京、上海、杭州三个城市为研究个案,深入分析环保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现状、成长中的制约因素及其功能与作用。针对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成长缓慢以及与政府建立的非对称资源依赖关系的现状,提出加强环保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建立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等对策,促进环保社区社会组织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再组织化：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联结与互动——基于对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调研的思考

再组织化是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社会重新组织的过程,体现社会自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城市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即在社区引导下居民自主、自愿形成各种组织的过程。浙江省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治理揭示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特征,即社区社会组织蓬勃发展,丰富了居民社会生活,创新了社区互助服务模式,在参与公共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组织化有利于促进基层社会的结构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赋权机制、自下而上创新驱动机制和基层社会整合的社会资本机制来实现的,并具有协调可持续性。     

机制创新: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反思与出路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机制创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科学分析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以机制创新推进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创新宣传机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思想保障;创新治理机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创新投入机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创新治理机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创新动力机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提供主体保障.     

从美国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经验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网络化合作治理的经验在于:以政府再造过程为动力原点,社区自治为平台,非营利组织体系为经纬线,建构从公民个人到社区组织,从地方政府到联邦政府等多重社会主体,扎根于基层社区,联接于非营利组织网络,以基层社会需求为重心,平等合作,形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的多重网络,以替代官僚制支配、控制之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单一化、垂滴式的模式.对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启示在于:以政府重塑的过程,向基层社会授权,推进民间组织生长,建构中国的网络化社会合作治理格局.     

社会管理与政府能力建构

作为主责人类权威性价值分配和管理公共生活的组织体系,政府的能力建构永远与其价值分配导向确立、职能实现以及治理绩效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和回应公共问题挑战,能力建构为政府破解各种困局、满足民众需求、履行公共职责提供了有力的改革思路和策略;另一方面,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定位体现了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和依据。中国政府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管理职能的诉求,实现社会管理职能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而政府建构并发展与社会管理责任相适配的能力,是完成职能,达成绩效必需的基础条件。基于此,本文阐述了政府能力建构内涵、社会管理中政府能力建构的方向与依据、社会管理三个层次的政府能力建构等三个问题。     

合作治理视野下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探析

在现代社会中,失业、贫困、环境、卫生、安全等社会问题日趋显露并困扰着各地政府,大量的社会事务已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能力。在合作治理视野下,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成为推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型社会管理是地方政府基于环境的外部激励以及自身的合法性困境,为了提高地方社会管理效能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可视作地方社会管理的模式创新;其内涵属性表现为以善治为价值追求,本质是公共权力的理性成长,实现了地方社会管理精细化;其现实效应体现为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民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从而有力地增强了地方政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认同。     

契约环境、社会资本与农合组织形式

本文把农合组织的行为抽象为农户和企业的二元博弈,分析了在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农合组织的产生、多样性及其内部治理结构的演化。研究结果表明:契约环境和社会资本之间是互补的,它们共同制约了农户和企业的策略选择;农合组织的存在性和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大小,尤其是在契约环境较差时;契约环境的变动,会影响发起人和参与人的分成比例,即影响农合组织治理结构的演化。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国家逐渐从社区公共服务领域退出。然而,在当前社区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多样化和精细化的背景下,有限的公共服务供给与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成为必然。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中扮演着服务提供、价值倡导、资源整合、沟通平台的角色,但同时也面临着合法性、信任和资源缺失、能力不足等问题。应从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三个层次同时着手,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     

论权力的合法性与组织结构变革

权力的合法性是指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统治的认同。权力的合法性不仅源于产生权力的资源或制度,还包括了对权力的价值认同和权力运作效果的接受。权力被合法化以后,权力的运行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但是,合法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它与特定的环境相联系,即便已合法化的权力也会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原有支撑合法性的基础发生变化,不再为合法性提供支持,于是便出现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是变革的起点,为了重获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对原先的权力分布进行调整,权力分布的重新调整过程必然引起组织结构的变革。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新时代随着社会组织领域的基本法律体系逐步完善,社会组织治理逻辑从“合法生存”向“有效治理”转变。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中的效能增进是新时代实现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是我国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目前仍处在摸索之中,加上传统弱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社会组织党建在实践中面临认知、结构、功能和资源等方面的有效性困境。妥善应对这种有效性困境,不仅是新时代全面落实从严治党、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新发展阶段实现社会组织有效生长繁荣和有序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格局的策略选择。为此,应通过价值重构、结构吸纳、功能共融、资源聚合等路径,助推党对社会组织的有序治理,让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起来、转起来、活起来,摆脱社会组织党建的有效性困境。     

互惠式治理:社区治理的日常运作逻辑

随着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环境发生显见变化和国家治理策略的适时调整,依靠各种联结纽带、资源共享、利益往来、情感体恤等因素构成的利益互惠、情感互惠、邻壁互惠、同构互惠等互惠式治理在社区生活中不断显现。客观存在的"半熟人社会"、历久延续的"单位记忆"和错综复杂的社区权力结构,构成互惠式治理的社会基础,对社区秩序的追寻和不容回避的互惠互利取向则构成其生成逻辑。建构协商合作型社区治理体制不仅仅具有理论层面的建构性,而且具备实践层面的客观需求。     

社会组织参与藏区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角色探析——基于青海藏区的调查

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之一的地位逐渐得到认可,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也逐步得以发挥。由于藏区自然地理、经济发展、人文社会等特殊环境的影响,使社会组织在藏区社会治理中呈现出显性、隐性的多重化角色。其角色的精准定位及不断优化,对于藏区社会治理成效的提升无疑有着积极作用。在其角色实践过程中,必须解决好适应当地发展环境、实现本土专业化、社会组织作用的理性认知、引导传统社会组织的转型发展、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等难题,才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藏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再造社会组织

政府在社区建设中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再造了大量的社会组织承担社会服务,这类再造社会组织在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社会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政府提供资金,民间组织提供服务的委托经营模式.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体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国家社会化治理的尝试,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但这一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运作过程中依赖政府,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表明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官办社会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技术,进而促进了社区和谐.